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 S 因流感合并肺炎在日本不幸离世的消息如巨石入水，激起舆论千层浪。这一令人痛心事件背后，“过度不医疗” 的问题亟待深入剖析与反思。
从大 S 就医轨迹看，她在日本先后四次前往医院，前三次在箱根和东京的医院就诊均被医生劝返，直至第四次已病情危重，最终回天乏术。一些在日本生活的华人也分享了类似 “过度不医疗” 现象，有人高烧 41 度，救护车送达后在医院等 1 小时，最后被送到药房门口自行买药回家；有人拔智齿，预约 CT 需等 1 个月，拔牙又要再等 1 个月。这种看似遵循规范，实则消极保守的医疗态度，极可能让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在医疗政策层面，DIP（按病种分值付费）等政策推行本为规范医疗行为、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可实际操作中若把握不好度，就易出现 “过度不医疗” 倾向。部分医生为控制成本、遵循规范，过于谨慎，对一些本可进一步检查、治疗的患者采取保守观察策略。
大 S 体质虚弱，生产时曾因麻醉癫痫发作，感染流感后免疫系统难以抵抗病毒，进而引发肺炎。若早期能得到积极治疗，如及时全面检查、针对性抗病毒及抗感染治疗、必要时的呼吸支持等，或许悲剧可避免。但前三次就诊未获有效干预，病情恶化，终酿悲剧。
再看国内，“过度医疗” 常遭诟病，它存在让患者多花钱、承受不必要医疗操作的问题。但在危急重症救治上，国内医疗体系优势明显。国内医院 24 小时急诊系统完善，能及时救治重症患者。
以呼吸道疾病高发季为例，国内医生面对发热病人，会先询问症状，查看体温和呼吸道症状严重程度，测血氧、听呼吸音。若患者有持续高热、胸闷气急、血氧较低、肺部啰音等情况，会建议查血、做病原体筛查、做 CT，患者主动要求做 CT 也会安排。
若确诊流感或新冠，会让患者服用抗病毒特效药；若肺部有炎症，无论甲流、新冠是否阳性，一般会安排挂盐水。从规范看，这种策略有 “过度医疗” 嫌疑，如让无肺部病变者做 CT、让病毒感染者挂抗生素等。但医生这样做是考虑到少部分流感患者会发展为肺炎，甚至 “白肺”，部分还会合并细菌感染，导致脓毒症和休克。
国内部分医生面对发热咳嗽患者，会直接安排 CT 检查，怀疑有炎症就用 “退热 + 抗生素 + 激素” 的治疗方式，这也是 “过度医疗” 表现。
“过度医疗” 虽不合理，会让部分患者多花钱、多打针，但相比之下，国外 “过度不医疗” 更可怕。
像大 S 三次就医被劝返并非个例，还有胃不舒服做胃镜拖延数月，查出胃癌已远处转移；小感冒被要求回家吃药，拖成肺炎；哮喘发作因医生约满，让患者下周再来等情况。
曾经，公知和专家吹嘘国外 “分级诊疗” 规范、节约医疗资源，国内也推行，但效果不佳。国内老百姓就医相对自由，可自主选择医院，而国外实行严格分级诊疗，无医生转诊难以自由选医院。这种差异导致国内 “过度医疗” 和国外 “过度不医疗” 问题，根源与国内外医保政策和国情相关。
在国内，老百姓在就医方面相对自由，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自由选择想去的医院，既可以选择去三甲大医院寻求更权威的诊断和治疗，也可以选择去小医院享受相对便捷的服务，甚至还可以选择私立医院以获得更好的就医体验。想做CT就做CT，想挂盐水就挂盐水，这种就医的自主性在国外是难以实现的。国外实行严格的分级诊疗制度，患者的就医选择受到诸多限制，没有医生的转诊，患者很难自由地选择心仪的医院。这种差异也从侧面导致了国内“过度医疗”和国外“过度不医疗”问题的产生，而这一现象的背后，与国内外截然不同的医保政策以及各自的国情密切相关。
如何在医疗中把握好度，既避免 “过度医疗” 又防止 “过度不医疗”，是医疗体制改革和进步的重要方向。对普通百姓而言，在 “过度医疗” 费钱和 “过度不医疗” 费命之间，或许更倾向于前者，因为生命无价，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