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怎样才能好好长大成人？这是让许多父母焦心的问题。大多数家长为了让孩子成年后在社会中有一席之地，把考上好的大学、读个好的专业设定为孩子的目标，并为这个目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
但是，当孩子离开家长的庇护，走入大学时，家长们却发现，优秀的孩子们出现了比初高中时更加严重的心理危机。
“考上大学就好了”，这样的神话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在成绩至上的单一价值体系中成长的孩子，会愕然发现，自己不仅缺乏独自生活所必需的执行能力和技巧，也无法应付各种学业、社交、情感上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机会越来越少”的未来图景，单一的对“成功”的定义让他们仍然每天都在过着走钢丝般的生活。
在《高压年代：如何帮助孩子在大学渡过难关、顺利成人》一书中，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精神医学教授罗斯坦和心理学博士希布斯为家长提供了一份指南。这份指南包含了孩子在大学及以后的生活中所需要的社交、情绪、生活自理能力，还有大学阶段可能出现的精神疾病迹象，并给出应对问题的资源和方法。
正如书中所说，高压的时代给年轻人带来了许多认知性的错位：
“压力之下的当代孩子和家长，往往高估了力争上游的价值，而低估了简单粗重枯燥的工作对于成功的作用。这会造成什么样的潜在后果呢？年轻人会觉得那些单调的工作没意思，配不上自己，于是不屑于去做。但如果孩子长到青春期都从没学过，那么在做一些不那么愉快的家务，乃至将来做一份不那么有趣的工作时，又怎样管理自己的烦恼沮丧？他们将如何获得那份可以接受低分而不是退课的“坚毅”，那份可以跌倒重来而不是放弃的自律，那份可以看到完美会阻碍完成的见解？他们又将如何学会断掉互联网，以健康睡眠为先，对派对狂朋友说不？”
《高压年代：如何帮助孩子在大学渡过难关、顺利成人》，作者: [美] B.珍妮特·希布斯，[美]安东尼·罗斯坦，译者: 成丽苹，出品方: 青豆书坊，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年: 2023年7月。
当今年轻人世界里的隐忧
学术上的才能，几乎无法为人生起起落落带来的动荡——或者机遇——提供任何准备。
——丹尼尔·戈尔曼《情商》
在大型公立中学毕业典礼上，卡森以学生代表身份做了开场致辞，与此同时，他还获得了学校的英语奖及一所顶级大学的优秀奖学金（部分减免）。他很自豪也如释重负，他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如果没拿到奖学金，他就只能在州立大学走读部就读。现在他被名校录取，父母也慷慨地提出要帮他还学生贷款。
然而，当卡森坐在大一英语课堂里，盯着自己论文上那个大大的红色评级“D”时，父母的希望、自己的梦想仿佛都受到了嘲弄。课堂时间一晃而过，他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就上到了大学图书馆八楼，俯瞰着一楼的大厅。他察觉到自己脑子里正在思考着，要是就这么跳下去会砸到什么——是玻璃封装的档案陈列台，还是那摆着许多教师新近出版物的光可鉴人的长桌子？
这时，一个同学的身影从他思绪中飘过。那是他法语班上的一个女生，这学期开学才一个月就自杀了。她身上有着绝佳的幽默感，卡森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自杀，她似乎一切都很顺遂，这令人悲哀而奇怪。但此刻，卡森觉得自己的奖学金要泡汤了，未来就要毁了，惶惶之中的他，突然间感受到了那个女生的绝望。
一阵眩晕，迫使他从图书馆的天台上退下。他瘫坐在地，机械地按下大学热线电话速拨号码。一名值守学生接听了电话，并成功地让卡森保持通话，直到他平静下来，同意前往学校的免预约咨询服务中心。就这样，卡森扛过了这次可怕的瞬间冲动。幸运的是，他的自信心危机并不是严重抑郁症或躁郁症带来的。这次短暂惊恐发作之后，他进行了心理治疗，最终提升了韧性，有了更强的能力去忍受挫折和逆境。
《万物理论》剧照。
那天下午挽救卡森的，不仅仅是那阵眩晕和无精神疾病的基础，还有很多情绪管理技巧的加持。与家人朋友感情牢固、有求助的意愿，也都是让他走下天台、拨出电话的原因。他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困难时求助所需要的非认知技巧。
他的父母总是表扬他的努力而不是结果；他们也总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他的兴趣爱好。卡森犯错时，他们就会打趣说：“唯有人是蛮美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有问题时父母会跟他讨论，但不会给他现成答案。所以他的情绪是有底气的，足以压过瞬间的绝望。头脑冷静下来之后，他想起自己以前也曾面对过一个“D”，是在高中微积分的考试里。一开始他也慌乱：“我在学校的排名要往下掉了。”在他告诉父母之后，他们鼓励他去跟老师谈谈。就是这种情绪上的韧性和面对逆境的底气，在学习遭遇挫败的时候拯救了他。我们坚信，每一个学生都能学到这些技巧，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然而遗憾的是，很多学生并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遭遇了盛行于大学校园的精神健康问题。当代和下一代大学生必须提升成熟度，以更高的社会情绪智慧装备自己。大学生活如同坐过山车，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减少脱轨风险。
当大学生们如履薄冰的时候，家长们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像“大学将会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这种怀旧箴言，人们是再也听不到了，只听到无数家长为孩子即将崩溃的人生忧心忡忡。尽管家长们已经倾尽全力去教育、托举其天资聪颖的子女，却依旧无奈地看到，孩子开始出现脚步踉跄、要摔跟头的样子，比如焦虑、抑郁、情绪波动等。
大学生面对的是机会越来越少的图景
卡森的故事，除了惶恐与韧性，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代际现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都会像卡森那样感觉失望甚至崩溃。可是在上一代的大学里，没人会觉得仅仅一次得低分就要完蛋。那时候人生成功的定义，也并不是只有从高中到完美大学再到高薪职业笔直一条道，连一个趔趄都不能打。
可是眼看着，现实似乎已经逐渐发展成了这样。现在的年轻人一想到成年，眼前就是一幅竞争日趋激烈、机会越来越少的图景。《纽约时报》最近感叹道：“大学文凭正在贬值成新的高中文凭。尽管花费高昂，却已经成为找到一份一般性工作的最新最低要求。”
在这么大的成功压力之下，无怪乎当今的年轻人要和成年人一起竞争“美国压力最大人群”头衔了。年轻组甚至还可能领先一筹：根据美国心理学会最近的调查，青少年比成年人感受到的压力更高，哪怕是暑期。该调查显示，这种压力致使1/3的青少年感到无法承受、抑郁、疲倦。而且这压力没有很快会缓解的迹象：34%的受访青少年预计未来一年中自己的压力值还会继续上升。
《万物理论》剧照。
那么两组人应对压力的情况怎么样呢？成绩都不好：青少年组和成年组都没能在管理压力上做到位。大多数都沉迷于不健康的行为：要么不吃饭，要么“暴食抗压”；远远没有做到充足锻炼、充足睡眠。到了大学阶段，压力很容易就会催化出精神疾病诊断，导致自残风险增加。
家长于是发出困惑与惊慌之声：“怎么回事，现在孩子的压力怎么这么大？一个孩子要多久才能长大？”我们常常听到家长们用各种不同的说法表达出同一种哀叹：“我们已经无计可施了。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孩子创造一切机会让他成功，绝对比我们在他那么大的时候条件好得多——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从千禧一代开始，直到Z世代（也称为i世代，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面对迅速变幻的政治经济图景，学生们以不断地奋斗来抵御未来的不确定性，承受了非常真实的压力。他们的压力来自全天候唾手可得的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攀比标尺——有社交上的，有学习上的。正如一位麻省理工的教授所指出的，平均绩点分、梦想的大学、奖学金、名企暑期实习岗位，以及毕业后的起薪，都是意义和使命的虚幻替代品。年轻人的大脑已经在疲于应付各种成长任务、各种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建立自我身份、发展友谊、尝试亲密关系、孵化未来的事业……加上当代的各种压力，可能就超载了。
家长也是压力重重。父母对子女的保护欲可能造成过度育儿，反而阻碍了子女获得成功起航所必需的管理情绪技能。这些方方面面的压力，在大学时代及紧随其后的一段时间达到顶峰，因为在大学这个大熔炉里，很多压力诱发的情绪问题初显端倪。大学压力源与出现精神健康问题，这两个现象形成一个互相喂养的闭环，使得两边的压力都越来越大。
如今，“成功的父母”意味着对孩子“管控到位”
历史学家史蒂文·明茨宽慰我们说，担忧“美国人的童年被毁”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每当经济形势紧张或者社会急剧变迁时就会出现。实际上，父母心影响着焦虑驱动的变革，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的早期便已存在。清教徒前往“新世界”寻求的宗教自由，就脱胎于他们想要拯救“旧世界”中“恐将堕落腐化之后代”这样一个焦灼的道德执念。在今天这个社会与经济格局剧变的“新世界”中，面对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压力、愈演愈烈的全球竞争，焦虑的家长们同样试图“拯救”其子女，逃离屏幕的诱惑、铁饭碗的消失，乃至想象中被机器人夺走岗位的未来。
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在当代，育儿方式总在保护控制和促进儿童独立性之间来回拉锯。在匮乏年代——如美国西部拓荒时代，以及在政治经济稳定的年代鼓励青少年儿童自主自立的做法受到推崇。“二战”后数十年的美国家庭生活中，父母过着工作安稳、收入上升、家庭结构比较固定的日子，在这种国内局势相对安全的年代，孩子会被给予更多的自由空间。相反，在社会剧变的时代，家长施加保护、增强控制的做法就会大行其道——巧得很，过去40年正是如此。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40年，社会与经济剧烈动荡，导致人们再度开始恐慌孩子的安全和幸福。婴儿潮一代和X世代（出生于1965年至1980年的一代人）的自由放养式童年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首先是牛奶纸盒上印上了关于儿童绑架的警示，次第而来的是哥伦拜恩校园枪击案、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08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家长们的反应是加强控制、窄化成功定义，以严密保护取代孩子的自主自立。保护措施五花八门：家长替孩子安排玩伴、花生酱不得进入学校、课堂上出现不适内容预警提示……如今，“成功父母”意味着对孩子“管控到位”，从稚龄起便精雕细琢，面面俱到。
《心灵捕手》剧照。
明茨认为，这种对孩子的担忧卷土重来，其实反映了成年人的生活动荡不安，以及家长因此而背负的重重压力。透过历史的滤镜去看问题，或许可以让家长略感宽慰：他们对孩子幸福的周期性恐慌，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
让我们面对现实：在美国父母陷入焦虑之前，成长的麻烦属性便早已存在。亚里士多德写道：“让醉汉躁动的是酒，让年轻人躁动是天性。”两千年后，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里安排无名牧羊人哀叹道：“我希望16岁和23岁之间并没有别的年龄，否则这整段时间里就让青春在睡梦中度过去吧。”
而现下，家长们在时光的怀旧效应中得了选择性遗忘症，将自己的大学时代理想化为“无忧无虑”，便奇怪子女为何不能过上自己当年那种太平日子。然而，明茨提醒我们，代际变化的本质就在于，家长既不能复制自己的过去，也不能预测孩子的未来。未来是不确定的，当下是未有先例的，因此当今的年轻人承受着独一无二的压力。
曾经，通向好日子的道路还没有那么狭窄
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通向好日子的道路还没有那么狭窄，绝不需要什么名牌大学做通行证，甚至连大学文凭都不需要。当时的普遍观念是，念完高中就去工作完全没问题，如果工作需要，或者有志于此，再去上大学也不迟。直到1980年代，四年本科才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成为刚需。
不过在此之前数十年，随着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颁发，向着“全民大学教育”的转变就已经逐渐开始了。从1940年到1950年，美国高等院校授予的学位数量翻了一番；而1945年美国人学士或以上学位持有率为4.6%，半个世纪后上升到25%。20世纪中叶的成年人越来越多地拿到大学学位，于是他们将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梦想传到子女身上。
民权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全民大学教育运动，其重点落在教育机会平等上。
1983年的总统报告《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引发了联邦及各州对职业教育的抛弃。其后果让人始料不及：人们开始不切实际地期待按部就班的求学道路；高等教育年限拉长；技术职业被边缘化；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时间延长，以及更严重的——迟迟不能完全成年。
与此同时，自动化和全球化加速了美国制造业与贸易领域高薪低技能工作岗位的流失。当这些以及其他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变窄，读完四年本科就成了自立成人的基本条件。如今教育已经成为制度性压力的代名词，过度偏重学术考察，使初中至大学青少年身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过去，人们觉得只要孩子在学习，在增长见识，在探索使命，那就够了；而现在，当家长越来越焦虑子女面临的白热化竞争，“拼”变成了常态。压力，成了父母的荣誉勋章，成了有没有为孩子上大学提供充分准备的考验标准。以下这些压力想必家长们都不陌生：跟别的家长一比较，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发现自家五岁小孩的玩伴正在学中文，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个懒鬼爹妈；孩子的履历没能填满各种课外活动，不禁陷入自责……
《心灵捕手》剧照。
与此同时，高中学生被鼓励担起大学先修课程（AP）的沉重负担，引发睡眠不足、焦虑、抑郁等问题。这种为成功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反过来又让很多学生忍不住将错误等同于灾难。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那些已被广泛认可的教育基准——标准化考试、高中尖子班、渐成必需的名校文凭——所有这些推着孩子拼一个成功未来的做法，往往是会损害情感发育的。教授、儿科医生斯图亚特·斯莱文认为：
我的个人感受是，我们正在拿整整一代美国孩子做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型社会实验，而青少年精神健康遭受负面影响的证据多到令人崩溃。更让人揪心的是，青春期的精神疾病史会导致成年后更易罹患精神疾病。再一想到并无任何证据证明这种教育方法真能带来更好的教育成果，就简直寝食难安了。
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就业咨询师、招生官都在对此进行关注。在全国各地高压锅般的高中，期中、期末考试正在被取消。周末家庭作业正在逐渐废止。大学先修课程的数量正在封顶，上午开始上课的时间也推迟了。（虽说许多学生缺觉是熬夜上网的缘故，但推迟第一堂课开始时间确证了缺觉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相关性。）高中和大学都在实施创意方案来改变成绩评定标准，从而对抗摧毁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过度完美主义文化。
仔细研究这些趋势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看到，目光短浅地关注学业成就，会导致学生强烈恐惧失败、学业落后甚至只是自以为落后时就会产生深深的羞耻感。这种“破坏性完美主义”扭曲了自我价值，让年轻人根本无法忍受个人缺陷、承担合理风险、面对成熟之路上不可避免的失败。极其严重的是，它削弱了学生在需要时寻求帮助的意愿。
人们忘记了曾经的“心盛”教育
我们忘了，在1970年代之前，“育儿（parenting）”这个词既不常用，也不具有强行规定“应该如何为人父母”的内涵。请听听普利策奖获得者玛丽莲·罗宾逊如何描述她在1950年代的童年：
……他们是大人，我们是小孩，你懂我的意思吧？差不多就是两种生物。不过要是他们看见我们在做什么——比如画画或者别的什么事——他们就会找来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默默地支持我们做下去。让我觉得非常自在的一件事情是，只要我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父母就会感到同样幸福。我身上没有压力。
罗宾逊的父母对她的需求是敏锐的。他们注意到了她的兴趣并默默提供支持，并不奢求什么结果。在今天，发展心理学家将这种取向定义为“心盛（flourishing）”，其对立面为狭隘的、以结果驱动的成功模式。教育专家们说，15到22岁之间的某些关键发展变化，有赖于父母推动孩子自主、自控、自省，并提升他们在广阔世界里维持健康关系和社群参与的能力。心盛囊括了这些发展目标，允许一个孩子去追求其自身的需要、消遣，甚至古怪的爱好。
在健康的亲子关系中，家长对孩子保持与其年龄相称的期望，推动孩子渐渐承担起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再配上温暖、关爱、支持，便是完美。好父母的基本标准没有变，但是时代变了。
《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古怪爱好和自主游戏都已成过去，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屏幕时间、规划好的体育活动以及用来填充简历的各种课外活动。与此同时，家长越来越不指望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即传统的——做家务。学习、练琴、参加社区服务……已经忙不过来了，家长通常不忍心再给他们分配家庭任务，似乎这些任务只是浪费时间，对孩子没什么用处。家长看重的东西变了，只顾推着孩子在学业上一路拼杀。可这也侵蚀了传统的家长权威，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给孩子设边界、提要求。
这种对成就的过度强调，可能导致学生误解何为独立自给。如果年轻人身上的学业压力没有通过日常非刺激性、非目标导向活动的内在平衡去抵消，就会形成一个有害的循环。这种非刺激性、非目标导向活动，跟正常的家长角色一起，都曾是过去童年的一部分；但如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都已不告而别。
我们忘了做家务对孩子有好处，还有那些不能用来吹嘘的兴趣爱好也是。压力之下的当代孩子和家长，往往高估了力争上游的价值，而低估了简单粗重枯燥的工作对于成功的作用。这会造成什么样的潜在后果呢？年轻人会觉得那些单调的工作没意思，配不上自己，于是不屑于去做。但如果孩子长到青春期都从没学过，那么在做一些不那么愉快的家务，乃至将来做一份不那么有趣的工作时，又怎样管理自己的烦恼沮丧？他们将如何获得那份可以接受低分而不是退课的“坚毅（grit）”，那份可以跌倒重来而不是放弃的自律，那份可以看到完美会阻碍完成的见解？他们又将如何学会断掉互联网，以健康睡眠为先，对派对狂朋友说不？
对于两代人来说，这意味着痛苦的来源不仅在我们周围，也在我们自身以及彼此之间。所以，值得花时间关注这种双向强化动态。家长如果记住独立生活需要做出很多小小的牺牲，同时也给孩子创造机会去体验这样的牺牲，他们将能更好地帮助孩子去平衡生活中的种种压力。作为榜样，家长既可以将孩子从无休无止的奋斗中解放出来，同时又可以保护孩子免受焦虑、无聊、失望之苦，这些都是前方路上必然遭遇的，无论是大学生涯还是整个人生。
的确，当今世界或许有更多竞争，更少宽容，但如果这个判断使个人成功的定义变得狭隘，放大了无谓的紧张，导致人们在追求目标的路上失去平衡，那么便很容易走入破坏性完美主义的歧途。这种“赢家通吃、输者一无所有”的思维，也会夺走年轻人的创造力，泯灭其关怀他人的善意。千万不要忘了，通往幸福成功人生的路径多种多样，不止一条。如果家长懂得将自己的焦虑与孩子的个人选择脱钩，就能提升孩子的自主性和幸福指数。
原文作者/[美]B.珍妮特·希布斯 [美]安东尼·罗斯坦
摘编/王铭博
导语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