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时，国民党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200万人；而解放军总兵力只有127万，正规军不过67万。
进入了1948年时，国民党总兵力下降为365万，正规军198万；而解放军总兵力上升为280万，正规军已发展到149万，占领城市568座，控制着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武器装备也进一步缩短了与国民党主力兵团的差距。工兵、炮兵形成了一定规模，在大兵团协同作战、运动战、攻坚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1948年1月，随着四平的解放，东北根据地已经逐渐连成了一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兵力已达百万之众。而国民党军队已经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几个大城市，兵力对比和战场态势以及经济方面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局面。
东北的完全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的思维放在了令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占领锦州、唐山一线，“关门打狗”，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构想。
面对林彪对南下北宁线的瞻前顾后，毛泽东与之展开了八个月之久的“大略之争”。（见本文作者《“战锦方为大问题！”解读毛泽东盘活解放战争全局的战略性胜负手》）
在中原方面，已经东渡黄河，进入河北的毛泽东计划从陈、粟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七个纵队中，分出三个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南渡长江，进一步把战场引入长江以南的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
进一步“变中原为华北，变江南为中原”。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从陕北东渡黄河，在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朱德和刘少奇汇合路途中的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土改、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
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
这三点意见，在后来同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抗战胜利后参加人数最多、也是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上，被归纳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二十个字，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内的行动方针，也标志着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作战。
同时，正式下达了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任务（辽沈战役后改为一年）。
城南庄会议上，相对于对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的不容置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以后，却决定改变中央军委初定的战略决策，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即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集中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见本文作者《粟裕的一次“抗命”，直接引发了中国战争史上一场旷古烁今的决战》）
在城南庄会议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为迎接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五一口号”在城南庄会议后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指示华北局、上海局和香港分局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此时，新中国的国都地点尚未明确，毛泽东初步设想新政治协商会议，要在哈尔滨召开。
而定都哈尔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就早在毛泽东考虑之中。
二，初定哈尔滨：
一定意义上讲，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
自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哈尔滨以来，就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得知百万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消息后，当时尚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八路军准备联合苏军进军东北四省的命令。只不过鉴于日本关东军尚未真正投降，和对苏军能否允许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军东北还不清楚，因此只要求八路军冀东军区李运昌部进入东北进行战略侦察。
8月26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使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受到很大限制。
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规定苏联将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外蒙古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前途；中东路与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大连辟为国际贸易自由港；旅顺为中苏共用海军基地。
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条约上签字，当时国民党军队尚在西南地区，蒋介石欲用以上条约来换取苏联出兵东北，以及日本投降后，苏军最迟三个月撤出东北地区，将之交给国民党接管。
8月29日，即毛泽东赴重庆第二天，代理主席职务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开会研究了东北形势，当天在党内指示中分析说:“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北交还国民政府”。
同时刘少奇又认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的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因此，中共中央通知准备派到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消息。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则越快越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分八路军和新四军利用苏军默许态度，开始从水陆两路大量隐蔽进入东北，抢得了占领东北的先机。
与此同时，党中央准备迁至哈尔滨。因考虑到哈尔滨与苏联较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特将哈尔滨做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但考虑哈尔滨离延安实在太远，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党中央选定了承德。
据当年亲历者吴烈回忆：“李富春（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找我谈话说，中央准备到东北去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原来的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要我带中央先行警卫团到承德打前站。10月1日，临行开了个会，朱总司令、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到会。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了承德。到了后程子华对我们讲中央不来了，因为这时东北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不再迁往东北……”
相比于共产党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分批组织部队秘密挺进东北，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不紧不慢地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这位大员10月中旬才带领新任命的九省两市的省主席和市长们，才珊珊来到东北。
到了11月中旬，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率第13军和第52军开向东北。初到时很顺利，杜聿明要求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协助国军在营口登陆，苏军元帅满口答应。当杜聿明乘坐军舰到达营口时，苏军早已不知去向，他们面对的是东北民主联军的枪口……
蒋介石这才知道自己被斯大林耍了，苏军倒是按协约撤了，但填补防区的不是国民党军而是共产党军队。怒恼之余，还得求助于美国盟友，在美国的帮助下，从中越和中缅边境开始运用海、陆、空运输方式往东北运兵，登陆地点选在秦皇岛。
到1946年2月，包括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二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和第71军、第60军、第93军和原东北军的第53军陆续集结完毕，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林彪刚刚拼凑不久的东北民主联军从山海关被兵精粮足、全美械的国民党军一口气赶到松花江北岸，后通过土改、剿匪，建立了南满和北满互为犄角的两大根据地。此间哈尔滨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政治经济中心，
从1947年春开始反攻起，到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发起锦州之战之前，国民党军一败再败，在整个东北已经被孤立在沈阳、长春、锦州等几个大城市。辽沈战役发动之前，双方已经完成了攻防转换、大势逆转。
1947年3月，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开始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党中央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这时的东北局势已经完成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兵力和经济都已经超过了对方。
林彪和罗荣桓致电毛泽东，正式建议党中央迁往东北。
三，大势所趋：
在转战陕北前，中央就做出兵分三路的布置:五大书记中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带领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去河北。
转战陕北凶险莫测，如前委遭遇不测，就由工委主持大局。如果前委和工委都出事，还有叶剑英、杨尚昆率领的在山西的中央后委。
从党中央如此布局上看，中心意在达到立足华北，经营西北、中原和华东，窥视江南的意图。
接到林彪和罗荣桓建议党中央迁往东北的建议后，毛泽东正在转战陕北，同时在思考如何扭转战局，派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后称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转守为攻，反手一剑刺向国民党心脏地区。因此，并未对林彪和罗荣桓的建议做出回应。
到了1948年9月，全国战局已经完成了大的逆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命令各大野战军将重心引向就地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
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辽沈战役正式打响。全国胜利在即，位于西柏坡的毛泽东通盘考虑了当时的情况，正式打消了党中央迁往东北的念头，复电林彪和罗荣桓：“中央必须留在关内，不再考虑迁往东北。”
言外之意，定都哈尔滨的意图迄今之前是一直存在的。
1948年11月2日，随着沈阳被东北野战军攻占，为期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毛泽东愉快地宣布:“再有一年时间，我们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打倒了！”（见本文作者《气吞辽西——林彪谈笑间，让国民党最强野战兵团灰飞烟灭》）
11月6日，随着华东野战军向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发起攻击，淮海战役正式打响。一场规模旷古未有的、决定两党命运的大决战，在横跨四省的中原地区正式开始展开。（见本文作者《鏖战碾庄圩——粟裕最难缠的对手黄百韬，到死也解不开的三个心结》一文）
而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发起平津战役，解放北平也被提上了日程。
11月8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特意提出：“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必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之内准备完毕。”
同日，毛泽东与薄一波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决定把接管北平、天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同时命令薄一波在北平解放后先行开赴北平，为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定都北平的打算：“国民党的国都定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而我们的意图是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11月15日，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一举攻克了宿县，切掉了徐州到蚌埠的津浦路段。对整个徐州之敌完成了战略上的包围，也就相当于切掉了整个中原地区国民党军南撤的道路。（见本文作者《血沃双堆集—淮海战役规模正式升级的第二阶段，才是决战中的决战》）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此举使蒋介石不得不在徐州战场孤注一掷进行决战。
22日，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圩全歼了黄百韬第七兵团，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随着中野对从华中加入徐州战场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开始进行包围，“小淮海”已经正式演变成“大淮海”。（见本文作者《刘伯承一系列的“神走位”，把淮海战役推到了战略决战的层面》）
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陆续入关，对东线平、津、塘沽地区开始大面积切割包围。（见本文作者《林彪笑入平津：“我不入关还是无敌之将，一入关就成了汉贼曹操”》）
1948年11月29日，淮海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后，平津方面随着杨成武的华北第三兵团从西线对张家口的攻击战打响，平津战役正式开始。（见本文作者《大气魄、大胆略与大手笔——1948年平津冬春，毛泽东的一盘大棋》）
一切都在往毛泽东预想的方向上发展，定都北平，看来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然而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保护好古都文化、保全未来新中国首都的人民财产和城市工商业设施，成了新中国定都北平的关键环节和摆在平津战役总前委面前的任务。
四，选定北平：
据当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战役总前委三名成员之一的聂荣臻回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想法，萌生于平津战役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也就是1948年12月下旬。
这时的淮海战场上已进入收官阶段，黄维兵团已被消灭在双堆集，杜聿明集团被团团围在了陈官庄，已突围无望。淮海战役总前委在蔡凹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已不再是消灭杜聿明集团，而是研究下一步的渡江作战方案。（见本文作者《席卷陈官庄，一战定乾坤——深度解析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最后收官》）
蔡凹会议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次会议，意味着长江以北大局已定，国民党全国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已经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兵锋将直指大江南岸，无可抵挡！
聂荣臻元帅回忆道：“张家口歼灭战结束后，我先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最后道：“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尽力把这个文化古都保全下来，因为枪炮一响，准会把北平打个稀巴烂。何况对胜利以后建都问题，党中央已经初步选定了北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一座完整无损的古都，为共和国首都提供了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
傅作义将军舍小节而图大义，一手主导了北平和平解放，让几百万军民受益，让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全。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全北平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领域，始终都领傅作义一个情。
1974年4月，周恩来亲自去医院看望病重的傅作义，当时的傅作义已经处于弥留状态，见了周恩来神情一震，老泪纵横。
周恩来凑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你对人民立了大功！”
这句话的含义不仅仅是安慰，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给予了傅作义最想听到的高度评价……。（见本文作者《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和阎锡山不同的格局，决定了不同的选择》）
对于尚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是否定都北平，也需要集思广益，征询不同意见。
1949年2月下旬，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参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一到西柏坡，王稼祥就携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会谈中就定都一事，毛泽东征询了王稼祥的意见。
据朱仲丽回忆，毛泽东问王稼祥道：“我们定都何处？你有什么意见？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我们呢？”
“是不是定在北平？”王稼祥沉思片刻道。
“理由呢？”
“相比于其它地方，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比较近，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些。”
“嗯，有道理啊！”毛泽东笑着点头道。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为新中国奠基的一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来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唯一一次中央全会。
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从下午三点多一直讲到晚上八点。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为本次会议定了基调，开启了党的工作重心的三大转变，告诫了两个务必。
报告提出了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战争转向和平，由乡村转向城市，和由革命转向建设的三大转变。同时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
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谆谆教诲、告诫全党：“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次会议展示了一个让人憧憬的大国蓝图。”“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之源，就是在七届二中全会。”党史专家如是说。
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向全党宣布，新中国将定都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经成熟。”
“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至此，新中国定都北平一事，已在党内形成一致意见。
五，进京赶考：
1949年3月23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十天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了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毛泽东说:“今天，我们要到哪里去啊？我觉得，我们是要进京赶考。”
周恩来:“但愿我们能考得好。”
刘少奇:“至少，要考一个及格。”
朱德:“不及格，就只好退回西柏坡来。”
任弼时:“不及格，怕是要退回延安啊。”
毛泽东:“我们绝不学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好！”
就这样，毛泽东等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赶赴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平“赶考”，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建设新中国的征程。
定都北平，如今只是党内形成一致意见，正式形成决议须政治协商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635人，来宾300人。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等8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林伯渠为大会秘书长。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不是开国大典上宣布的，而是来自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上的讲话：“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整篇开幕词从演讲角度看气势磅礴、振奋人心；从文学角度看，文思隽永，落笔惊神，其远见卓识和恢宏的气魄，即使是放到现在的形势上，仍然适用和鼓舞人心。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56人为委员。
同时，还选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80人，毛泽东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就定都北平一事，自然有不同提案。
其中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向新政协筹备委员会转来的信件中，提议建都西安、重庆或成都，信中用二、三十页纸阐述了其中的理由。
经政协代表们广泛讨论后，多数人认为还是要将北平作为新中国国都合适。此次讨论的理由更加全面和充分：
第一，北平位于老解放区，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北平邻近东北重工业区，便于促进和发展工业。
第三，文物集中、文化深厚，历史上曾多次作为国都，有建都基础，且交通便利，城市规模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种种资格。
第四，北平毗邻天津，出海便捷，航空交通也四通八达，且建筑之雄伟举世无双，气象万千。
第五，相比于其他备选城市，北平离社会主义同一阵营的苏联较近，便于与之外交互访，引进工业、科技发展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
经过九天的广泛讨论，会议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名称改为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通过在天安门前建立一座纪念碑，以永久纪念在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的决定。
至此，北京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朱德致闭幕词。
当晚，正在天安门广场检查的周恩来在百忙之中，多次打电话催促毛泽东休息。因为，第二天下午3点将要在此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后记：
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历来习惯昼夜颠倒的毛泽东仍然不愿改变作息时间，准备通宵忙自己手头怎么也忙不完的工作。在工作人员的多次催促下，毛泽东终于进了卧室，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毛泽东即使是靠安眠药也无法入睡。
1949年10月1日早上6点，毛泽东披着衣服走出卧室，点上一根烟在院里散步，一直到快8点时，才又回到卧室休息。
10月1日下午1点，警卫员叫醒了毛泽东。
2点30分，毛泽东到丰泽园门前与其他中央首长会合。周恩来笑着询问毛泽东的休息情况，毛泽东也笑着摇头，风趣地说：“咱们一生就是在打疲劳战吧。”
2点45分，毛泽东和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分乘汽车抵达天安门城楼北面。大家在西侧台阶处寒暄着，依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瞬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2点55分，负责直播的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代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向全国人民直播开国大典盛况。
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在人们的热盼当中，风停了，雨住了，天空中出现了一道亮丽的彩虹。
毛泽东站在扩音话筒前，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乐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们就位。
一个新的国家从此诞生。
开国大典依次进行了三大项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随着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的结束，群众游行开始，参加开国大典的军民多达30万人们在暮色之中点燃了灯笼和火把，广场立时成为欢乐、热闹的灯火海洋。
那时还没有礼花弹，由240多名信号兵从广场周围六个发射点将三万多发苏制信号弹射向天空，空军高射炮兵的探照灯部队也开始对空照射。
所有人都兴奋甚至欣喜若狂，欢呼伟大而又饱尝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光明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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