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其中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是最深远的。自西汉丝绸之路传入，东汉明帝时的政府开始倡导。期间佛教受到很多封建统治者推崇，但是也曾面临灭顶之灾。诛僧尼、封寺院、毁佛经，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三武灭佛——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朝的唐武宗灭佛。
巩固统治，魏太武帝灭佛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渐被统治者和人民接受。其宣扬的“因果报应”、“苦乐轮回”，既让统治者找到驾驭民众的工具，也让苦难民众找到精神的慰藉。因此，佛教迅速在国内传播开来。他们修建寺院、发展僧众，甚至掌握武装、侵占田产，随着佛教势力的壮大，封建统治者们也开始感觉到危机。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首先向佛教亮剑。本是鲜卑出身的北魏君主，对于“五胡”的身份很是介意，虽说胡人进入中原后学习汉文化，各民族间不断交融，但是人们根深蒂固的“夷狄观念”是无法轻易改变的。为此，北魏太武帝总想着要用汉人的儒学、道教包装自己，反而蔑视谶纬学说的佛教，甚至称之为“胡神”、“胡经”，要与之划清界限。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佛教盛行而来的是，沙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国家缺乏足够的财政来源和兵力补充，只能向普通民众征收，进一步削弱了北魏的实力，更激化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北魏太武帝在镇压盖吴起义时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竟然藏有大量的武器，这不禁让君王怀疑，“佛门是否与起义军相勾结”。
此时，一个人物的出现更加坚定了太武帝的灭佛信念。崔浩，出身于世家大族，历经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朝，不仅博览群书，更是精通阴阳五行之学。在崔浩的一番陈词后，北魏太武帝决定信奉道教，并且自封太平真君，转而开启灭佛行动。焚毁佛像和佛经，僧众五十岁以下要还俗、服役，更是严禁王公贵族豢养僧众，违者重惩。
政策灵活，北周武帝灭佛
如果说北魏太武帝的灭佛是雷霆万钧，那么到了北周武帝时期的灭佛，就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样是胡人出身，同样要明正朔，北周武帝的灭佛就显得温和许多。他命令僧众还俗，却并不血腥屠杀，一切都是为国家机器服务。在北魏太武帝灭佛130年后，北周武帝再次把矛头对准佛教。
与北魏的太武帝相比，北周武帝的灭佛还有政治斗争的色彩。这一切要从北周武帝的继位说起。作为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临死前托孤侄子宇文护，让他帮忙辅佐少主。然而，野心勃勃的宇文护，先是拥立宇文觉上位，建立北周，后又毒死皇帝，再立宇文毓为新帝。然而，宇文毓不仅没有想象中的懦弱无能，而且励精图治、精明能干，宇文护再起杀心。
公元560年，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被拥立，他就是周武帝。眼看着前面两个帝王惨死宇文护之手，这一次宇文邕选择蛰伏待机。终于，572年诛杀宇文护和同党，周武帝夺取政权。为了彻底消除宇文护的影响，就连他重视的佛道也成为打击目标。第二年的儒、佛、道和百官大会上，““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把佛教放在最末端，这其中就已经透出某种信息。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外，北周武帝灭佛的根本原因，还是佛教发展动摇了国家的根基。僧众逃避租税徭役、借荒年放高利贷，更有沙门起兵造反。574年，周武帝开始大举灭佛。“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与民争利，唐武宗灭佛
北周吞并北齐后，又在更大范围推行灭佛，一举将占有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僧众，纳入到国家的编户中。也正因为如此，时人称赞北周武帝的灭佛是“强国富民之上策”。仅仅数年后，隋文帝杨坚取而代之，589年就完成全国的统一。这一切都离不开北周武帝的奠基，灭佛充盈国库，这一点被唐武宗再次借鉴。
其实，早在唐宪宗时期，韩愈就曾经倡儒反佛，先后写下了《原道》、《原性》和《原人》等文章，矛头直指佛教妨碍国计民生。只是，当时正是唐宪宗崇佛的狂热期，等待韩愈的就是流放、贬谪。等到唐武宗时期，为了整顿朝纲、大干一番，唐武宗决定整顿佛教。将佛寺的一切财产充公，并且勒令僧众还俗，补充人员、财政所缺。
唐武宗的灭佛，更多就是经济原因。与普通民众相比，僧众不仅无需纳税、服役，还要吞并土地，扩充寺院经济。这不仅引起民众的反感，更是与世俗地主和国家机器为敌。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唐武宗本身信封道教，在那个佛道非此即彼的年代，统治者的好恶也会决定宗教的命运。
把佛寺的经济收归国有，转而用于中央政府的各项措施。唐武宗灭佛，是从世俗政府加强中央政权的角度出发，并不仅仅是宗教的狂热，这几乎成为所有中国君王的共性。也正因为如此，三武灭佛更像是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让宗教为我所用，而不是“受制于宗教发展”。收放自如的宗教政策，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历史现象。
后记
三武灭佛，只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曲折。虽然佛教曾经受到儒家、道教的排挤，但是最终还是走向儒、道、佛的融合。而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也在一次次的博弈中找准定位——不得危及中央政权的统治。这也许就是三武灭佛的根本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