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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在德黑兰市中心庆祝停火，但许多人指责本国领导人导致局势升级。
2025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持续12天的对峙虽未酿成全面地区战争，却可能标志着伊朗国内政治格局的关键转折点。相较于以往与外部敌对势力的直接冲突，此次的伊斯兰共和国显得前所未有的军事虚弱、内部分裂，且日益与本国民众疏离。
脆弱的政权：硬实力与软实力双重削弱
与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国家能够凭借捍卫主权的旗帜而空前团结不同，当前的伊朗政府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似乎严重缺乏显著的公众支持。尽管伊朗国内难以获得准确的民意调查数据，但战前缺乏支持政府的集会、长期低迷的政府支持率，以及战后政府采取的镇压措施，都足以说明问题。
作为长期研究伊朗不同民族群体的学者，我观察到许多伊朗人——尤其是那些来自长期被边缘化的社群——普遍将与以色列的冲突视为政府意识形态冒险主义和鲁莽推行地区代理战争的恶果，而非一场关乎国家防御的必要之战。这使得伊斯兰共和国自1979年伊朗革命建立以来，正处于其最为脆弱的境地。
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期遭受一系列打击后，伊朗政府的实力已大幅削弱。其曾赖以维系统治的“软实力”，即以革命合法性、什叶派意识形态影响力和反西方宣传为基础的叙事，正遭受严重的侵蚀。
数十年来，伊斯兰共和国一直构建并依赖一个强大的叙事框架：即它是全球范围内唯一敢于对抗美国和以色列、捍卫穆斯林事业，并作为伊斯兰世界精神领袖的政府。这一形象通过国家媒体、代理民兵组织和宗教言论广泛传播，帮助政府为其海外干预行动以及巨额军事开支（特别是核计划和支持地区民兵组织）寻求辩护。
然而，这一叙事如今已不再具备往日的号召力。伊朗领导人已无法再声称能够在国内凝聚团结，或在国外制造恐惧。即使在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的什叶派人口中，在以色列与伊朗对峙期间，支持伊朗政府的声音也显得异常微弱。与此同时，在伊朗国内，将以色列描绘为“生存敌人”的宣传已然失去了影响力，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他们正日益认同人权运动的理念，而非政府的口号。
2022年的“女性、生命、自由”抗议活动中，伊朗民众涌上德黑兰街头，引发大规模骚乱。
此外，伊朗的硬实力也在同步削弱。高级指挥官的丧生和重要军事基础设施的毁灭表明，政府的情报和安全体系已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在以色列袭击之前，多份报告就已指出伊朗军队正处于“数十年来的最弱状态”。近期战争中真正令人意外的，并非以色列和美国炸弹造成的破坏规模，而是以色列对伊朗军方和情报部门高层渗透程度之深。此次冲突，既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是安全上的溃败。
外部受挫与内部动荡的恶性循环
随着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似乎逐渐减弱，伊朗政府内部的控制力也正在松动。伊朗文化部202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民众中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超过90%的伊朗人对国家当前状况“不满”。而2024年11月的选举投票率不足40%，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民众对政治进程的冷漠与不满。
来自伊朗境内的报道显示，许多伊朗人将与以色列的战争归咎于政府政策。“我将责任归咎于这个国家的决策者，”一名拉什特居民对路透社表示，“他们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战争和破坏。”
面对国内普遍的不满，政府采取了其惯用的镇压手段。据亲政府媒体报道，在冲突期间及结束后，超过700人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合作。
与以往的镇压行动类似，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库尔德人聚居区——成为了此次打击的重点目标。就在停火协议签署的次日，政府处决了三名库尔德跨境劳工。这些人赖以走私货物，在伊朗欠发达的库尔德地区艰难谋生。
这些未经审判或法律援助的处决，与政府通过“民族替罪羊”策略来维持权力的模式如出一辙。这与历史上的模式高度吻合：当政府感到威胁时，往往首先打击库尔德人。
压迫的轨迹：历史模式的重演
据估计，伊朗库尔德人约有1000万至1200万，约占该国总人口的12%至15%，是仅次于波斯人和阿塞拜疆人的第三大民族群体。此外，伊朗还拥有数量可观的巴鲁奇人和阿拉伯人少数民族。
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许多民族群体曾对革命抱有期望。他们期盼建立一个比前朝（一个经常针对少数民族的残暴专制政权）更具包容性、更民主的伊朗。
然而，这些希望很快便化为泡影。通过拒绝多元主义，并推广以什叶派伊斯兰教和波斯民族身份为核心的统一意识形态，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将非波斯人和非什叶派群体边缘化。其他民族群体遭到普遍的怀疑，而什叶派阿塞拜疆人则主要被吸纳进体制内。
霍梅尼甚至对库尔德抵抗组织宣战，称其为异教徒、分裂分子以及以色列和美国的代理人。凭借从最后一位巴列维国王手中继承的先进武器，政府在库尔德斯坦省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许多库尔德村庄和城镇被摧毁，1979年至1988年间，约5万名伊朗库尔德人被杀害。该地区此后被转变为军事化区——这一状态至今仍未改变。
镇压库尔德人：从两伊战争到“大屠杀”
1988年8月两伊战争结束后，经济拮据、军事削弱的伊朗政府担心可能爆发国内起义。然而，政府并未推行政治改革，反而发动了伊朗历史上最残暴的镇压之一。霍梅尼颁布宗教法令（法特瓦），下令处决政治犯，其中包括大量库尔德异议人士。
1988年7月底至9月间，数千名政治犯被处决——其中许多人未经审判或任何法律程序。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至少5000人被杀害并埋葬在无名集体墓地中。霍梅尼将他们称为“莫哈雷布”（“与上帝为敌的战士”），并批评革命法庭未能更早地判处他们死刑。
此次大规模处决行动表明，政府决心消除一切异议，无论是否存在法律先例或人权规范。此后数年，政府有系统地暗杀库尔德族领导人及其他反对派领袖，无论其身在伊朗境内还是境外。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行刑队在简易审判后处决了九名库尔德叛乱分子和两名前沙阿政权的警察。
对库尔德领导层的针对性清除，加上对政治犯的大规模处决，是一项有预谋的战略，旨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派挑战政府生存之前将其斩草除根。
新的危机，旧的策略：弱势政府与分裂的反对派
伊斯兰共和国似乎正在重施故技，但其当前的条件却脆弱得多。鉴于政府目前的脆弱状态，人们有理由质疑为何现在没有更多抗议活动，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对许多人而言，答案是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深切恐惧。
许多库尔德人从过去的起义中吸取了惨痛教训——尤其是2022年的“妇女、生命、自由”运动——他们深知，当他们领导抗议活动时，将面临最严酷的镇压。在随后的镇压中，超过56%的遇害者和受迫害者是库尔德人。
与此同时，整体反对派仍然处于分裂和无领导状态，不仅沿民族界限分裂，在目标上也存在分歧。主要反对派团体传统上不愿承认民族权利，更不用说将其纳入对未来伊朗的任何愿景中。相反，他们坚持将“领土完整”作为任何对话的先决条件，这与伊斯兰共和国的修辞如出一辙。
这正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关键遗产：其宣传不仅塑造了国内舆论，还深刻影响了反对派，导致伊朗人在国内外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长期以来，它通过将少数民族，特别是库尔德人，描绘成内部敌人，来动员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群体对抗少数民族，从而巩固其统治。
本文作者：舒克里娅·布拉多斯特，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规划、治理与全球化专业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