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在压力下的应对一直是心理学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源，从超额的工作负荷、到社会比较，可以说人们的生活基本上是由各种压力所组成的。
但是，有些压力源似乎对个体的影响很小以至于个体没有感受到，而有些压力源则对个体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同时，不同的个体在面对相同的压力源时，他们的认知和行为不尽相同，且相同的个体在面对不同的压力源时，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行为。
这些在压力前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很可能导致了个体压力应对结果的差异性。个体的人格特征及压力下的认知和应对可能对压力的应对和应对结果产生影响，良好的应对方式也可能帮助个体获得理想的应对结果。
因此，深入研究个体的压力应对机制可以帮助个体在面临压力时，帮助其选择合适的应对方式，且合适的应对方式可以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
研究在以往有关压力应对的理论和研究基础上，考察了心理控制源、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应对有效性四个变量的关系，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从一般的、长期的、泛化的角度出发，心理控制源能够显著地预测应对有效性，且应对方式在二者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2）在具体的压力情境中，心理控制源可以显著地预测认知评价，进而对应对方式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应对有效性，心理控制源、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和应对有效性四个变量构成多重中介模型。
心理控制源与应对有效性
社会学习理论是心理控制源的理论基础之一，Rotter提出了预期价值模型，其涵义是个体发生某一行为的可能性是此人对此行为导致某特定结果的预期和强化值的函数。因此，个体的行为受到个体的预期和强化值的影响。
当强化值和预期经过不断地重复和验证之后，形成了个体相对稳定的应对外界刺激的行为模式。Rotter使用“泛化预期”来描述个体对普遍行为结果的相对固定预期。
外控的个体，预期外部的因素对事情结果有更大影响，内控的人则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对事情的结果有更大影响。
因此，当遇到外界的刺激，外控和内控的人的行为反应不同，内控者更倾向于发挥自己的作用，对结果施加影响，因此内控的人在处理应激事件时更加的积极，用行为去改变结果，而外控的人却与之相反。
因此，内控者更加努力，随之的应对结果，即应对有效性往往更好。研究的结果得出越外控的人，应对有效性越差。而且研究采用主观幸福感作为应对有效性的指标，也可以理解为越外控的人，主观幸福感越差。
如果个体的信仰或者环境让个体相信自己有自控的能力，他们会更加自由地通过改变环境来解决生活中的压力，如工作环境压力太大，个体会努力改变工作环境，进而外界压力源对个体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小，这也就影响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根据Lazarus和Folkman提出的应对理论，心理控制源（外控）是应对方式的前因变量，并通过影响应对方式进而影响应对有效性的结果。个体对事情的预期，会影响个体的努力进而影响个体的应对有效性。
研究的研究结果从实证的角度支持了其应对理论。如果个体认为其所面临的压力情境是能够被自己掌控的，那么个体会倾向于解决问题，相反，如果个体认为压力情境不可控，则产生更多地情绪反应。
而内控是个体对一般事件的积极乐观期待，因此内控的人，更多地视为压力情境可控，进而倾向于去解决问题，并为之付之更多的积极努力。
而这些积极的努力经常源于个体积极的态度和能力，其可以产生减少压力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而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如果个体对自身或环境有积极的看法，则这个人一般来说是乐观的，而这有助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在对护理工作人员的压力应对进行研究时，发现应对方式可以部分中介心理控制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是研究中发现，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研究的人群人群的压力状态不同所导致。
长期的角度下，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和应对有效性的关系
研究一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心理控制源（外控）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应对有效性，即越是认为自己对一般事情具有控制程度的个体越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而应对方式在二者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越认为自己能够控制生活压力事件的个体，越能够较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进而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更好。
越内控的个体的应对方式更加成熟，在面对压力时，多选择解决问题和求助他人的方式，相反，越外控的个体的应对方式较不成熟，面对压力时，多选择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等应对方式。不同的应对方式直接导致了个体的应对有效性不同。
在一项对巴基斯坦学生的研究中，得出应对方式是压力和健康不良、学习成绩等的中介变量，本研究在选择应对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上，选择了主观幸福感。
而Bhatti&Rasli的这篇研究则恰好可以补充说明，在以其他指标衡量的应对有效性，如身体健康等，应对方式也在其与心理控制源（外控）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但是由于测量工具、应对有效性的衡量指标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应对方式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大小不同。
同样选择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为应对有效性的衡量指标的文献中，如在对流产女性的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较少使用回避性应对方式可预测流产后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具体压力下，心理控制源、认知评价、应对方式和应对有效性的关系
研究二选择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作为具体的压力情境，探究不同心理控制源（外控）的个体在这压力情境中，如何评价压力，选择应对方式和最终的应对有效性如何。根据数据分析结果，选择不同的应对有效性指标，变量间的关系不同。
成熟的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外控）和解决问题的指标，即考试分数间起中介作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外控）和应对有效性心理痛苦的指标，即考试焦虑间起中介作用。
心理控制源（外控）对应对有效性的中介路径的效应估计都是负值，即外控性越高，应对有效性越低，且心理控制源（外控）对应对有效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即心理控制源（外控）对应对有效性的预测作用为负，且直接效应不显著。不过不同的是，研究一中，成熟应对和不成熟应对都可以显著的预测应对有效性。
不同的应对有效性衡量指标，得出了不同的预测结果，即成熟应对和不成熟应对都可和仅可预测应对有效性或应对有效性。
这一结果的出现，除了因为衡量指标的不同，会导致应对和应对有效性的关系不同外，也是因为两个研究的出发角度不同，研究一中从长期的角度，把应对方式当成个体相对稳定的倾向去研究三个变量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也针对于长期角度的。
而在研究二中，是在具体压力情境下的考量，考察受情境因素影响的应对方式和其他变量的关系，得出了在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压力情境中，外控影响了个体对此压力情境的认知评价，进而影响了个体在此压力下的行为和最后的结果。
且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不能显著预测考试成绩，成熟的应对方式不能显著地预测考试焦虑。因此，研究一和研究二的结果不仅不冲突，而且两个研究从部分与全体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个体的应对，互为补充说明，这正是应对的过程-特质论的优势所在。
总体而言，从研究二的结果可以看出，外控性程度越低的个体，因为他们对普遍事情的期待都是自己可以控制事情的结果。
因此在遇见具体的压力时，他们这种对普遍事情的额期待就会影响对压力事件的评价，会更倾向于把事情评估为威胁的、而非挑战的。
这种评估影响了个体压力下的认知和行为，因此，外控性程度低的个体，越倾向于选择解决问题、求助他人等成熟应对方式，进而使得问题解决得程度越高。
而外控性程度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选择自责、退避、幻想、合理化等不成熟应对方式，进而不但问题没有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