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私塾
我的原名叫向守芝，1917年11月28日(民国六年十月十四日)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福禄坝曹家湾(今南坝镇红庙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上边有1个姐姐，4个哥哥，自己排行老六。我的父亲向世发，为人忠厚，勤劳朴实，少年时曾跟一位郎中学过医道，识得些字，在村上开了家小中药铺。当时家中又佃租地主几亩田地，全家生活尚能勉强维持。母亲康氏，操劳家务，勤俭贤惠，她虽然没有念过书，却懂得教育子女的道理。
我家住的那个小山村，坐落在大巴山南麓。这里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几乎没有多少可耕种的土地。而这点仅有的土地，90％以上都被地主霸占着。
宣汉县位于四川东北的大巴山地区。四川自1920年实行军阀“防区制”以来，各军阀的防区都成了独立王国，各霸一方，军阀就是土皇帝。当时川东一带刘存厚、刘文辉、邓锡侯、刘湘等各派军阀为争地盘、扩防区，勾心斗角，连年混战。大小军阀为了维持巨大的军费开支，他们在各防区内委派官吏，横征暴敛，残酷剥削人民。当时，川东有70多种苛捐杂税，刘存厚驻军的万源、宣汉、城口和达县等地区名目更多，人们形象地讽刺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军阀还强迫人民大量种植罂粟，每年要交“特别税”，以缴大烟土代替赋税。不肯种罂粟的人家，要缴“懒税”，因缴不起捐税而被吊打时，还要付吊费、打费。大量种植罂粟的另一恶果，就是当地成年人吸毒的很多，所以不少人才二三十岁便中毒死亡了。
当时，双河、南坝镇交通便利，商业兴盛，商贾往来众多，烟馆开设有上百家，烟枪都是进口货，昼夜营业，吸烟人络绎不绝，农业劳动主要靠妇女承担。用当地话说“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我从5岁起到8岁期间，读了4年私塾。
教书先生是清朝末年的本县老先生，俗称秀才。我在私塾读的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等。我国自古有“三百千”之说，讲的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本儿童启蒙教材。教书先生曾对我讲：《三字经》是中国流行的蒙学课本，内容侧重道德教育，为三言韵语，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百家姓》是供幼童学识字用的。《千字文》原是梁武帝为教育诸皇子，让廷官周兴嗣从王羲之的书法字迹中选出1000个不重复的字，依韵编排的书。每四字一句，每句成文，前后连贯，内容包括自然、历史、社会、农艺、园林等，语句平白如话，有顺口溜特点，如“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等等，便于学童记诵。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而成的一本书，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人品格、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观点，有人称《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 当时，教书先生按惯例规定，学生初学4年只是认字背书，要念出声来，亦即读死书，死读书；4年之后才开讲。教书先生的教学方式方法是惩戒为主。课堂上设有“戒尺”——打学生的板子。每天早饭后，学生一到校，便是一个接着一个站着轮流背书，凡背书背得熟的，就过了关；背不下来的学生，就要挨戒尺打手、打屁股。对调皮的学生更是重在惩处。譬如放学时，在学生手上画个记号，如果发现擅自游泳把记号洗掉了，就要躺在长条板凳上打屁股。此种体罚学生的教育方法，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然而，我觉得其中有两点值得借鉴，首先是教学重严的思想。古人常说“严师出高徒”，是有一定道理的。古人又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若学生学习不好，首先要检查教师的责任。这一点，今天仍是一条重要经验。其次，十分强调让童子少年有选择地背诵一些名言、警句和重要文章段落，这是一个让青少年终身受益的好方法。
这一点，我个人深有体会。由于教书先生的强调，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背书的成果，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名言警句。例如，孔子讲学习方法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即今天所说反对教条主义)”。又如，孔子讲人际关系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再如，孔子讲到人的良好素质时，说：“吾日三省吾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在讲到重视年轻人时，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还如，孔子很注重德治，他说：“为政以德”。
另外，孔子在讲到自己时，不承认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等等。另外，“三百”，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代表作”。
当时，教书先生按惯例规定，学生初学4年只是认字背书，要念出声来，亦即读死书，死读书；4年之后才开讲。教书先生的教学方式方法是惩戒为主。课堂上设有“戒尺”——打学生的板子。每天早饭后，学生一到校，便是一个接着一个站着轮流背书，凡背书背得熟的，就过了关；背不下来的学生，就要挨戒尺打手、打屁股。对调皮的学生更是重在惩处。譬如放学时，在学生手上画个记号，如果发现擅自游泳把记号洗掉了，就要躺在长条板凳上打屁股。此种体罚学生的教育方法，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然而，我觉得其中有两点值得借鉴，首先是教学重严的思想。古人常说“严师出高徒”，是有一定道理的。古人又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若学生学习不好，首先要检查教师的责任。这一点，今天仍是一条重要经验。其次，十分强调让童子少年有选择地背诵一些名言、警句和重要文章段落，这是一个让青少年终身受益的好方法。
这一点，我个人深有体会。由于教书先生的强调，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背书的成果，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些名言警句。例如，孔子讲学习方法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广温故而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即今天所说反对教条主义)”。又如，孔子讲人际关系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再如，孔子讲到人的良好素质时，说：“吾日三省吾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在讲到重视年轻人时，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
还如，孔子很注重德治，他说：“为政以德”。另外，孔子在讲到自己时，不承认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等等。另外，“三百千”等课本中反复强调的“忠”、“孝”二字，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今仍在为维护民族团结、家庭和睦、尊老敬贤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
在我4年的私塾生活中，时刻铭记下列古训：“三更灯火五吏鸡，正是孩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所以，我学习十分认真刻苦，认识了很多字，记住了不少名句、格言，让我成了“识字分子”，为我后来人红大、进党校，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到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和出任第二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奠定了文化基础。只是因为当时家庭生活困难，无钱继续读书，我没有赶上教书先生的“开讲”，就含着眼泪告别教书先生和同学们，离开私塾辍学回家，给地主当了长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很快，灾难接连降临我的家庭：先是大哥不幸早亡，姐姐远嫁外乡；接着，父亲因过度劳累，不到50岁就离开人间；家中小药铺关闭了，只能靠佃耕几亩薄地度日，日子越来越艰难。我七八岁那两年，3个哥哥先后被军阀部队抓壮丁，音信杳无，嫂嫂们被迫改嫁，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两人。家境越来越贫困，我只好跟着母亲上山打柴，下田干活，春暖草绿时还得给地主放牛。
9岁那年，我跟母亲被迫搬家，移住本县双河场(今双河镇)陈家坪村，渴望搬迁后日子能好过一点，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恶霸地主都剥削人，搬到哪里都要租种地主的田地，所有地租都是四六分，就是佃户得四成，地主得六成，有时甚至更高。我和母亲租耕当地姓陈的一户地主的地，姓陈的地主的名字忘记叫什么了，只知道当地佃户背后都叫他“陈刮皮。他见我们是外来户，硬是把地租提到三七分，我们劳累一年只得三成，还要交押金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每年收谷时，地主派人来昼夜监督，必须把粮食晒干扬净，才能过秤。
然后，再由我担送到地主的粮仓里，最后家里剩下的三成都不到，我和母亲只能以野菜、杂粮或红薯糊口，终年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日子。
我10岁那年，天旱少雨，庄稼歉收。但地主不管你干旱水涝，地租颗粒不能少，庄稼一上场，“陈刮皮”就带着一帮打手，挨家挨户催租。为了缴纳田租，我母亲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以50％的高利，向他借了30块银洋抵田租。
大年三十，“陈刮皮”派一帮打手到我家索债要钱，杀气腾腾地对我母亲说：“你借我们东家30块大洋，利滚利，连本带息整整300元，今天必须还清，一串钱不能少。”母亲好话说尽也不行。这帮打手在我家屋里翻遍了也没找到一点值钱的东西，最后发现灶间柴堆下面的袋子里有一升米，拎起来就走了。眼巴巴地看着全家过年仅有的一升米被抢走了，我拿起扁担就要去拼命，母亲死死地拉住我不让我去，我和母亲抱在一起怒视打手的背影。那一刻，我感到世道太黑了，地主的心太狠了，这不让穷苦人活命的旧社会终有一天要推翻。从此，在我幼小的童心里埋下了对旧社会深深的仇恨。
在我12岁那年，有人捎信来说，我那个出嫁到开县笔山村的苦命的大姐分娩了，母亲把借来的一点钱和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糯米装在背筐里，让我背着去看望姐姐。从宣汉县双河场到开县的笔山村，有200多里路，中间还要翻过1000多米高的宣汉、开县交界的大梁山。大梁山山势陡峭，林海茫茫，野兽时常出没伤人，平时一个壮年汉子都不敢走。为了看望日夜思念的姐姐，我没想那么多，肩背箩筐，手拿一根粗竹棍就上路了。山道弯弯山路长，我翻山越岭，饿了，嚼一口干粮；渴了，喝一捧泉水。哪里想到，当我艰难地跋涉两天两夜赶到姐姐家时，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不幸，姐姐产前苦受熬煎，产后落下病根，因无钱医治，产后不到40天就含恨辞世。
姐弟盼望已久的相见，却是一个在新坟里，一个在坟墓外，阴阳两个世界，我再也看不到亲爱的姐姐了。这噩耗如五雷轰顶，我趴在姐姐的坟前痛哭了很长时间。
满怀悲伤离开姐姐家后，我随一位走村串乡收购药材的商人搭伴返回双河场。这位商人听我诉说了家庭的苦难和不幸，非常怜悯和同情。他对我说：“孩子!别难过，穷人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你听说过王维舟组织川东游击军的事吗?”我回答他说，听说了一些。他用手指着前方将要走过的一个村子说：“孩子，前面那个村子就是王维舟的老家。”接着，他向我讲述了有关王维舟造反的故事。虽然，年少的我对王维舟组织川东游击军反军阀呀，打富济贫呀，这些话语中内涵的意义朦朦胧胧，但凭朴素的感情我认定王维舟是个大好人，是给穷人打抱不平的英雄，有朝一日我要找到王维舟，跟着他造反，打富济贫。
在我13岁那年，因生活无着，被迫到地主“陈刮皮”的家里当长工，以柔弱的肩膀挑起家中生活的重担。天还没亮就下地干农活，晚上还要铡牛草、出圈粪，天天忙到夜半更深，但吃的连地主家狗食都不如，见不到一点油水。
除了地主恶霸欺凌，官府苛捐杂税也压得贫困农民喘不过气来。有一次，我家实在没有钱，也借不到钱交税。官府的衙役和打手来催捐，他们推开我家的柴门，见四壁徒空，实在没有东西可拣，一个领头的衙役便凶狠地说：“把穷老婆子吊起来打!”几个打手上来对我母亲连打带踢。我看到这情景，怒火燃烧，挺身上前护住母亲，大声斥责说：“要打就打我吧!
我们自己连吃的饭都没有，哪有什么钱交捐税?从县上到村里，穷人多，富人少，谁能百年富贵?不要欺人太甚!”这帮衙役和打手的狂妄气焰一下子被我的凛然正气镇住了，停止了对我母亲的打骂。最后，他们见我家实在榨不出油水来，也就只好作罢了，临走时，那个领头的还恶狠狠地留下话说：“看在你们孤儿寡母的分上，今天就饶了你们，限20天内交清捐税。
如果再不交捐税，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望着这帮打手，我恨得紧握双拳，把牙齿咬得咯咯响。
这样的生活过了将近两年，我感到非常苦闷和压抑。种地受压迫剥削，苛捐杂税、高利贷逼人于死地，一年到头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干，最后得到的仍是饥寒交迫，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在一个个难眠的寒夜里，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怎么办?哪里才有穷人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