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也就是1985年的今天，第一支由中国水产总公司12艘生产船和1艘冷藏运输船组成的远洋船队，前往西非海域生产。学校季星辉教授也随队出征。由此，中国远洋渔业的序幕拉开了。”3月10日海洋美食文化节上，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新军告诉师生这段“下西洋”的故事。
超百斤金枪鱼。 徐瑞哲 摄
当天，来自大西洋、北太平洋、中西太平洋、印度洋的10余种50多款远洋渔业产品堆满展台，2000余名师生品尝了包括超100斤大目金枪鱼在内的各色“龙宫”美食。吃到鱼，先要抓到鱼；抓到鱼，先要找到鱼——“起航”40年，不忘捕鱼人，师生们致敬纷纷“下海”探龙宫的功勋教授们。
三名功勋教授。 徐瑞哲 摄
季星辉：三战西非
1985年3月，作为上海水产大学海洋学院一名47岁的教师，季星辉应中国水产总公司之邀，受学校派遣，随同渔业船队前往大西洋，开辟远洋渔业事业，也开始他三战西非的海上传奇。
经过60多天的海上航程，迈入知命之年的季星辉终于来到几内亚比绍。1985年前中国的远洋渔业还是一片空白，到西非后船员们只能边学边干。季星辉除担任船队管事，负责对外联络，记录气象、海况、潮汐底质，还要和其他船员一起从事海上捕捞。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6年4月船队扭亏为盈，创现了利润。一年来的艰苦劳作和夜以继日的脑力劳动影响了他的健康，竟不知不觉患上了糖尿病，但他仍埋头苦干，指导作业，直到体力实在不支才决定回国治疗。
1989年，中水领导再次邀请他赴西非，季星辉重又活跃在西非渔场。这次在尼日利亚，他只用4个月时间就使产值增长88%。从塞拉利昂到拉斯帕尔马斯，当季星辉在前方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获悉父亲病重的消息。他立马放下手上工作，匆匆回国。不想到家时才得知父亲已在此前去世。家人为让他安心工作，没敢告诉他。而妻子两年来忍受牵挂丈夫的精神折磨，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经过一年多治疗，妻子的病情有所缓解。为能邀请到这位名将出山，中水领导特给予超出常规的待遇：携妻同行，以除后顾之忧。1992年8月9日，季星辉第三次踏上了征程，公司给他在拉斯帕尔斯安了家。
季星辉教授。
在几内亚，船队产量直线上升。1993年6月份，季星辉还被一度派到印度洋，11月又再次外出考察。他安慰夫人：“我很快就能回来，你在家好好养病。”
没想到，1994年妻子在西班牙患急性阑尾炎，因语言障碍无法及时就医而辞世。其实这种病并不难治，但由于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使她痛觉迟钝，以致拖延了三天，错过治疗机会。他带着妻子的骨灰和儿子一起回国，将骨灰葬在老家启东的祖坟上。
当有人问他是否后悔时，他淡然一笑：“我们无须抱怨社会的不公和自己的命运。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像造房子，只有地基打得深，才会有日后的无限风光。”
“浦苓号”实习船。
王尧耕：鱿钓之父
凡是了解远洋鱿钓渔业的人，都听说过“王尧耕”这个名字。
1989年，中苏（俄）渔业谈判，苏联表示愿意给我方2000吨日本海苏管水域的太平洋褶柔鱼配额。在学校领导支持下，王尧耕成立团队，积极响应并承担该项任务。5月，经研究商讨，中国水产总公司决定委托上海水产大学进行渔场探索工作，计划8月出海调查。
8月，上海海洋大学“浦苓号”实习船如期启航。他们在一个多月艰苦的渔场探捕中，终于找到可以作业的渔场。日本海鱿钓探捕初获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开，国内几家主要渔业公司都很感兴趣。1990年7月，舟山渔业公司2条8154型鱿钓船改造完毕，与“浦苓号”一道进行了日本海渔场的探捕性生产，王尧耕组织部分教师分别到这两条船上协助技术指导。
1989年，在王尧耕（右三）等先驱带领下，“蒲苓”号赴日本海成功完成试捕任务。
他向舟山渔业公司提出，将一条吨位较大的双层甲板型拖网渔船1303号改装成鱿钓船，并计划于次年投入试作业。次年，王尧耕指导的4条鱿钓船在日本海鱿钓作业中取得骄人成绩，各条船均盈利，1303号鱿钓船更是当年就基本收回投资成本。
不久，一支可以在日本海生产作业的中国鱿钓船队初具雏形。随后，越来越多的8154型等渔船加紧改装，预备投入生产……我国的海洋捕捞重新焕发出生机。
王尧耕（右一）在讨论中。
望洋“不”兴叹，东征太平洋。他于1993年组织5家公司的6条渔船前去探捕，但一个月里渔获几乎为零。1994年，在一片啧啧怀疑声中，王尧耕再次组织6条渔船，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地毯式”探捕。结果，渔获丰收和频频高产的消息迅速传回，大批在日本海作业的渔船也争相前往太平洋生产。
鱿钓渔业为我国远洋渔业开创了“三新”局面（新渔场、新资源和新技术），但王尧耕意识到要使该渔业巩固和提高，则必须努力朝着“三化”方向发展，即实现装备国产化、生产专业化、作业常年化，使之发展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王尧耕教授（左二）欢送赴印度洋西北海域鸢乌贼探捕青年教师。
1989年至1996年间，王尧耕年过花甲却前后连续8年在生产第一线。他的爱人曾经生病住院很长时间，而他却一直在海上工作，无法在身边照顾。1996年后，王尧耕退居二线后指导开发了一系列新渔场，如新西兰鱿鱼渔场、西南大西洋阿根廷鱿鱼渔场、秘鲁外海鱿鱼渔场、印度洋阿拉伯海鱿鱼渔场等。
中日渔业协定谈判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接见。
乐美龙：几度“首开”
作为我国著名的水产教育家，刚刚成年之际，乐美龙开始与水打起一辈子交道。1949年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乐美龙中学毕业后未能立即进大学深造，而是在长江从事沉舰打捞工作。那两年，他比平常人多了一份与水的亲近，为他在水产领域驰骋一生埋下了伏笔。
进入大学后，乐美龙表现优异，毕业即留校任教。他早期研究渔具水池和风洞模型试验，在全国首先开设“渔具理论与计算”课程；同时又长期深入渔区和渔业企业联系生产实际，总结生产经验，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生产技术作出努力；后期开设的海洋法、渔业法规和渔政管理课，也力求将知识与操作实务相结合。
乐美龙授课。
1970年代初因工作需要，乐美龙奉调北京农林部从事国际海洋法研究和与周边国家签订渔业协定的会谈工作。
他曾先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代表和顾问多次出席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负责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等海洋法问题的讨论和起草等工作；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就双边渔业协定进行中日、中朝等渔业会谈，多次博得中央有关部门领导赞扬。之后，他还曾担任过农业部渔业局海洋法工作组组长，从事研究有关国际渔业管理等重大问题，并在全国水产院校首次开设“海洋法与渔业法规”课程。
乐美龙退休后仍去军工路校区工作。
1985年，乐美龙担任上海水产大学校长。他一方面参与农业部筹划组建远洋渔业船队，多次派出骨干教师参与远洋领航和捕捞指导；另一方面，果断将海洋渔业专业方向由近海渔业转向远洋渔业，加强外语、航海技术、渔具装配工艺等教学，并与中国水产总公司合作挑选部分优秀学生，参加开发中东大西洋渔业和北太平洋鱿钓渔业。经过十多年努力，不仅促进了我国远洋渔业生产，还为学校建立起干练有为的师资队伍，编著和出版了20多本系列教材和论文等。
渔权即海权。当日，“海魂育人，不忘初心”文化展览在校园进行，“织就梦想·海绘青春”手工活动中，大学生们现场编织渔网，回味40年前传统织网历史。面对远洋渔业杰出人物王尧耕、季星辉、乐美龙等人的展板，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2024级学生李思萌拿着手中的金枪鱼钓具，一字一句读着他们的介绍，“这些老教授是我们渔业人的榜样，远洋渔业的接力棒到我们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