为了帮助更多的山里孩子，徐本禹发起成立了“恒爱”基金。这个基金以他的2400元奖学金为底金，接受社会各界捐款。
他希望得到母校的进一步支持，就先后给华中农业大学团委时任书记杨少波写了三封信，报告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大石小学的困难情况，并希望母校伸出爱心之手，帮一帮山里的孩子。
徐本禹第一封信是这么写的：
这学期要忙一些，平时除上课外，还作了几场报告。有一些是团委安排的，一些是学校请去的。原来我不喜欢去作报告，总以为这是一种张扬，后来反过来想了想，只要对自己不放松要求，通过报告让其他人了解山区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现状，奉献一份爱心，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4月上旬，我去大水乡作了一场报告，看了两所小学。其中一所叫大石小学状况比原来的岩洞小学还要差，教育破烂不堪。这所学校也许就是我下半年要支教的地方。暑假我想回一次母校，也很想家，不知道家中一切可好？
三天之后，徐本禹应邀去另一所学校参加六一儿童节，回来后又写了一封信：
6月1日那天，我去看了一所小学，与猫场镇相距有10公里左右。其中有一半的路连摩托车也过不去，只能步行。老百姓给别人背100斤东西到10公里外的猫场镇去卖，只能挣4元钱。当地也没有办法运煤进去，只能人工背，我心里很难受。对比他们，再想想那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怨言。
自己看到这样的现实多了，心里沉甸甸的，压力也很大，总想帮一帮山里的孩子，有些学生太可怜了。现在我比以前更瘦了，也比以前成熟了些，也“老”了些。
我真心希望母校能够伸出爱心之手，帮一帮山里的孩子！只要每年全校每一位学生和老师捐一元钱，就能够让很多学生上学！每一位学生和老师一年只需要把旧书、旧杂志集中起来，按一个人一年卖1.5公斤来算，又能够让多少孩子重返学堂？
又是三天之后，徐本禹经过深思熟虑，把自己希望学校帮忙解决的问题归纳了一下，再次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重点谈了三个想法：
第一，能不能通过校团委借我5000元钱，我担心我下一年的生活费不够。这一学期省团委每月发500元，我能省就省，想用来资助50名学生，减免他们的学费。前几天问了下学校的其他部门，说贷款不能贷了。第二，能否在我回汉后，学校每年再选派2－3名志愿者继续支教，人选可以是考取研究生的或想留校工作的学生干部。一年的时间不长，但对各方面都是一种锻炼，一种提高。第三，我想问一下，看一看有没有企业想找爱心大使，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山里的孩子。
另外，学校能否把我的事迹材料送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参加每年一度的消除贫困奖评选。我不是为了荣誉，只是为了能够得到资金好用来资助学生。我知道这个想法不对，但现在只能这么办。
徐本禹写完这封信已经是6月5日凌晨。他的心情很忐忑，不知道这些努力会不会有结果，久久没能入眠。
6月5日是周六，徐本禹一大早就起了床。他要去一趟猫场镇，尽快把信发出去。
这三封信看似写得随意，实际上却是徐本禹从个人支教走向呼唤爱心的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三封信飞向武汉，在华中农业大学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就像亚马逊流域的蝴蝶扇动翅膀，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掀起了一场风暴。
华中农业大学团委领导很快收到了信，看后很重视，转呈了学校主要领导，引起了领导们的极大关注。学校党委书记李忠云教授说：“要去人看看，支持徐本禹。可以给点钱，把小学的校舍修一修。作为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应该为西部基础教育做点事，这是大学的社会责任。”
大水彝族苗族布依族乡是2001年新建的民族乡，位于大方县东部，距县城67公里。全乡总人口126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占76％。全乡耕地面积12300多亩，主产玉米、马铃薯、大豆、烤烟，但平均海拔1600米，属喀斯特地貌，农作物产量不高。乡镇经济十分落后，全乡人均收入不到500元。除乡政府外，全乡各村都不通电话，大部分村没有通电。通往县城的公路属于机耕便道，路况极差。
大水乡共有14所小学，其中公办小学3所，村办小学11所，私办小学4所。全乡在校小学生2340人，教师103人，其中正式教师仅54人，而初中或高中学历的正式教师占了40%。代课教师以初中生为主。每个小学生每年缴纳学费、杂费、书本费140元，但仍有不少农户无力缴纳，致使孩子辍学。
大石村距乡政府所在地18公里，当时没有公路。全村村民主要是彝族，另有两户布依族，年人均收入仅200元左右。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和马铃薯作为口粮，但地里的收获往往不够吃，要靠养猪养鸡或者去小煤窑背煤挣点钱。
大水乡的街道
然而，大石村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大石小学建于1943年，原名“国立大石小学”，已有60多年历史。大石小学唯一的“教学楼”就建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已摇摇欲坠。6个年级共6个班的110名学生就在这栋老房子里上课。
大石小学属于村办小学，国家没有一分钱投资。教师只有初中学历，每月工资110元。但因不少学生拖欠学费，这110元只是一个政策数字。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国民党还能建这样一所小学；如今解放这么多年了，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把它搞好呢？”这是当地村民很多人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帮助这所学校的意义就更大了。
2004年5月1日，大石村村委会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发动全村捐款，隆重庆祝六一儿童节。全体村干部、党员、教师纷纷慷慨解囊，募集了500多元钱。孩子们排演了文艺节目，过了一个欢乐的节日，也给偏僻的山村带来了欢笑。
一个多月后的6月26日，华中农大的彭光芒教授和范敬群老师来到了贵州省大方县。他们考察了猫场镇狗吊岩小学和大水乡大石小学，还看到了那张褪色的募捐启事，深受震动。
让两位大学老师深受震动的，不仅是大石村的贫穷，更重要的是当地老百姓同贫穷进行着顽强搏斗，特别是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渴望。他们的黑板很小，是因为粉笔很贵，他们就不要太大的黑板，不要老师太多的板书；课桌随时都会倾覆，但孩子们早已习以为常，只有能念书，什么困难都可以不在乎；楼房随时可能坍塌，但只要不塌，只要还能念书，即使身处危险也不当成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内心驱动着他们，既是如此恶劣的环境，也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们，使他们如此渴望知识的滋养？
两位老师立即将调查情况报告了华中农大党委和领导。在考察报告中，他们写道：“大石村民风淳朴，有尊师重教传统。村办小学年久失修，摇摇欲坠，教室间用竹篱隔断，透光透风。屋顶大面积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纸板遮雨。地板早已磨得凹凸不平，四处开裂，嘎吱作响，走在上面令人提心吊胆。教室里光线昏暗，课桌残缺不全，不少学生用破木板搭在两端的课桌上，挤在一起上课。黑板小而破旧。在这样的教室里，孩子们学习认真专注，书声琅琅，响彻山野，闻者无不动容。”
华中农大两位老师还没离开大方，校长张端品教授的电话就打来了。张校长说：“学校已经做出决定，捐助8万元帮助徐本禹，用来为当地小学修建新校舍。”
大方县党委、团委负责人听说后，都明确表了态：尊重徐本禹的意愿，不管他在大方县哪儿支教，都坚决支持。
徐本禹很高兴，这是他通过努力为大石小学争取来的，是他第一次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他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
“志愿者应该成为一种桥梁，一种纽带，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志愿者的作用和价值，意义才会更大一些。”徐本禹说。
（摘选自本人作品《为了山里的孩子》，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