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华原创作品
上面这张照片是一个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中这个满脸微笑的人，叫朱大同，他正要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罪名是汉奸。
然而，谁都不知道，这个汉奸居然是奉命潜伏敌营的地下党。
看过谍战剧《风筝》的人都知道，军统六哥郑耀先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一颗棋子，在敌营中“潜伏”郑耀先，一次次成功避过戴笠和毛人凤的怀疑，在特殊情况下，不惜将自己同志和爱人程真儿挫骨扬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上线陆汉卿自杀身亡。
《风筝》只是电视剧，郑耀先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在真实的谍战领域，确实有一位与郑耀先相似的人物，他叫朱大同，可惜的是，这个被自己人痛恨的“叛徒”，却在1949年5月11日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枪决了，他留下了一张微笑着上刑场的照片。陈毅得知之后，心疼得大哭：他是我们党的同志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907年，朱大同出生于安徽萧县王寨李楼乡朱庄村，他家里有几亩地，父亲除了种地，偶尔出去做手艺。七岁的时候，朱大同上了私塾，后来转到国民小学读书，他读书非常用功，几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学，不幸的是，17岁这年由于家中出现变故，被迫中断学业，经一个亲戚介绍，到一家小学当了教员。
他在当教员的时候，还不忘学习，非常爱看书，而且喜欢看一些思想进步的书籍。那时候，受五四运动和国内革命潮流的影响，他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1928年，21岁的他秘密入党，并积极展开工作，培养其他党员。由于他的工作能力突出，受到上级的认可，1931年，被委任为徐州特委巡视员兼萧县县委书记。
此后，他还策划了一次起义，可惜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起义最终失败了。
1934年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在电视剧《风筝》中，红色特工郑耀先，就是这一年奉命打入敌营的。这一年，中央特科颁布了一道密令，那就是让一部分地下党员，用各种方式秘密渗透进敌营。
这一年，朱大同接到上级的指令，要他叛变革命，他当时就懵了，他是坚定不移的革命者，要他叛变革命，比要他的命还难。上级找他谈话，说并不是真正的背叛，而是趁机“洗白”自己顺利进入敌营，为将来的革命而努力。
朱大同明白了，要他潜入敌营。于是，他成功“叛变”了，投奔了一个在中统局的亲戚，靠着出卖组织和同志，得到了中统的信任。有时候，他带着中统特务大肆搜捕，比《风筝》中的郑耀先积极多了。
不同的是，朱大同并没有受到内部人的追杀令，因为高层知道他是奉命行事，被他“出卖”的那些人，都是革命意志不坚定而且有意向投敌的。
1936年，为中统立下汗马功劳的朱大同，出任中统徐州特务室视察员。有一天，朱大同经过枣庄一家中药铺，发现了他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叫郭子化，曾经是苏鲁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苏鲁边区出过不少叛徒，很多同志都被抓了。朱大同怀疑郭子化已经叛变，于是亲自带人抓走了郭子化。其实郭子化并没有叛变，他现在的身份是豫皖特委书记，正在策划在铁路和煤矿上组织革命力量。
朱大同在审问了郭子化之后，也心知抓错了人，以亲自押往徐州的名义，把郭子化带到半路之后，就把人放了。不久，郭子化赶赴延安汇报苏鲁边区的工作情况，然后就任苏鲁边区特委书记，并与朱大同保持联系。
日军占领了枣庄之后，郭子化组织了多起抗日活动，并安排洪振海和刘金山等人，组织起了一支队伍，那就是家喻户晓的铁道游击队。
郭子化的组织活动，得到了朱大同的配合，朱大同利用他的身份，给抗日武装多次送去枪支弹药。
1940年，朱大同成为国民党当局萧县的县长，在任上，他经常指使属下制造与抗日队伍的摩擦，却每次都被抗日队伍打得丢盔弃甲，最多的一次损失了两百多条枪。
更有甚者，他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污蔑人民政权和抗日武装，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带着军队偷袭新四军的办事处，结果仍旧是失败。
很多曾经与他共事的同志，都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叛徒，却不知他正是用这种失败的手段，给我抗日武装送枪支。在暗地里，他受鲁苏边区总指挥王仲廉的直接指挥。
1941年初，朱大同接到王仲廉的命令，鉴于抗日形势的改变，他必须设法离开中统，转而投向日本人，并获得日本人的信任。6月，国民党县长朱大同，在与日军作战过程被俘虏，他为了活命，很快登报声明，甘愿成为日军的走狗。从此，他这个中统特务变成了汉奸。随后，朱大同被日军任命为汪伪政权的萧县县长兼清乡大队队长，成了人们眼中彻头彻尾的汉奸和卖国贼。
当他被老乡们在背后戳脊梁骨的时候，他微笑着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他微笑的背后，有多么的苦涩。他清楚自己的职责，在投身革命的时候，他就明白，今后就是组织的人，组织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管有多么委屈和心酸。
作为中国人，他也想拿起武器好好与日本人干一仗，可是作为地下党，他不能那么做。就如《风筝》中郑耀先试过的那句台词：党没有让他牺牲，他必须活着。
在大家的眼中，朱大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狗汉奸。但在暗地里，鲁苏边区在她那里得到了很多日军的情报，还有大批的布匹和枪弹。
1944年底，眼看日军大势已去，朱大同辞去职务，到一个中学当了校长，而暗中，他却率领组织起来的第七纵队，与日军作战二十余次，毙伤日伪军数百人。抗战胜利后，他以中统特务的身份，在镇江、南京开办开源煤矿，为组织筹集经费，并暗中发展党员。1949年2月，他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任江苏省支盟委员。“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负责人、前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史永，给朱大同下了指令，让他伺机策反镇江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此前，孙盟组织曾经成功策划了国军97师师长王晏清等人的起义。
朱大同在与镇江一支国军秘密接触的过程中，由于消息泄露而被捕，随后被押往上海。国民党当局起初怀疑他是地下党，可是审来审去，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但他们感觉朱大同的身份不一般，绝对留不得，考虑到朱大同曾经投靠日本人当汉奸，便以“汉奸罪”执行枪决。
5月11日，朱大同背插亡命牌被押赴刑场，在游街示众过程中，面对周边群众对汉奸的恶骂，他却咧开嘴笑得很灿烂，仿佛不是被枪决，而是去参加一场盛宴。
正是他的这种无惧与坦荡，引起了一个叫哈里森·福尔曼的美国记者注意，哈里森·福尔曼用他手中的照相机，摁下了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张极其珍贵的“刑场上的微笑”。
当朱大同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史永闻之扼腕痛哭：他是个好同志啊！
1950年，朱大同被追认为烈士，但是有人对此感到不服，认为他出卖同志叛变革命。
经过多年的论证以及很多当事人的作证，1981年，朱大同再次被国家追认为烈士。
他成为两次被追认烈士的奇人，关于他的那些事迹，很多都没有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