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美国《生活》杂志记者伯恩斯于1948年11月在南京拍摄，当时一队国民党士兵正沿着铁路向上海开拔。时势变幻莫测，半年后的1949年5月24日将近半夜时分，共产党军队在无人抵挡的情况下，开进了上海。
1949是中国历史转折的一年。1948年12月初，布列松作为《生活》杂志特派摄影记者飞抵北平，辗转上海、南京等地拍摄报道。当时还没有名气的摄影师塔塔（Tata），因与布列松相识，在北平和上海，他起到了向导和翻译的作用。布列松举起相机，塔塔也举起相机——多是为了给布列松拍下工作照。
布列松于1954年出版摄影集《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书名译成中文《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蕴含“转折”之意。当他1958再次来中国，正是“大跃进”之时，这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塔塔于1989年出版摄影画册《Shanghai 1949：the End of an Era》（《上海1949：一个时代的终结》），照片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3月至8月，正好跨越共产党占领上海（5月23日）这段时间。
内战结束前夜的中国
1
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
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
文 | 高卧东山
布列松的摄影集《D'UNE CHINE A L'AUTRE》1954年初版于巴黎。两年后此书在纽约首次发行英文版，名为《FROM ONE CHINA TO THE OTHER》，16开麻布面精装本，有护封，收照片144幅，比法文版增加了韩素音所作的序言。
1948年12月初布列松作为著名的《生活》杂志的特派摄影记者，乘飞机从仰光飞抵北平。他在北平停留了十二天，赶在解放军包围之前乘飞机飞赴上海。用他的话说搭乘的是“最后一班”飞机，从时间上推算，我想他指的是城外南苑机场的最后一班飞机。因为从解放军围城直到次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的飞机仍可以在临时修建的东单机场起降。如此慌张的逃离，可以看出刚到中国时，他对解放军还是充满了疑虑。当时机场混乱不堪的场面可以想见，在《齐如山回忆录》里，对此也有极为生动的描写。
国民党军队撤退和人民解放军到来的大约八天前，北平的生活是平静的。一个街头商人高兴地遇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刚刚买了一段棉花布料。尊敬，仁慈和平和——这些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丢掉的美德——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最重大的改变之一的前夕进行着。
之后他一直在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活动，并一度打着白旗，步行试图前往山东前线作采访。在南京，他见证了政权的更替。布列松拍下了第一个步行进入南京城的疲惫的解放军战士，紧随这名士兵走过来的不是另一名士兵，而是一个负重的年老挑夫。他也拍摄了整齐地坐在路边休息的部队，以及围观者面对他们时惊讶，兴奋又疑虑重重的表情。之后他又在上海记录下了这座鱼龙混杂的城市在新中国建立前最后几个月的社会风貌，包括疯狂的挤兑风潮，激奋的游行队伍和遵守纪律的新式军队。最后，九月底，他在上海码头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在布列松亲笔撰写的很短的一段旅行回顾里，他对政权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尽管他曾声称自己早年是个共产主义者。我相信实际上他的心里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的话要说，之所以不说，只是为了恪守他的某个准则。这144张照片，让人感觉他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记录者，对被摄者充满了尊重，而那只握住相机的手从未因为过分激动而颤抖。这难得的忠实还原，使得我们可以平心静气被带回那个时代，不偏左也不偏向右。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来到南京的军阀马鸿逵。
书里有两张人物照片，传神地表现了国共两股政治力量在此时的精神风貌。大腹便便的军阀马鸿逵看上去腐化堕落，无精打采，和革命文艺中很多脸谱化的形象惊人地相似。而新上任的陈毅市长则精明干练，朝气蓬勃。在马鸿逵照片的说明文字里，布列松写道：“马鸿逵的秘书打扮得像个护士。他喜欢吃冰激淋，身边随时都准备着几桶，只要有客人就请客人吃。”两个人的形象反差大致反映了当时多数国民对新旧两股势力的基本印象，一个已日薄西山，而另一个正冉冉升起。这样的两幅新闻照片摆在一起，比很多洋洋洒洒的大手雄文更能解决我们的疑问：短短几年，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易手，为何会如此出人意料？
中国人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乐观和温和，也让他印象深刻。在遍布各个城市的垃圾山上，成群结队的淘垃圾队伍里，一个劳累的妇女面对镜头仍然能笑得那么灿烂。北平和平解放前，国军在故宫的广场上进行最后一次征兵，要从一万名应征者里挑选出三千人凑成一个旅。应征者中很多人都嘻嘻哈哈，谈笑自若，神态轻松得好像要组团去旅游一样。在上海，苏州河上挤得水泄不通的逃难船队里，有人喊叫，有人争吵，可是没有人打架。有人告诉布列松，在中国，先动手的人总是没理的。
1948年12月，北平，城外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召集的10000名新兵站在皇宫的院子里等待命令。
倒是韩素音的序文，鲜明地表达了她自己的立场。韩素音的父亲是四川的铁路专家，她的母亲则是比利时人。序文作于1956年，当时韩素音正在北京。作为著名的左翼作家，她通过对比新时期和旧社会的方方面面，解释了新政权不可阻挡地获得胜利的原因，并试图打消一些西方人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在对比中，她浓缩出了两个看似平常却最能说明问题的细节：第一个，新社会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木和绿色的田野。第二，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都显得对丰收信心十足。而如果单看穿着打扮，他们简直个个都象是旧社会的地主。
1958年，布列松像很多新中国的“好同志”一样，再次被邀请到中国访问三个月。不知道这一次他的观感如何。他仍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其中的一些作品，后来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批判。不过他说：“安排出来的照片是没有生命力的，很容易被人们遗忘。如果你忠实于生活，你就能得到胜利。”
我想这144张照片只是他第一次中国之行的一小部分成果。那些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淘汰的作品一定也还在世上。无论从文献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衡量，如果能整理出版，其精彩程度应该都不会逊色于这部书吧。
在紫禁城，一个独行者，或者一个以前的官员。
1948年12月，北平，磨光加工缅甸翡翠。
书摊
1948年12月，北平，街头古董店。
1948年12月，北平，来到城里贩卖蔬菜的农民正在吃饭。
1948年12月，北平，城内正在乞讨的难民母子
1948年12月，北平，不知所措的老人在这群国民党征召的新兵中寻找自己的儿子。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抢购黄金风潮，由于纸币贬值，国民党决定每人可以兑换40克黄金， 12月消息传出，数以千计的人们排队等待，有十人拥挤致死。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穷人撕开码头上的棉包。很多人在内战的最后一个冬天饿死或冻死。
1949年，上海。慈善机构的一群孩子等着分发大米。在那儿，他们接受教育并得到极少量的食物。这所学校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建立的。
上海，Nan-too庙中。这个看门人在他的崇拜神像的阴影中熟睡。
一个上海街头叫卖者。他卖花生和中国烟，这些中国烟好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仿冒外国的牌子。在他背后是一个书店，书店的橱窗里一起摆放着蒋介石元帅和孙中山的肖像。
1949年，上海，推车过桥的苦力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被包围的上海，苏州河的运输完全中断。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等待离开城市的政府官员。
南京，长期作为国民党的首都，仍然有着老城墙，而且比任何其他中国城市的城墙都还要古老。它们从很多朝代和太平农民革命中幸存下来。这里可以看见部分城墙，湖水反射出它们，明朝海军14世纪时在这个湖中操练。这些人在采集莲藕作为食物。
1949年4月，南京，带着家庭的财产外出逃亡的军官，背景是数千内战难民的临时住处。
1949年4月，南京，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日子里，学生们张贴的宣传单。
1949年4月，南京，在市民的关注下首批进城的解放军士兵。由于解放军的纪律要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所以这些士兵背着所有的生活用品。
1949年，上海，一家画像店里。
1949年，上海，路边图书馆
1949年，上海，贪看小画书的儿童
1949年6月，上海，一次集会，背后是领袖画像。（共产党于5月27日夺取上海）。
1949年6月，上海，为庆祝城市解放，电车上悬挂的领袖像。
1949年8月1日，上海。隆重举行欢庆部队开进上海的活动。一名工会代表拿着一张放大了的新钞纸币。
1949年8月1日，上海。庆祝共产党占领上海。背景横幅上的文字写着：毛泽东主席。
1949年，上海。学生举行反黑市的“8.1”胜利大游行，队伍经过外滩。
1949年8月7日，上海，在胜利庆典大会上讲话的陈毅
1949年，上海。《升官发财》正在一家戏院上演。在这个场景中，蒋介石对他妻子的姐夫、金融家和前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大动肝火。这部戏在国民党还在掌权时就写好了，但共产党重写了该剧，加大了讽刺性。
1949年，上海，标语上写着“反对官僚资本、封建主义、帝国主义”。
1949年，上海。一些共产党士兵对巨幅广告牌已经习以为常，但有些士兵则怀着惊奇的眼光。
1949年9月，上海。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后，对上海实施海上封锁。经过5个月的封锁之后，一艘美国军舰“戈登”号抵达上海港，搭载外籍人士离开上海。
1949年，杭州，人行道上的流浪汉。
1949年，杭州，人行道上的流浪汉。
1949年，香港，《华商报》号外， 两条消息：华南解放，政治协商会议准备起草新宪法。
1949年，香港。一个婴儿在商铺柜台上午睡，他的父亲则躺在凳子上休息。商铺出租麻将游戏，墙上贴着“宝剑牌”香烟和“冠军牌”火花塞广告。
2
伯恩斯（Jack Birns，1919-2008）
静静诉说
《内战结束的前夜》前言（节选）
文 | 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
五十年前的中国，真是个不好采访的地方，尤其当你是个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时。电话很不好使，好不容易拨通之后，你却往往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我们与所有人的沟通都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而他们有时会自作主张地随意更改问者的问题和答者的回答。无论他们曾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出于多么真诚的善意，这些翻译对于什么是新闻，以及美国人对新闻会有何种反应，是毫无概念、一窍不通的。他们也根本不懂处理突发新闻的紧迫性。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种的困难，时刻都会面临的各种危险，以及与妻子和我第一个儿子的分离，统统都让位给用采访到的纪实材料编制成各种新闻时所获得的振奋及愉悦。
本书中有大部分照片并不属于指定要我拍摄的范围，它们也从未获得刊登的机会。《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将它们弃之不用，也从不说明原因。而在我来说，我自己的目的只不过是客观地记录下一个饱尝战争之苦的民族，记录他们极度艰难的日常生活。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到1947年的国内战争，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已被战争煎熬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却被认为毫无新闻价值。对于它们的不获出版，我懊恼万分。但我很清楚，处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人们与处在上海的我，二者的观点是不可能一致的。这毕竟是他们的杂志，不是我的。我只管拍我的照片，而他们则只管作他们的选择。
在我和罗伊•罗恩所作的现场采访中，有过关于一群悲惨而顽强的穷人在上海沿河的码头区偷抢棉花的事件。这是一群从郊区逃到上海找工作的、一贫如洗、从没受过教育的难民。我亲眼看到这群人，男女老少大约四十多个，突然冲上一艘大货船。那上面装载着价值两千万美元的棉花，这是联合国为了让农村的穷人能穿上衣服而捐赠给中国的救援物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到船上，扯开包装袋，疯狂地哄抢一簇簇的原棉，然后拿去与棉花贩子换铜板。政府只得把残存的那点棉花装到车上。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救援物资能运到内地。我们所拍摄到的，是一个板着脸的警察逮住了一个农妇，并对另一个年轻女子进行搜身的过程。诸如此类的照片当然没有反映什么政治事件，只不过记载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景象而已，杂志社是不会刊登的。
一个摄影记者，当他在抓拍照片时，是无法奢望能够表达自己的同情心的。但是，许许多多类似的悲惨画面都深深地烙刻在我心中，令我永志难忘！有一次在我拍摄一个慈善机构到医院和大街上去收集儿童尸体的情境时，我的心头充满了悲哀。还有一次，我拍摄了一场街头行刑的过程。它使我不仅感到愤怒、厌恶，而且还极端恶心。最后，三个被处决的人倒在肮脏的土路上，围观的人群也作鸟兽散。这时，罗恩和我才找到一间小酒吧，每人要了两杯双料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大口大口地牛饮起来。但这反倒使我的胃感到更加难受。
还有些时候我是处于恐惧状态的。有一次的经历更令人揪心，说起来都会叫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1949年5月17日凌晨2点39分，那是美军撤退的最后时刻。我登上了上海龙华军用机场里那七架美国货机中的一架。当时，如果共产党军队的机枪手射中领航机，或者直接射到机场跑道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全都会葬身火海。万幸的是，“红军”（the Reds）尚未带着武器及时赶到。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飞机终于安全起飞了，但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离开中国的方式。
在一场战争中，通常你只能在敌对的双方中报道一方，但在那段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坦率地说，我只是深深地同情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我尚未意识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有关中国内战的照片会成为对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记载。
许多照片从未被披露过，我希望它们能向今天的读者们静静地诉说。
1947年12月，在黄浦江临时搭建的窝棚外，一位妇女正在晾晒被褥。
1947年12月，一位收尸人正准备将一具童尸送到临时停尸房。
1947年12月，正在他的住处—停尸房玩耍的小男孩儿。
1948年1月，上海大世界娱乐中心。
1948年1月，在凛冽的寒风中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
1948年1月，在路边小摊陈列着的美国最新期刊。
1948年1月，路边篱笆上悬挂着待卖的印刷品。
1948年1月，舞厅的女招待冲进社会事务局，抗议从业费的提高。
1948年2月，这是国民党军队打胜仗后向我们展示敌军的“战俘”。
1948年2月，一个国民党卫戍队的士兵正在把敌军姓丁的游击队队长的头颅挂到墙上，几只野狗在远处虎视眈眈地等着。
1948年，安仁街218号居所外晾晒的衣服和鱼干。
1948年3月，装满美国棉花的驳船停泊在码头区。
1948年3月，警察抓住了一位偷棉花的妇女和她的女儿。
1948年4月，一位盲妇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行乞。
1948年4月，一位妇女正靠在街头喂她的孩子。
1948年5月，在拥挤的商业区大街两旁，汽车和三轮车各行其道。
1948年5月，在苏州河的花园桥上，一位妇女正追着行进的车子乞讨。
1948年5月，一位年轻姑娘跟妈妈一起在华侨居住区摆摊刺绣。
1948年5月，路边的小贩在兜售活蛇和中成药。
1948年5月，一位杂耍艺人在竹竿上表演平衡动作。
1948年6月，这是为阻止交通大学的学生去参加示威游行而出动的士兵和装甲车。
1948年6月，大学生们为抗议美国对日本提供经济援助而举行示威游行。
1948年10月，从“满洲”撤退下来的士兵在黄浦路边的理发摊子上理发。
1948年11月，一名跟随队伍从北方战场撤退过来的部队佣工，正从他朋友的水壶里喝水。
1948年11月，一个农民试图向载着撤退部队的火车兜售自家养的鸡，却没有成功。
1948年11月，一位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坐在货车车厢里，身上穿着别人捐给她的军服。
1948年11月，一位老太太在月台上扫着，想要收集散落的谷粒或煤屑什么的。
1949年3月，逃难中的一家人。
1949年3月，在上海北站的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
1949年4月，随着战事逼近，美国式酒吧里的中国和白俄女招待们也发现顾客寥落，生意清淡。
1949年4月，上了岸的外国水手正跟黄包车夫讨价还价。
1949年4月，百老汇大厦大酒店曾经是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小组的所在地，一辆装甲车正在该大厦外的大街上执行宵禁令。
1949年5月，人群正围观着被架在敞篷车上游街示众的“囚犯”。
1949年5月，闸北公园里的一位“囚犯”正被行刑者用科尔特自动手枪执行死刑。
1949年5月，一位农民拉着他的全部家当逃往城市。
1949年5月，荷枪实弹的士兵将农民拦在城外，不许他们进城卖东西。
1949年5月，共产党攻克南京之后，外国侨民纷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撤离上海。
1949年11月，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难民挤在一艘船的甲板上。这是一艘准备开往宁波的船，它原是美国海军的给养供应船。
3
图右 Sam Tata （1911-2005）
山姆·塔塔（Sam Tata），印度人后裔，1911年生于上海，前半辈子都生活在这个远东都市。25岁成了摄影师。40年代初，他回到印度，在那里相遇法国著名摄影家布列松。1956年，移民加拿大。塔塔后来成为著名报道摄影家并获得多种荣誉，而在1948年12月中旬回到上海前，他还是一位没有名气的摄影师。当一个时代在他面前时悄然逝去、另一个时代滚滚到来时，凭着摄影记者的直觉，他把相机聚焦那些激荡时代中的普通人身上，难民、乞丐儿童、摊贩、国民党士兵、政治犯、游行的工人市民等等，这些留下来的其中63幅照片在1989年变成了摄影画册《Shanghai 1949：the End of an Era》（《上海1949：一个时代的终结》），照片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3月至8月，正好跨越共产党占领上海（5月23日）这段时间。
1948年12月初，布列松作为《生活》杂志特派摄影记者飞抵北平，后来辗转上海、南京等地拍摄报道。塔塔因与布列松相识，在北平和上海，就像在印度，塔塔起到了向导和翻译的作用，同时他十分尊重布列松的拍摄，对他的拍摄对象，塔塔主动避让：布列松举起相机，塔塔也举起相机——多是为了给布列松拍下工作照。如果把塔塔与亨利在上海拍的照片对比，可以看出，在很多时候，两人在同一时间站在同一地点，两人的照片常有相似的场景……重要的是，塔塔在上海的拍摄完全独立于布列松的影响之外。
摄影评论家南无哀（王保国）在其著作《东方照相记》中有一章专门讲述布列松穿行于新旧中国之间的摄影，其中就有专门论述比较塔塔与布列松的摄影，在他看来，如果将布列松、塔塔和伯恩斯三人上海的照片放在一起，塔塔的照片是最有上海民间味儿的。我在网络上找到塔塔拍摄上海的部分照片，不是那么清晰，配之以原书实物拍摄。
1949年5月上旬，外滩的国民党哨兵。
1949年5月上旬，枪毙一名敌犯。
1949年5月上旬，行刑一名被认为共产党的“囚犯”。
1949年5月上旬，四川中路的交通堵塞。
1949年5月上旬，在旅行社抢购火车票的人群。
一个难民孩子。
上海北站。
一位国民党伤兵。
拾散米的男子。
在银行台阶上的流浪儿。
精品店外的抽旱烟的农妇。
在电影院前卖零食的小贩。
一小画像店，毛泽东和马歇尔（Marshall) 等画像。
力士香皂广告。
在国际救援中心的俄国东正教嬷嬷。
一位流浪汉在吃东西。
一位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
摆在街边的报摊。
几个孩子在出租漫画书的书摊看书。
缝衣的老妇。
卖海报。
街头争吵。
妇女和孩子。
5月24日，国民党士兵逃离上海。
中共军队进入上海。
宣传：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