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藤条救下百万人，曾被海外“垄断”！这位杭州人，真正的全国推广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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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番薯，软糯香甜的口感，大家都不会陌生。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能够吃到番薯，其实和明万历年间的一位名叫金学曾的杭州人有关，就连“番薯”的大名都是他取的！

作为全国番薯推广大使第一人，金学曾不仅让番薯成为百万人的“救命粮食”，还成功让清朝期间人口增长了3亿，时至今日我国番薯年产量达三千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80%。这位，就是“功过神农”的金衙庄主人……（点击查看更多#25史里的杭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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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旧时有很多私家庄园，刘庄、汪庄、郭庄、蒋庄……不过，那些都是外地的富人到杭州来盖的别墅，唯独有个金衙庄，是明朝曾经做过福建巡抚的杭州人金学曾盖的。

金衙庄，现在是看不见庄了，但这个地名还在。在清泰门旁，贴沙河边，金衙庄的原址旁建了一座中等规模的公园，仍以此命名。

金学曾是明隆庆二年（1568）的进士，在京为官历任工部主事、礼部主事，万历年间，出任湖南督学。当时，张居正进行变法，为了扼制反对的声音，规定禁止学校、书院自由讲学。金学曾对此做法不以为然，公开持异议，认为“学不讲，则所崇何业？”结果遭到弹劾罢归。他回乡闲居杭州期间，为自己的父母建起了这座规模颇大的庄园。由于他曾是衙门大官，所以，杭州百姓就称此庄园为金衙庄。金衙庄在民国时期还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拆掉建公园了。

说来好笑，金学曾的历史功绩倒不是争取“言论自由”，而是推广番薯种植。

张居正死后，他被朝廷重新起用，告别金衙庄前往南方出任福建巡抚一职。巡抚堪称封疆大吏，后世官修的家乡方志上都会有重点记载。《乾隆杭州府志》就赞扬说：“学曾功在八闽。”

那么，金学曾的功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最早大力推广番薯种植，不仅救活了大量福建人，也对后世的救灾赈荒作出了巨大贡献。

番薯原产于美洲，因地下块如瓜，又称地瓜。番薯有红、白、黄、紫等多种，可充饥，制淀粉，酿酒，是一种高产的粮食植物。西班牙人最早将它引进到了亚洲的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

福建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因耕地稀少，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全省需求，所以，早在明代，就有不少福建人出洋谋生，世居福州长乐乡下的陈振龙就是其中之一。陈振龙在吕宋经商时，发现当地的丘陵、山间都种有一种叫朱薯（也叫红薯）的作物，当地人告诉他：“朱薯可以替代米粮，而且产量很高。”陈振龙想到家乡山多，正可以引进这样的作物，便详细打听了朱薯的种植方法，并私下买了朱薯藤苗，想将其带回福建。但是西班牙殖民者却把番薯当成宝贝，不允许出海，传播到外地种植，而且西班牙的海关检查特别严格。陈振龙花重金收买了当地土著的酋长，把藤蔓缠绕在自己商船的缆绳上，编织在篮筐内，又用污泥把它们染脏，混为一体，就这么把朱薯藤苗给偷运了回来。

陈振龙回到国内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当时，福建正值饥荒，身为福建巡抚的金学曾向社会各界征求赈济粮荒的良策。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是县学的生员，也即俗称的秀才，便向巡抚递交了一份推广种植朱薯的建议书。

金学曾阅此建议书后，当即作了批示，肯定陈氏父子“涉险带种而归，事属义举”，但他也担心福建的土壤是否适合朱薯生长，因此要陈振龙父子先去试种一下，成功了再向各县推广。

图源网络

得了巡抚的批示后，陈振龙父子即在自家屋后“纱帽池舍傍隙地”种上了朱薯。4个月后，从地里挖出不少朱薯，大大小小像拳头一般。陈氏父子立即向金学曾报告，并呈上了新收获的朱薯。金学曾生平第一次品尝了煮熟的朱薯，颇能抗饥且口感甚好。金学曾大喜，立即要求各县推广种植。

为了指导各县依法栽种，金学曾还将陈振龙父子提供的朱薯种植方法总结成一篇长文《海外新传七则》，详细介绍了朱薯的育种、栽培、贮存等具体做法。文中还提到：“薯传外番，因名番薯。”——原来，“番薯”的大名还是杭州人金学曾取的！

《海外新传七则》中记载

次年（1594），福建各地开始试种番薯，以中丞署名的《海外新传七则》则作为农技指导书下发到各地。这一年，福建各地又遭遇大旱，由于番薯属耐旱作物，“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年不为害”，福建人感恩地用金学曾的姓氏命名这种救命粮食，将番薯改称为“金薯”。福建省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着一本从民间征集到的“孤本”古籍——《金薯传习录》，上面就详细记载着这个故事。

到了清康熙年间，番薯又开始“走出福建，走向全国”。而从福建流出的第一站就是金学曾的家乡浙江，也算是金学曾遗泽造福桑梓。当时，有一个叫徐瑗的人将金薯种苗和金学曾所撰《海外新传七则》带到浙江鄞县，指导当地人在贫瘠的土地上广种番薯。起初，鄞县人还颇有怀疑，认为这样的土地种不出这么大的果实。不料，到了秋收时，挖出的番薯比闽地所产还要大。浙江丘陵、山坡种植番薯的历史就此开启。

番薯引入我国后，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清乾隆年间，番薯已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而中国的人口也史无前例地突破了1亿，达到了1.4亿；到了道光年间，人口更是超过了4亿。

这表明曾经长期制约我国人口增长的粮食瓶颈，已被有效突破。这自然与明朝晚期引入番薯、玉蜀黍（尤其是番薯）等高产作物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杭州人金学曾实在是功不可没。郭沫若当年曾到福建省图书馆专门调阅了《金薯传习录》，并且称赞金学曾“功比神农”。如果没有金学曾，陈氏父子的番薯种植可能也就局限在自家，顶多不过是自己家乡那么点小范围。因为有了巡抚金学曾的推广，才使得番薯大面积种植起来。而且，当时到各地去推广番薯种植，总是带着金学曾的《海外新传七则》，毕竟，只有带有官方认证的科普文章才更使人信服。

福建省福州市为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而建的先薯亭。来源 福建新闻网

令人遗憾的是，金学曾推广番薯的功绩却没有在官修的《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这位福建巡抚甚至在《明史》上没有单独的传记，只在列传第一百五十八卷“沈有容”的传中，带到一句：“福建巡抚金学曾欲用奇捣其穴，起有容守浯屿、铜山。”确实，金学曾在福建巡抚任上还对抗击倭寇作出过贡献，他甚至最早向朝廷提出了驻兵澎湖的计划。

但是，作为史书却只关心战争的杀伐之功，而忽视甚至无视和平的建设之力，终究是不公平的。顺便说一句，目前我国的甘薯种植面积已经达一亿多亩，年产量达三千万吨，占世界甘薯总产量的80%。杭州人路过金衙庄，可不要忘了金学曾这位乡贤先人。

金学曾：(生卒年未详)，字子鲁，明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事见《明史*沈有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