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典’亮生活 守护美好”为主题，举办第47次检察开放日活动。开放日活动现场，湖北荆门检察干警刘于宏首个登场，结合履职实践讲述办案故事，生动展现了检察机关在民法典贯彻实施中的履职担当。
家务劳动的价值不应被忽视
2024年5月的一天，我院12309接待大厅来了一位身形瘦弱的大姐。她一开口，便向我们诉说前夫的无情和自己的委屈，说她的案件败诉了，她不服，要来检察院申请监督。
大姐姓王，1995年和李某结婚，有个儿子小康。在小康5岁时，李某外出打工，此后很少回家。20多年里，王大姐一边照顾一家老小，一边打理服装店的小生意，李某却自2016年起3次起诉离婚。在第3次诉讼中，王大姐要求经济补偿，法院以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为由未予支持，并判决二人离婚。
“我就想要点补偿，法院还要我拿证据，20多年洗衣做饭、照顾老小，这不算证据吗？”王大姐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民法典第1088条明文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生活中，男方挣钱养家、女方操持家务都是对家庭的贡献，如何认定一方“负担了较多义务”呢？
我想，查明王大姐和李某对家庭的贡献情况，是本案准确适用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的关键。于是，我们先找到了李某，在与他沟通时，他眼神躲闪，除了承认自己年轻时就外出打工，现在没什么收入，其他的一概不说。
考虑到两人的孩子比较了解情况，我们找到已经成年的小康。提起父亲，小康一脸冷漠地说，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父亲没有陪伴过他，也没有给过他钱。小康的话让我们对王大姐的陈述形成了初步确信。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我们又找了街坊、社区工作人员，但他们有的表示不了解情况，有的避而不谈。实在没办法，我们又调整思路，联系上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告诉我们李某曾经有个工作单位。根据这条信息，我们找到了李某原单位的刘主任。可刘主任起初也有顾虑，认为“两边都是熟人，说啥都不好”。我们调整策略，将王大姐离婚未获一分钱补偿的情况如实相告。刘主任受到触动，放下顾虑告诉我们，2000年企业改制，李某买断工龄去青海打工，之后很少回家，王大姐独自经营一家小服装店，艰难度日。
至此，结合王大姐的讲述、小康的证言以及刘主任的介绍，已能充分证实李某外出打工后，王大姐20多年独自抚养孩子、支撑家庭的事实。
案子查清了，但对王大姐能否获得补偿我心里还没底。站在王大姐不到10平方米的小店里，看到她生意冷清，我提出给她申请司法救助金，谁知她竟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我不要这个款，我的钱就该他给，这是他欠我的。”那一刻，我既惊讶又心生敬意。我明白她要的不只是补偿，更是公平和尊严。我们该做的，就是通过依法履职查清事实，还她一个公道。
基于查明的事实，我们向法院提出了再审检察建议。由于调查深入、证据充分，法院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案件进入再审程序。
那么，补偿金额该怎么确定呢？当时法律没有明确的标准，法院担心男方的经济能力，打算判决较低金额，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缺少明确标准的情况下，补偿金额的确定既要参考同类判决，又要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为此，我们检索了大量类似案例，仔细梳理经济补偿的考量因素，并再次来到王大姐所在的小镇，调查当地生活水平。
在列席法院审委会会议时，我们通过多媒体示证，一一展示调查结果，综合考虑王大姐对家庭的付出、李某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建议法院提高补偿金额。最终，法院判决李某向王大姐支付经济补偿8万元。
有了这笔补偿款，王大姐能够在小镇上有个栖身之地，加上服装店的小生意，日子总算有了着落。这一刻，一直为案子奔波的我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在这个案例里，我们用法律的力量，让一名普通女性的辛苦付出得到了温暖回应。民法典第1088条为无数默默付出的家庭成员发声——家务劳动的价值不应被忽视，它应当被正视、被尊重、被保护，让更多家庭成员在合理分工中彼此看见、在相互尊重中携手同行！
（讲述人：湖北省荆门市检察院干警 刘于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