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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德国当局放松了对修建永久性纪念遗址的限制。只要遵守当地规划法的要求，就可以修建战争纪念碑。为了确保这些纪念遗址遵循了规划章程以及有着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大部分德国的州都成立了特殊的战争纪念部门，用来检查所有的纪念活动规划。
“为国牺牲”的说辞
德国犹太社区和基督教会一样，深深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纪念活动的风暴中。战争结束后，几乎所有的德国犹太社区都在筹划为前线战死的成员举行纪念活动，修建永久性的纪念物。许多德国犹太组织在纪念活动中继续将其阵亡将士看作是为国牺牲的英雄。
1919年9月，当柏林的犹太改革社团在他们的犹太教会堂修建一块纪念牌匾的时候，“为国牺牲”的说辞时刻被提及，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的演奏开启了宗教仪式。
贝多芬的音乐在战争时期因为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广受欢迎，因此贝多芬的音乐有助于营造仪式的爱国基调。之后的演讲也采用了英雄主义的语调来强调士兵们为了祖国做出了爱国的牺牲。
社区的拉比公开宣布:“在精神上全体德国人和我们一起哀悼我们的逝者，同时通过这种引以为傲的怀念方式向他们的勇敢的死亡表达敬意。"
纪念物本身遵循着一样的主题。青铜牌匾上简单的题词强调了死者是为国捐躯，而不是为了任何特别的犹太民族的理想:“来自我们的社团，(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1914-1919”。
在略显不足的热情洋溢的措辞中，柏林的主要犹太社区也强调阵亡军人的英雄主义的牺牲。社区的第一个永久性的纪念物是一块为了纪念在战争中被杀害的十六个犹太官员的纪念牌匾，它被挂在奥拉宁堡大街行政大楼上。
1922年12月，死者的亲属和社区的领导一起去见证利奥·拜克选取纪念遗址，他曾担任军队的拉比。这块牌愿试图去缓和那些通过强调个体身份的复杂性来公开赞项死者的情况。按照这种描述，士兵们不仅仅是作为德国人而战死，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德国犹太人而战死。
石制纪念物的两个角标有大卫之星，虽然在牌的顶部雕刻的是德国的熟语“光荣榜”。牌匾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死者无论是出于平民的成就还是军人的成就都是光荣的。每一个名字的旁边都列出了他们死亡的地点，以及在社区中的个人的职位。
传统的社团也力图确保为德国犹太士兵修建的战争纪念碑能够符合犹太法的要求。曾经，哈雷的一个犹太社团计划在犹太教会堂的藏经阁上安放纪念牌匾的时候，一些传统的和较自由的拉比插手干预。
柏林的阿达斯犹太社团废除了这一提议，因为完全不相称。该组织声称:“这是最神圣的地方，只能用于上帝的荣誉……"它还补充道:“藏经阁不应该被任何分散注意力的想法削弱。”
一位菜比锡城的拉比肯定这种观点，他认为哈需社团的计划尽管出于好意，但是这一做法严重地亵渎神灵。"似乎这些批判阻碍了哈雷社团的计划，因为直到1934年，一个战争纪念物才在城市的主要犹太教会堂修建。
德国犹太人的纪念活动没有固定的模式，反而是众多的相互关联的活动。在每一个德口城镇，都市或者地区，总是有不止一个犹太社团包含在纪念活动的过程中。
所有的组织常常在竞争修建战争纪念物。他们大多数是由战争时期的哀悼社团发展而来，仍然采用“为国牺牲”的说辞。当战争结束时政府放松限制的时候，这些小的社团大都为他们在战争中被杀害的成员修建永久性的纪念物。
尽管一些比较传统的社团为犹太人的纪念活动制订了规则，但是没一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都积极地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纪念战争死者。犹太纪念物的最终修建反映出每一个个体组织对于战争的解释，而不是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包罗万象的犹太人的记忆。
战时军事墓园的修建
事实上，1914-1918战争年间很少为牺牲的士兵修建纪念碑。一方面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政府极力阻挠修建永久性的纪念遗址，政府害怕德国如此巨大的损失以如此明显的方式被提醒，造成社会的动荡。
这种畏惧使得政府将许多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劳动力转移到更需要的地方。为了这个目的，1916年国内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部终止正在进行的纪念活动。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样一切可用的资源都应用于现今最重要的工作。
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以及伤亡人数的不断增长，想要推进永久性纪念遗址的修建工作是不切实际的。
由于在战争期间修建纪念物比较困难，所以，关于公墓的选址及外观设计的争论成为公众最关心的事情。大部分设计专家都认为无论是国内的公墓还是前线的公墓，都必须表现出英勇和高贵的价值，士兵显然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德国犹太人倾向于要求以同样的标准原则来规划他们自己的公墓，他们普遍接受了为国牺牲的说辞。因此，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在初期怀着同样的纪念价值选择他们自己的公墓遗址。
德国每个州都设立了关于战士荣誉的国家咨询中心，他们通过了在德国修建军事墓地的最新建议。在建造战争墓园的过程中，德国犹太社区遵循着咨询中心以及关于战争墓地设计设立的各种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尽管犹太社区对于阵亡犹太士兵的埋葬有着事实上的自主权。
在战争开始之初，德国联邦犹太社区给一些小的社区提供了支持和指导，他们从战时部门获得了许可，可以在德国为战争中牺牲的犹太士兵修建犹太墓园。
尽管在汉堡和柏林的犹太军事墓园坚持遵循地区咨询中心制订的设计准则，但是他们仍然确保他们符合犹太法律的要求。在汉堡和柏林的社区认同军国主义的题词以及标志是不适合犹太军人墓地的。
1915年遵循来自柏林的建议，汉堡的犹太社区认为犹太墓碑上的铁十字架象征是不合法的，但是被断定为“铁十字架勋章持有人”的题词是可以被接受的。
犹太社区可能想要在他们的墓园禁止建造军国主义的建筑，但是他们不得不满足许多亲属想要他们的爱人英雄主义的业绩被永久性地刻在石头里的愿望。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尽管犹太战死士兵被安葬在单独的墓园里，但是德国一战犹太士兵仍然是战争纪念遗址的主要部分。犹太新闻报道证明在德国社会犹太士兵的葬礼广泛存在。
1918年5月，科隆盟军的空袭造成了三十五人死亡。在科隆的南部墓地，为纪念那些牺牲的人市政当局举行纪念活动。因为在空袭中受难的犹太人是有限的，社区的拉比路德维格·罗森塔尔也被邀请参加仪式。
罗森塔尔指出，超越先宗教界限的德国纪念文化的存在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整个战争，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出席无论哪种信仰的军事墓地葬礼都很普遍。他们聚集在一起更多的不是在分享宗教象征，而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象征。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