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读书的寺学
高僧大德出世最多的朝代，可能就数唐代了。诸如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著名天文学家一行禅师、六次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华严宗开创者法藏大师、净土宗祖师善导大师、书法高僧怀素大师、高僧万回与《全唐诗》僧人诗收录最多的邢台籍诗僧寒山（附拾得诗）。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中将寒山、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的三位白话大诗人。寒山与其他有过交集的还有赵州从谂和尚、沩山灵佑、唐末五代时期画僧、诗僧贯休及道教大德徐灵府等。
唐代能出现这么多的高僧大德，这是与当时的某些机缘与教育环境是有关的。唐代非常重视教育，在教育上，虽然提倡道教，但也非常重视佛教及其佛教的教育环境。
唐代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官学和私学，私学又可分为家学教育、私塾教育和寺院教育等。在众多教育类型中，寺院教育无疑是唐代教育中最为独特的一种。“寺院教育”最初是一些士子为避战乱寄居佛寺，习业授徒；后来，出现了由佛寺管理的民间寺学。
东晋以降，有不少士子在寺院读书习业。《新唐书·五行志》载，唐中叶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遭到极大破坏，政治环境恶劣，时局动荡不安，学校教育因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制，官学逐渐式微，大批儒生士子离开学校，就读民间私学，为士子习业山林寺院提供了有利契机。
再者佛教寺院环境幽雅，古朴雅致，适宜学子们陶冶性情，悟发灵性。加之禅师名僧兼通经史，学识修养较高，能受到他们的点拨，对于学子们大有益处。且寺内藏书丰富，除了佛教经卷之外，大多数都是四书五经和儒家经典书籍，包括历史天文地理，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有助于士子读书习业。所以当时无论是高门子弟，还是寒门学子，都乐于在佛寺内读书习业，寺学蔚然成风，成为唐代文人喜闻乐见的一种学习方式。如唐代文人郑虔早年十分贫寒，学书无钱买纸，见慈恩寺内有柿叶数屋，遂借居寺内，取叶练字，最终学有所成。随着寄学规模的扩大，逐渐演变为由佛寺管理的寺学。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唐代教育体制和管理制度》论及：唐代佛教发达，寺院众多，又多在山林间，很多僧人也颇有学问。不仅能与文人探讨学问，有的还能指导文人学习，成为其良师。王尚林 《唐代私学考》也提到士子“习业山林寺院”。诸如王建 “对坐读书终卷后，自披衣被扫僧房”和李硕 “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 。描写在山寺中读书的诗文，在《全唐诗》中不胜枚举。唐代的寺院有很多高僧，这些高僧知识渊博，引来很多士子、名士与其探讨学问，并成为其方外友。
清·褚人获《坚瓠集》载：唐长安举子，六月后落第者不出京，刹口过夏，借净坊庙院做文章，曰夏课。时语曰：槐花黄，举子忙。唐翁承赞有诗云：雨中精点望中黄，勾引蝉声噪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描绘出了唐士子于山寺读书之勤苦。
如此，再加上朝廷奖掖，大起浮屠寺，不但和合了寺院与儒教及世俗，同时也使佛教于唐代趋于鼎盛。自“会昌毁佛”或“会昌法难”，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以及招提、兰若等四万多所，唐代的寺院教育才衰落下来。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造就了一批儒学、佛学贯通的高僧大德就不足为奇了。史书没有记载寒山进寺学读书，但从他的三百余首诗作来看，他的儒学、佛学功底非常深厚。尤其如诗［69］：
“有人兮山陉，云卷兮霞缨。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难征。
心惆怅兮狐疑，年老已无成。众喔咿斯蹇，独立兮忠贞。”
项楚以此首为楚辞体，昔人于此诗的评价甚高，以为无异离骚也。诗学兴盛的唐代，诗僧中，寒山、拾得、皎然、王梵志、贯休、齐己，等名家齐聚诗坛。其中，雍正皇帝曾敕封寒山、拾得为“和圣”与“合圣”，这也是“和合二圣”的源头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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