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国庆节前一天下午，曾高下手术台，走到休息室，打开手机，回复在网上找他问诊的病人。一小时后，他又进了手术室。他还有两台手术需要完成，乐观估计，晚上十点能下班。
曾高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主要创立者和负责人。十多年前，中国互联网医疗才刚刚起步，他就成为尝鲜者，通过网络给孩子们看病。
这几年，网络问诊平台在政策支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加速发展。曾高成了一名“网红医生”，在抖音上有13万粉丝，在网络问诊平台好大夫在线的总访问人次达到126万。
在网上，全国各地有需求的父母，得以找到曾高。他们的孩子往往患有儿童脑肿瘤、脑血管畸形等疾病。而在中国，能够给这些孩子们看病、手术的大夫并不好找。
曾高与病人互动，都是在不同手术间隙、咖啡时间、吃饭时间见缝插针地完成。依大数据的统计，他平均每天耗费一小时。为了安抚患儿父母的焦虑，有时他半夜也在回复。
名利
曾高接触互联网医疗很早，2009年，他就入驻了刚成立三年的好大夫在线。
起初注册账号时，曾高并不常用，一两年后干脆不用了，原因很简单，他不喜欢谈钱。他觉得网络问诊存在争议，对这类平台有本能地抗拒：“在上面像是为了挣钱一样，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大约三年前，听说可以把图文问诊设置为“0元”，不收费，他才又开始登录，并且设置了永久免费。
也是在那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暴发。数量庞大的患者涌入网络，问诊平台成了抗疫“第二战场”。短短几个月，互联网医疗完成了史上最广泛的用户教育和市场普及。
2021年6月，曾高入驻抖音，迄今发布了1200余个视频，粉丝超过13万。他放在抖音上的精力不多，每个月录制两次，一次两小时，再由专业的团队剪辑成多个小视频，每天发布。那时，他甚至会回复抖音里每一条私信问诊。
抖音并不是医疗问诊平台，几个月前，团队建议曾高不要再回复粉丝消息，他感到解脱，“生活质量一下就提高了”。
曾高和这个团队只有工作流程上的交集。他知道账号运营起来后，团队会有自己的赚钱方式，但这与自己无关。
“不是我有多清高。别人找你问路，你会管人要钱吗？我就是做医生的，我的很多时间就是给人看诊，不是付出时间就都要拿经济回报。”
曾高向经济观察报粗略算了一笔账：按照目前的网络问诊量，若按每位病人100元诊费收费，他每月可获得2万元以上的额外收入。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会有心动的时候吗？”听到记者的问题，曾高笑了：“越说我越心动了，哈哈，但人无信不立，我话都放出去了，永不收费。这样就挺好，钱多点不会让我更快乐，少一点也不会让我饿着。”
曾高慢慢变成了网络问诊平台的深度用户。他的手机上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问诊”，放了十几款网络问诊平台，包括好大夫医生、百度健康、微医生、有来医生等等。曾高觉得，在这个时代，优秀医生可以借助互联网医疗更快成长，更快让患者认识自己。
有时，看到一些误诊、误治或是出了并发症的孩子，曾高会为那些孩子惋惜，如果是自己来做，或许就会有不同的结果：“网络上有太多错误的信息混淆患儿家长的视听，我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有自信，我相信自己是难得的优秀医生。”
神经外科手术是高风险手术，并发症的发生无论如何不能被完全避免。曾高说：“每个医生心里都有一片坟墓。”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把手术出现并发症的比例控制在1%以下。他也希望把他的团队带成中国最优秀的儿童神经外科团队，没有之一。
医患
曾高还是“小大夫”时，曾经被两个痞子堵在急诊门口，被掐脖子，吐唾沫。“那种感觉不只是委屈，还有屈辱。”
到了线上，这种伤害的形式变成网络暴力。因为不收费，曾高有了一把“杀手锏”：偶尔遇到非常无厘头的、没事找事的、纠缠不清的、令人烦躁的问诊对象时，他就理直气壮地拒绝回复。
在好大夫在线，曾高有近500条诊后评价，几乎都是夸赞。但曾高更在意批评类的评价，骂得有道理就反思，没道理就找机会消除误会，毫无道理的偏执辱骂就不管。“互联网上，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溜溜。”曾高相信每个医生都有自尊心，想要好口碑，网络评价的透明一定会刺激医生提高医疗质量：“要借鉴、学习同行，不能光看医生们开会交流时的夸奖，反而看互联网上患者的评价更实在。”
曾高常常遇到不安的父母们。一个问题解释三遍，家属还在反复问，曾高就忍不住会烦躁。有时出一下午门诊，到最后几个患者，曾高得压着性子才能继续讲话。
问诊平台上基本没有这样的烦恼。曾高针对不同疾病编写了数百条常用语备用，十分详尽，包括关于片子的、疾病的、门诊的、手术的、感谢的、辟谣的，这让他的回复变得高效。“在门诊，这些都得靠一张嘴，给每个人讲明白了。”
曾高还可以按心情选择回不回、什么时候回。他在好大夫在线的平均回复时长是4小时，患者评价是满分5分，这并不容易达到。
门诊时，曾高常常遇到挂错号的患者，甚至有老头、老太太出现在儿童神外的诊室，有人从外地来，排队进门发现挂错了。曾高哭笑不得，只能建议他们把号退了，再告诉他们应该挂谁的号。“线上问诊几乎不会有这类尴尬，医生和患者都很高效。”
在儿童神经外科领域，很多疾病需要早发现、早治疗，家长们没有相应的知识，发现症状时已经很晚了。在抖音做科普后，许多父母因为看曾高的视频，发现了孩子的问题。
2022年9月，一个妈妈在好大夫在线的评论里记录下看病历程。她的孩子患有小脑扁桃体下疝伴随脊髓空洞，在抖音看到曾高关于疾病的科普，在好大夫做了初诊，然后进京面诊、手术，现在恢复得很好。
改变
曾高是中国医生志愿者组织最早期的重要成员，曾带领志愿医生团队在非洲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提供医疗援助。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曾高也许一生都不会踏足这两个国家。在几内亚，14岁及以下儿童占总人口比重高达45%，但全国没有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医疗水平很差，需要手术的孩子常常被父母放弃。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但儿童神经外科医生依然不够。曾高介绍，全国有2.6亿左右14岁以内的儿童，真正从事儿童神经外科的只有二三百人，大约平均每1000万孩子才有一个儿童神经外科医生。曾高在互联网上的活跃，和这样的现状不无关系。
44岁的曾高经常因为帅气、年轻的外表被夸赞，这让他挺困惑。“长得年轻，做医生挺吃亏，大家都喜欢老专家。”为了看起来老成，曾高留过一年胡子。
曾高的父母都是退休医生，从业时没有接触过网络问诊。有时，曾高会向老人介绍互联网医疗，他们生病时，曾高也会在问诊平台上查查合适的大夫。
曾高展示了他的微信通讯录，里面有1500多个患者，还有三个500人的大群。这些患者在微信上找他问诊，他都会抽空回复。这几乎完全消解了工作和生活的最后界限，曾高很累。
这两年他基本不再添加病人微信，而是让他们通过网络免费问诊，自己集中回复——界限在慢慢被重建。“互联网医疗替代了一部分本应由分级转诊而实现的维持秩序的功能，让医生、患者都更高效了。”
网络上问诊量大，千头万绪，许多医生有自己的团队。曾高的团队由他的三名下级医生和两名医生助理组成，医生助理主要回答关于床位、就医流程等非医疗问题。90%左右的医疗问题由曾高自己回复。
曾高感受更深的是，随着互联网问诊的推进，患者随访和管理变得越来越方便。以前门诊“靠天吃饭”，许多患者出院后就消失了。现在，曾高常常通过问诊平台做随访，了解患者的近况。
不可避免地，曾高的工作时间无形中变得更长。
曾高喜欢读金庸、老庄，看剧，打羽毛球，但线下和线上工作的无缝衔接，已经把他的生活空间挤压得很小。他大约一周打一次球，美剧《越狱》播出十年后才得空看完，追《权力的游戏》时，他匆匆看了解说版。
在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走廊，孩子们给曾高写的感谢信、画的卡通肖像贴满了墙壁。他收起手机，匆匆路过这里，往手术室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