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梦如
2024年11 月10日下午，浙江大学“数字新闻业与新闻学”论坛暨《数字新闻：理念、价值与秩序重构》新书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的38 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专家围绕着数字新闻学知识体系、新闻实践和新闻业对社会意味着什么、新闻学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新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新书发布致辞发言
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介绍了浙江大学“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的发展历程和浙江大学“数字学派”多年来取得的优异成果。他认为，吴飞教授、赵瑜教授及孙梦如百人计划研究员的著作《数字新闻：理念、价值与秩序重构》探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为数字新闻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有助于理解新闻对社会的意义、新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等重要命题。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方兴东教授表示，本次会议是学界探讨如何振兴新闻学的良好契机。他认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将会发挥“国际化”和“科技化”两方面优势来推动学科发展。
浙江大学出版社副总经理张琛简单介绍了浙江大学“数字社会科学丛书”，并认为《数字新闻：理念、价值与秩序重构》（下文以《数字新闻》为简称）的发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数字新闻学的空白，能助推我国数字新闻学研究走深走实。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赵瑜教授表示，传统的新闻学以大众传播为原型，围绕职业新闻机构的生产实践构建学科体系。眼下，数字新闻业需要回应分布式的数字平台对于知识生产以及传媒业态所带来的诸多挑战。这本书的初衷则是为了更好地引领新的技术和社会形构之下传统新闻学的前进方向。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吴飞教授认为，如何理解新闻业的未来发展及新闻学的价值与意义，是当前新闻传播领域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发展背景已然发生转变，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研究领域，既没有终点，也充满未知。他期待更多学者能够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深入探讨。
数字新闻学理论发展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绪军研究员认为数字新闻的定义与本质可以从两种视角进行探讨：其一，将数字新闻视为传统新闻业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创造的新形式；其二，将其看作是在数字技术深刻冲击下进行的重构与再造。他以美国大选为例，指出数字技术与新媒体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格局，也对新闻学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深刻挑战。而在新的哲学理念指导下，《数字新闻》这本书不仅是对传统新闻模式的技术性补充，更是对新闻本质、意义的全方位再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表示，现代数字新闻业与传统新闻业相比，其边界发生了极大的扩展，甚至呈现出某种“无边界”的特性。这种新型新闻业模式不仅包括传统专业媒体与内容生产者的参与，还涵盖了个体用户、政府机构、企业组织，甚至机器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一特性使得数字新闻业成为一个全新的、多元互动的广义新闻业生态。但彭兰教授认为，在广义新闻业之外，仍需要一种“狭义新闻业”的存在，这种狭义新闻业以专业内容生产者为核心，强调专业主义价值观的坚守，具有较高的门槛。未来，如何在广义新闻业中引导多元主体实现专业主义价值的共识，同时在狭义新闻业中确保高质量内容的输出，或将成为新闻学研究和实践的关键方向。
中国传媒大学熊澄宇教授指出，《数字新闻》一书深入探讨了数字新闻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即“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他引用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与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的理论，强调数字新闻所处的虚拟空间不仅是一个传播媒介的延展，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在这一实验室中，秩序的重构成为新闻学研究与实践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这种秩序不仅包括新闻生产与传播链条的优化，更涉及整个新闻生态系统的重新配置，即从传统的产业链逻辑扩展到涵盖上下游环节的生态圈。此外，熊澄宇教授还着重强调技术工具和手段必须服务于内容与应用的目标，而非成为目的本身。
北京师范大学喻国明教授回顾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历史，认为以往新闻传播学在学科结构和内容体系上虽引入了传播学的概念与过程框架，但其总体结构仍较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逻辑。他指出《数字新闻》一书从技术可供性出发，进一步探索了功能可供性以及价值可供性，实现对传统新闻学的体系迁移与内在逻辑的深刻变革。喻国明教授认为《数字新闻》一书是一部厚重而扎实的创新之作，不仅填补了理论领域的空白，更为数字新闻学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复旦大学张涛甫教授指出，在当今新闻传播液态化发展的背景下，新闻学的边界和相关变量变得日益复杂，这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新闻》一书延续了吴飞教授一贯的学术风格，将跨学科理论，尤其是将哲学层面的延伸思考系统地融入了数字新闻学的研究，将数字新闻学从表层的现象观察与讨论提升为严谨的理论命题。书中对数字新闻实践与数字文明这一宏观命题的讨论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精准的问题意识，呈现出厚重感与深度，这种理论探索不仅是对现有新闻学框架的补充，更是对新新闻学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贡献。
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认为《数字新闻》一书中融入了近年来的新闻业界实践、政府治理以及部分教育研究成果，具有浓厚的实践关联性。例如网信办对媒体和网站的约谈以及胡舒立在舆论监督会议上的讲话等。此外，陈昌凤教授还指出书中通过多维度引用和不同观点交叉呈现出的包容性，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多元对话的可能。
苏州大学陈龙教授指出，媒介融合在传统新闻框架内的推进已逐渐陷入瓶颈，核心原因在于传播本质的转变，数字新闻传播需要从“媒介中心化”的立场，转向“交往行动”的视角，以社交互动为原点重新思考传播问题。他认为，数字新闻时代的伦理体系不能简单地延续传统新闻伦理框架，而是需要结合数字技术特性与实践逻辑进行全新的构建，而《数字新闻》一书从“数字文明”的宏大视角出发，正试图回答数字新闻与传统新闻在本质构建、功能差异及核心特性上的关系，为数字新闻学的理论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可视为学术界的“开山之作”。
复旦大学廖圣清教授认为数字新闻作为当下新闻传播领域的核心概念，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至关重要。他认为《数字新闻》一书在媒介哲学和新闻传播学的交汇点上体现了显著的哲学思辨特征，是对技术带来的媒介生态变化的回应。
天津大学陆小华教授结合当前政策环境指出，党的三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构建更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以及建立全球文明交流机制等目标，为当前数字新闻业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思考维度。
浙江传媒学院韦路教授将《数字新闻》一书的特点总结为三点：站位高远，填补新闻学相关研究空白，助推构建新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视野宏阔，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多学科交融与理论整合；思考前沿，涉及情感新闻、人机协作、新闻私有化等多种新闻形态。
上海交通大学李本干教授认为当下的新闻传播学往往关注新技术、新现象和新议题，而这些议题容易变得碎片化和短期化，难以形成具有可持续性的理论体系，而吴飞教授在《数字新闻》一书中将新闻学问题置于哲学框架和数字技术时代的宏大背景中，对数字新闻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建构。李本干教授高度评价了书中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系统性探讨，他强调技术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中介，其最终目标应服务于人的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许加彪教授就新闻学本质与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他认为新闻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以人为中心的学科范式——高度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强调人文关怀与人的主体性建构。此外，新闻业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业态是流动不拘的，但是新闻精神根本性内核仍然是新闻专业主义，一旦其被削弱或替代，数字新闻学将丧失其学科身份，转变为其他形态。
暨南大学刘涛教授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数字新闻》一书的学术贡献：第一，回归本体，书中的研究聚焦新闻专业主义等关键议题，从学科本质出发进行系统性思考。第二，范式创新，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新闻研究的范式创新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第三，哲学思辨，该书延续吴飞教授一贯研究风格的哲学思辨特质。第四，强调人文价值，该书关注人的主体性与价值诉求。
上海大学许正林教授认为《数字新闻》一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对新闻学问题的历史演进和理论内部逻辑的深度探讨，其从受众立场、政治立场和技术立场等多个维度梳理了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构建了数字新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许正林教授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期待，即进一步融入国际立场以及产业立场。
复旦大学张志安教授认为《数字新闻》的显著特点在于其研究中蕴含着对数字社会的想象力。同时，从时间维度来说，《数字新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交织，清晰地展现了新闻业的液态变迁；从空间维度来说，其保留了对全球和本土语境的双重关照，不同于其他地方将中国新闻学的本土实践与世界新闻学的发展脉络直接进行耦合与衔接，吴飞教授在书中始终坚持两者之间相互结合与转化的关系。
《新闻记者》主编刘鹏认为《数字新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延续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路径，涵盖规范性理论、经验性研究以及在中国的研究框架中尤为重要的政策性研究。《数字新闻》开篇提出了“范式变革”的命题，表示这并非熊彼得意义上的颠覆性创新或革命，而是一种渐进的变化。刘鹏主编对这一观点存有一定保留，他认为从新闻学基础设施的视角来看，传统新闻学源自于以报纸为核心的“报学”，而今天的电子化传播环境已经超越了“报学”的覆盖性和解释力。同时，他认为吴飞教授在书中研究采用的交往理性理论框架与以往的民主理论和政党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复旦大学白红义教授从三 个维度对前面的发言进行了总结与扩充：从时间维度来说，白红义教授认为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中国新闻业从进入互联网开始，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技术与新闻的交互演化。伴随着早期从业者的逐渐离开，关于这段历史的口述史与深度访谈材料可能逐渐消失，当下关于这一历史进程系统梳理的基础性工作仍显不足，应尽早着手这一领域的研究以保留重要的一手资料。从空间维度来说，白红义教授认为当前国内学界对国外研究分布不均。受全球新闻学知识生产地域性的影响，国内对于北美与西欧的新闻实践研究相对较多，拉美、非洲等地区则较少。此外，即使是被研究较多的国家仍然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例如路透社对不同国家新闻用户的消费习惯调查显示，北欧国家用户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忠诚度显著高于美国等地区，因而北欧媒体成为新技术积极采纳者。从理论与实践维度来说，在中国语境下许多源于西方的理论概念需要进行本土化采纳。白红义教授以“平台依赖”理论为例，表示西方研究更强调新闻媒体依附平台公司进行新闻分发，但平台分发却无法充分应对中国新闻实践中的复杂需求。他认为，这种在理论采纳过程中的所出现的挑战恰恰为本土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