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安东尼•韦尔斯
我跟着哈里•欣斯利教授一起做博士论文研究的同时，还以海军军人的身份加入了“上舍”里面一个最有趣的小组，即应用心理学小组。我早期对纳粹心态的洞见和研究，以及同欣斯利教授及其他“二战”老兵一起工作的经历，使我能够另辟蹊径，从 非同寻常的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冷战时期的对手。
这个应用心理学小组的负责人是德高望重的爱德华•艾略特（Edward Elliott)。他 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不是职业军人，是我的上司。我的同事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绅士艾翁•威廉姆斯（ Eon Williams）博土。他是威尔士人，“二战”时期做过皇家空军飞行员，与爱德华一样 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他和我紧密合作，而且从各方面来看，我只能算是一个资历颇浅的搭档。然而，艾翁年长且经验丰富，从不专横，总是乐于分享所思所想，颇有团队精神，堪称一个完美 搭档。
那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激发出无穷的智慧，对我们的情 报工作成就和情报产品质量要求很高，一切都只求最好，宁缺毋滥。我们需要更多的外界帮助，所以我们四处游历，既要广泛结交，又要搜集数据。
20世纪60年代末 70年代初，英国乃至世界上最杰出的心理学家之一是汉斯•艾森克教授。他于1916年出生于柏林，后入籍英国，卒于1997年，曾是英国心理学教授西里尔.伯特爵士 (1883-1971年）指导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汉斯•艾森克专门研究智力和个性，他当时供职于我的母校伦敦国王学院下属的精神病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也是伦敦国王学院医学院的一部分。艾翁和我多次拜访他。他非常乐于助人，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令人振奋的线索，帮助我们塑造了工作方法和产品结构。为了寻求外部帮助，我们去全球各地出差。有一次我前往哥本哈根联络一位著名的专家，正是在这次出差过程中，我首次亲身经历了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特工的接触。他们的一个监视小组找到了我，显然，哥本哈根似乎有一组特工每天 24小时对我进行盯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成功地甩掉对方，或者将其诱人死胡同，但当时我只是简单地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目标。大约六个月后，我接受了系统的反间谍训练，这对我大有裨益，让我了解到冷战进行得何其如火如茶，以及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何其深入与隐蔽。
1972年初，我离开了伦敦灌木公园里面那处名为“上舍”的秘密飞地。我原以为自己会被任命军舰上的某个职务，但当任命我的人（负责管理我的职业生涯和任命的高级官员）打来电话宣告我的命运时，我感到惊喜，因为我竟然被任命为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高级讲师和导师。要知道，在1972年春天，我只是一名海军上尉，竟被授予这么高的职位，的确是破格提拔。后来，我了解到这次任命要归功于布菜恩•兰夫特教授和格林尼治 皇家海军学院的院长、大英帝国司令勋章获得者、海军少将爱德华•埃利斯爵士（1918年9月6日一2002年1月13日），正是他们专门要求任命我代替一位即将退役的海军军官（这位军官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眼中是一位传奇人物）。
当任命我的人向我解释了这个职位的性质以及我将教授的课程时，我意识到接替一位比我年长25岁的军官似乎极具挑战。 我在格林尼治花了一天时间同布莱恩•兰夫特教授会面。我教的课程有好几门，其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包括“格林尼治上尉课程”“特殊职责人员课程”“皇家海军参谋人员课程”，偶尔也会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前往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教授情报类课程（情报类课程是格林尼治的高级课程，专为皇家海军上尉以及陆军、皇家空军同等级别的军官开设）。
我很喜欢这里的教学工作，包括讲课以及提供小组辅导（这种小组通常不超过6名军官）。我专攻那些自己拥有专长的领域，涵盖了情报历史、情报在战略及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以及对海军作战行动的影响。我在情报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很快就意识到我掌握的相关知识格外丰富，可以传授给那些对情报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人。我掌握的情报知识超出了格林尼治的军人和平民学术人员的认知范围，这使我建立了自信，并敢于在高级指挥官和舰长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都是基于我之前掌握的知识，以及我通过做研究和为情报机构提供建议而获得的经验。
我定期前往伦敦市中心，拜访国防部和情报机构。我想拓展研究范围，增加我的知识储备，以帮助我的学生，并完全跟上最新的情报动 态。我以前在伦敦国王学院做研究期间建立的人脉帮了我大忙。
我的学生都是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许多人有着杰出的职业履历，大多数人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战以及之后的海湾战争中担任高级职务。我很荣幸能在英国查尔斯王子曾经就读的学院同皇家海军的精英们一起分享对未来的看法和思考。
英美两国在“二战”期间开展合作的历史渊源为冷战期间及之后的五国情报合作奠定了基础。随着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不断发展，“五眼联盟”成员国必须掌握确凿的科技情报，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每个成员国都必须在情报能力、工作架构、力量部署、海外基地、后勤支持等方面不断改进，以维护关键的国家安全利益。“二战”期间，每个国家的情报组织都精简高效。在苏联与华约组织出现后，美国的情报组织开始扩张。
“二战”期间，英国的王冠可以说是由布菜切利庄园那些密码破译天才保管的。在美国，与这些英国天才相对应的群体是美国海军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英美两国这两个群体在战争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大量的资料记录了相关事实。
信号情报和破译敌方通信密码对盟军的胜利至关重要。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英美情报俱乐部的时间稍晚一些，但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战争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英国特别行动处负责开展人力情报工作，以多种方式开展高度敏感的秘密行动去挫败敌方，并在此过程中经常与欧洲、亚洲的各种抵抗组织和团体进行合作。
欣斯利爵士、琼斯博士和马斯特曼等战时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对1945年之后英美情报机构的重组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他们对英美情报机构招募的新人开展培训工作，影响了其他三国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与科学研究。基于此，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时，这五个国家才拥有非常得力的情报负责人，既有新生代力量，又有在战争期间积累了经验的老一代情报人员。老一代负责培训和指导新生代。
20世纪60年代招募的人员现在基本上都退休了，只有少数人例外。
我是20世纪60年代受欣斯利爵士和海军中将诺曼•丹宁（Norman Denning）等中坚分子教导的幸存者之一。欣斯利当时在布莱切利庄园为主要的海军行动研究密码破解器，而丹宁则在皇家海军著名的“39号房间”工作，那里是作战情报中心。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组织中都有无数人跟我一样，属于同一代情报新人，他们也受到“二战”情报老兵的训练和教导。
英美两国情报界先后成立了一些新机构，比如美国于 1961年10月1日成立了国防情报局，英国于1964年4月1日成立了隶属于国防部的国防情报组。两国现有的情报部门和机构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它们履行着不同的情报职能，包括信号情报、人力情报、反间谍以及后来新增的空间情报。与这些职能对应的情报组织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和英国军情五处（负责英国国内反间谍工作）。
最重要的是，“五眼联盟”其他三个成员国通过广泛的人员交流项目、使馆联络以及全天候的情报数据交换实现了高度整合。后来，美国于 1960年建立了一个独特的 情报组织——美国国家侦察局，隶属于国防部，负责为美国政府设计、组装和发射侦察卫星，并分析中情局以及军事机构的航天飞机、卫星搜集到的情报，但其被保密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 美国政府才正式承认这个情报组织的存在。
“五眼联盟”成员国的海军情报组织均由一名海军情报主任领导。五国海军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而且彼此之间的合作从未中断过。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对等机构建立了格外紧密的关系。在工作层面以及个人层面，人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持久的友谊，这是成功合作的保证。这种合作和友谊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前人在“二 战”时期奠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