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功绩而言，道光在清代诸帝中的名次绝对是排在后列的，但实事求是的说，在自我约束和自我修养方面，历朝历代能做到像他那样的还真不多。终其一生，道光帝都克勤克俭，严于律己，在位三十年，从不花一两冤枉的银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光帝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然而，道光帝毕竟是一国之君，对他的评价显然不能和普通人沿用一个标准。对于一个执掌最高权力的帝王来说，其个人的见识、谋略、才能远比个人品德和操守要重要得多。而在这方面道光帝正好相反，德有余而才不足。
史料中关于道光帝的节俭流传着许多故事，比如他吃饭只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打满补丁的衣服；吃个鸡蛋都嫌贵要考虑再三；皇后过生日也只是宰一头猪，赏赐大臣一人一碗炸酱面。这副场景，勾勒出一副活脱脱的“吝啬鬼”的形象。
堂堂的大清皇帝，一天到晚只算小账，打小算盘，纯然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小男人，经常只关心一些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对一些事关国家兴衰成败和长远利益的大事却目光短浅，更无熟虑，缺乏胸有成竹的应对之策。因此后世对他的评价不高，近代著名作家蔡东藩先生就有一句很精辟的评价，认为道光帝“徒齐其末，未揣其本，省衣减膳之为，治家有余，治国不足”。
其中“治家有余，治国不足”是点睛之笔，可以作为道光帝的总结。“治家有余”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是道光帝的强项，我们要说的是他的“治国不足”。纵观道光的一生，有两件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上明显应对失措，处置不当，缺少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高瞻远瞩。这两件事一为鸦片战争，二为选立储君。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大清帝国的耻辱，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其罪魁祸首当然是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对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道光帝虽然忧心忡忡，寝食不安，也一度严厉禁烟，痛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是这时的大清朝堂上，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英国来自何方，更不知道殖民主义为何物。
身为一国之君，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既无知人之明，临危又无应变之策，以至战守茫然，应对无措，面对英国人的侵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只有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除了割让香港和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外，还有赔款白银2100万两。平时省吃俭用，连个补丁都嫌贵的道光帝，临了还做了这么一笔亏本的买卖，可以想象，他有多痛心疾首。
其实，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于大清来说也未尝不是好事，这个时候只要道光帝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开放门户，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那么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可是道光帝偏偏连这个勇气都没有，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思进取，只是表示出一副愧对列祖列宗，死后无颜供奉太庙的姿态。近代中国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最终沦为刀俎上的鱼肉。
在立储方面，道光帝也是犹豫不决，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诉之间拿不定主意。尽管说奕詝占有嫡长的优势，但无论是文才还是武功，奕诉显然更具优势。何况清代历朝皇帝立储，都不以立嫡立长而以立贤为标准。
应该说，道光帝虽然平庸，而且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迂腐，但应该还没有迂腐到不识贤愚的地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应该是很清楚两位皇子的才能的，他在心里更倾向于奕诉。这从后来的遗诏中也能看出端倪，他立奕詝为皇太子的同时，也封奕诉为亲王。
史料记载，道光帝最终选定奕詝，是因为他在道光帝特意安排的两次特使考试中胜出，一次为“南苑校猎”，另一次为“皇宫问对”，关于这两场考试，想必大多数人都了解，这里就赘述了。需要提出的是，正是这两次考试，让道光帝一度难于取舍的天平自此向奕詝一方倾斜，并由此决定了奕詝与奕诉的命运，也同样决定了大清的命运。
道光帝死后的谥号为“成”皇帝，这个“成”字笔者不知是何意思，只能粗浅地认为是成功、成就的意思。可从道光的身上，真是没有发现他有那一点是成功的，清代十二帝中，也只有道光帝的这个谥号是最名不副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