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场大溃败是无辜的，中条山战役亦不例外。
败因早就在四处弥散，到1941年5月7日日军骤然发起攻击，所谓的中条山已是一条泥糊的防线。但是当时的人们却沉浸于三年来的胜利而不能自醒，似乎再来一次日军的攻击，防御也不在话下，各种军事处置愈发失当。第四集团军已经调到黄河南岸，台柱子移走了，摇摇欲坠的中条山真的可以说是用手指头捅一下都可能倒下来，而日军还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兵力，以后发生的一切就都不意外了。
只要有缓口气的一点时间，国军就会去享个安逸。中条山给了他们三年时间，足够国军去安逸地完成想干的各种事情。其中最为军队喜爱的一项传统，就是经商，说走私可能更准确一些。这种活动是普遍性的，驻军纷纷派人出入沦陷区做生意。
有当事人曾形容第五集团军曾万钟部如市场，就是说他们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另外一个生意做得入了迷的，是调防到黄河南岸河南陕县的第三十八集团军，其阵地与日军隔河相对。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自进驻陕县伊始，就与走私商人杨庆亭搭上了伙，大肆贩卖毒品，仅海洛因一项，每月就贩进500两，用军车分运各县销售。在他的带动下，该军上下无不以走私贩毒为业。1941年5月7日，日军已在中条山全线发动进攻，8日战区司令官卫立煌打电话给李家钰，询问前线情况。正在杨家忙着打牌分不过神的李总司令，干脆利落地回了卫长官两个字，“无事”。
李总司令也没说错，他这里日军影子都没有，安逸得不得了，说无事没半点问题。那些忙于生意的中条山上的将领在炮声响起之前，跟李总司令一样也不会看到日军的影子，白花花的银子都看不过来，谁眼睛的余光还会去看其他。日军则趁机忙得一塌糊涂，把驻军位置、各级主管姓名掌握得一清二楚，进攻二十七师八十团时，汉奸就把该团营连长姓名一个不落地全喊了出来，八十团惊恐之下仓皇后退，其他两个团七十九团和八十一团跟风而逃。
掌握名单不需花费多少精力，日军花时间的事侦测地形。中条山里里外外都被他们摸了个遍，一些极为偏僻的路径都给找出来了，驻军对于这些路径则一无所知，当然也就无所谓防守了。中条山战役，日军一大特点就是掏心战术，小部队专抄后方国军首脑机关。战场就出现一种奇异现象，前方一枪未发，后方已仓皇溃散，上下失联，接着一个个狼奔豕突。
走私或者说做生意，带来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战意颓废，对战场危机麻木无感。三年过去，抗战初期的那种血勇之气已慢慢消磨，在走私之风的冲蚀下，差不多已消褪净尽。人人也会干嗓喊几句抗日高调，但早没了当初的那种感染力。有时也会派出一个团或一个连下山游击。出击部队在山下真空地带转上一遭，一枪未放，就凯旋归来了。这种事情各方都高兴，最高兴的是日军，他们看透了这种部队的孱弱。
战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总结战役惨败的原因时认为：“中条山失利原因之一为敌人贬价输送敌获毒品，军队上下唯利是图，走私风炽，战斗力削弱。.......尤以走私贩毒为最大之原因。”这些话总结得很到位。但是国军什么时候又抛弃过走私这项光荣传统？豫湘桂战役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为什么军队走私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与主管腐化，部队纪律松弛，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还与军队恶劣的待遇有关。中条山驻军都是杂牌，其状况尤其恶劣，说士兵挣扎于失望线上并非夸张。
第三十四师长公秉藩，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由于这一经历，他对当时军队的状况感受尤较一般回忆者深刻。公秉藩说，第五集团军距离白浪渡渡口120里，为吃粮前线士兵不得不来回驻地与白浪渡背粮，天气晴朗来回一趟两天多，雨雪天就要三四天。粮背回去了，士兵还要自己推磨，把麦子磨成面粉。各部队用于运粮、磨面、挑水、打柴各种勤务的士兵，“实占全连三分之一以上”。根据地“没有副食”，“油、盐也很困难”，且士兵“劳动繁重，疲惫不堪”。
更麻烦的是穿的问题。冬天士兵仅有一套棉衣，中条山气候寒冷，士兵在高山放哨，冻手裂足。一套终年难得脱下的衣服，夜夜睡草铺，士兵遍身生虱，虱子传染“回归热”，又叫“阵地热”，重病号送到医院，缺少医药病床，士兵连连病亡，“医院附近尽成坟墓”。
士兵视中条山为地狱，强壮者争相逃亡。各部战损补充从来都不充实，这种情况下，前线各师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名，少者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亦有之。
41年3月上旬，日军攻击第十四集团军。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派第三军第七师1个加强团增援。部队雄赳赳地出发了，经过三十四师驻地时，公秉藩留心看了一下，该团每连只有战斗兵60多名。当时中条山国军号称20万人，实际兵力则打上一个大折。
人员不足，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刚补充上来的新兵，体力孱弱，军事素质差，战斗意志薄弱。
要说当时部队主官没有注意到军队现状是不可能的，但很少有人把这当回事。为什么？四个字，有利可图，缺额是可以给连、营、团、师、军、总司令等各级主官带来收益。如果说，在中条山保卫战前期，大家还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以一腔热血沃中华，到了后期，吃空额、喝兵血的风气就就在中条山发展起来了。这本来也是惯例，大家不过是重拾传统。
公秉藩说，他曾向卫长官反映本师生活士兵苦状与大量逃亡的现象，卫长官听后很是惊讶，其他部队还从未由此报告。卫长官直言，公师长的带兵怕是有些问题。然后卫长官高兴告知公师长，中条山是抗日战争中的“马奇诺”，防御工事坚固，守军士气旺盛，公师长真应该早一点到前线去看看。这番对话发生在40年11月中旬，公师长正准备率部进入中条山与接替十四军防务。
41年4月中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驻防近半年，公师长又与第三军军长唐淮源一起，向前来洛阳主持中条山防务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反映了防御单线配备的危险与前线士兵苦不堪言的生活现状。何部长听得有些不太耐烦，但他是个儒雅的人，不仅没有发作，而且很客气地表示，今后一定会让后勤部门好好研究改进办法。同是官场人物，唐军长和公师长都明白话意，不要再说了，没事就回吧。
召开防务会议，对防御的布置与防卫的士兵却无兴趣，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无人在推，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纸糊的中条山正在倾倒，只等5月7日暴风骤起，它就会轰然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