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烽火台
王阳明的心学与释迦牟尼的佛学，都是传统文化里面内容广博的学问，都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两门学问不但对世界和人生有深刻的阐释，里面都涉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的心灵的修炼。
的确，人活在世界上总是要修心的，从幼儿时期的简单幼稚到进入社会的心智成熟，无一不伴随着心灵的修炼。吃饭、睡觉、学习、社交、成家、立业、养老、护小，哪一件事情不需要耗费人的心血？哪一日光阴不需要坚韧而稳定的心力？否则，一生的事项很难向自己、家庭和社会交代得下去。俗话说，人生事十之八九不如意，遇到好事了自己能够高兴一番，遇到难事、坏事了如何渡过心灵的煎熬，就是一个人人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修炼的问题。在好好坏坏、高高下下、沉沉浮浮之中，人的心灵遭受着狂风暴雨般的洗礼，如何稳定心性、理智做事、平和待人，就需要下一些修心的功夫。
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按照现代社会的词语是指思想、思维、意识、头脑等。中国古人认为心是思考的器官，学术界也就把这个概念一直沿用了下来。所谓心学、修心等说法，置换到当下就指人的思想和情绪，也可称之为心境。小孩子的思想和情绪是随着自己的感受起伏波动的，一阵笑一阵哭，因为其心理属于不成熟期，也不负有家庭和社会责任，人们并不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到了成人，人要进入社会，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就必须有成熟的心智，大体来讲，就是不论面临何种境况，都必须保持理性、冷静和稳定的心态，以便恰当地对待和处理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所有人都必须从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出发，下“修心”的功夫。
关于修心的路径，佛学和心学都有一套完整的知识和操作体系，只要按照二者指引的内容和办法走下去，总是会有所收获的——这一点是已经被过往生活证明了的东西。这里仅仅辨析一下两种学问指出的修心路径的不同之处，以便于大家参考和取舍。
佛学要比心学早，在中国社会，佛学的积淀虽然比心学深厚，但心学却是在佛学基础上阐发出来的新东西。心学自以为汲取了佛学的内涵，又吸收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体系。当然，以阳明先生的聪慧和勤奋，必然是吸收了自周代至明朝的所有知识，结合当时的社会实践总结出来的学问，不可能只是“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融合。中国历史上有诸子百家的传统，有些知识门类虽然淡出了历史视野，但学问家们并没有丢弃它们。因此，虽然后世称阳明心学为“三教合流”（指儒释道三教），而实际上是彼时中国社会的知识大综合、大创新。
佛学与心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二者的人生取向完全不同。佛学是要求人们走与世俗社会相反的道路，坚持离欲寂灭的方向，视人的各种欲望为层层包裹的灰尘，要用“金刚利剑”刺穿它们，还人一个清净通透、一尘不染的心灵（这就是《金刚经》称呼的来源）；而心学则要求人们坚定地行走在人生的大道上，不畏艰难险阻，以理智、冷静和稳定的心性接受人世间的各种挑战，通过人的自我努力争取成功，并能够在风云变幻的人生道路上保持心灵的安定。
王阳明《传习录》有一段对话：“陆澄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翻译过来就是：“陆澄问阳明先生：‘静养的时候也感到思路清晰、心智澄明，但是遇到具体的事务就感到不相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王阳明答道：‘这是由于只懂得静心修养，却不去下功夫锻炼自己，这样的话，遇到事情便感到内心不安宁了。人只有在事上磨练，才能立得住脚，才能做到安静的时候内心稳定，有事的时候内心也稳定。’”——“人须在事上磨”，这就是心学与佛学全然不同的地方。
关于如何保持心性稳定之事，王阳明用一个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家世非常显赫，他的父亲王华是状元出身，官居尚书，从家学、环境和遗传等方面，王阳明都占有优势，但他年轻时参加进士考试却两次落榜，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可他就象没事人一样，看一眼公告就走了。尤其是第二次落榜，有人看到结果后哭天抹泪地停不下来，王阳明照样若无其事地转身走了。同考的人以为他气疯了，赶快过去劝慰他，而他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世人以得不到录用为羞耻，我以得不到录用就心旌摇动、情绪失控为羞耻！）他的意思是：考不上进士不丢人，考不上进士哭天抹泪才丢人，说明你的修心功夫不到家，心随事转、忽喜忽悲，日子就不太好过了！
为什么落榜了还要保持心性不动呢？道理很简单，继续投入学习，下次再考嘛！朝廷的科举考试是每三年一次，范进能够花一辈子的时间不停地参加考试，终于在年近花甲的时候被录取，何况咱们才二十多岁，有必要在这里哭天抹泪吗？（范进是清朝人，王阳明是明朝人，这里只是举个例子罢了）俗话说：“日子长长在，何必把老爷忙坏！”
与后来被贬到苦寒之地——贵州龙场相比，王阳明的科举落榜的确算不上什么挫折。龙场悟道，九死一生，躺在石棺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任大雨瓢泼、狂风肆虐。《古文观止》收录了王阳明的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在贵州龙场作的，叫《瘗（yi）旅文》，就是祭奠京城遭贬来到这里死亡的官员。文章开篇说：“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
这里说的是京城遭贬的官员一家三口路过龙场，两天内三人都死了。王阳明找人埋葬了这三人，并为他们写了这篇祭文，因为写得太好，就被后人选进了《古文观止》。睹物伤情，写的其实是自己的心境。相比之下，王阳明感到自己还算幸运，至少在这里活了下来。后来几年，他除了完成公务，其余时间都用来研究学问、传播知识，帮助当地百姓解决难题，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和尊敬。后终获上级称赞和提携，走上南赣巡抚和两广总督的高位，在学问、政务和做人方面独树一帜，堪称一代宗师，成为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皆成的唯一一人。去世后牌位列入孔庙，标志着在中国学术界开宗立派的特殊地位。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实现了“三立”目标才叫成功的人生，才能对得起“心不动”的修为。估计王阳明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作为朝廷命官，官做得越大、事干得越多越好，只是作为人生道理，不能秉持“官本位”思想，把当官作为唯一成功的标准。王阳明虽然出身显赫、条件优越，但他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屡次被贬、遭受迫害，几乎性命不保。但他能在艰难困苦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原则、自强不息，虽屡经坎坷而终有所成。如果不能当官，他可以去做学问；如果既不能当官又不能做学问，他的骑马射箭功夫也属一流，可以去当一个将军或士兵；如果这些事情都干不成，他还有种地和砍竹子的能力，就象诸葛亮年轻时一样，可以躬耕陇亩，去当一个农民。即使在古代，离开了秀才、举人、进士和官僚这些引人注目的头衔，其他行业也是需要人干的，也可以创造出色的成绩，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欧洲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等，它们对人类的贡献比当官大多了。因此，中国古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应该指各行各业的范围，并不能只把当官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
心学对佛学的超越，后世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人们在修心上仍然摇摆于儒释道三家之间，讲究非儒即道、非道即空，毕竟这三家浸淫中国太久了，社会普及程度比较高。而阳明心学由于其传播不是很广，把握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非常有限。因此，在日本侵华时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如果中国人都能够学习和运用阳明心学，打败日本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斯人已去，斯法未行，今日发掘，必有其用。
阳明提倡人在事上磨，就是要求人们通过积极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建功立业，同时保持佛学提倡的净心向善的涵义。他的“致良知”的追求和“我心光明”的境界，就是这些内涵的体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勤勤恳恳地学习工作，努力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同时要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不以权谋私，不贪图享乐。在高官厚禄的状态下，王阳明临终还能给自己下一句“我心光明，夫复何言”的断语，说明他自己认真践行了他的思想，达到了“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不动心”的境界！
关于对佛学的评价，他肯定和吸收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但对“坐排主敬”那一套修炼的方法持否定的态度。一次他去寺庙，看到一位和尚闭目静坐，旁边有人说这和尚在这儿静坐了三年，要下决心“明心见性”，达到开悟境界才起身。他站到和尚对面，大声问道：“想家吗？”和尚答道：“想！”又问：“想娘吗？”和尚答：“也想！”阳明呵道：“既然想家想娘，还不赶快去看，坐在这里干什么呢？”和尚听罢，立即起身离开寺庙，回家看望娘亲去了。近代大儒胡适说过：“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坐排主敬，不过造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毕竟佛学过去了2500年，心学是相对较近的知识，大家还是细心体会一下二者的不同，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恰当选择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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