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对俄罗斯而言意味着什么：冲突因素还是发展动力？—— 各方观点
2025 年 5 月 17 日
14:59
奥伦堡市拘留非法移民。照片：俄罗斯内务部奥伦堡州交通局
当前，劳动移民管理问题以及民族侨民在俄罗斯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不仅是俄罗斯内政的核心议题，也关乎国际关系体系。对俄罗斯来说，移民究竟是冲突因素，还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侨民组织应发挥何种职能，它们目前履行职能的效果如何？移民融入俄罗斯社会的最佳模式是什么？他们自身是否渴望融入？还是更倾向于形成按自身规则运作的移民飞地？
正如阿尔法反恐小组退伍中校、预备役军官安德烈・波波夫在接受 EADaily 专访时所言：
“…… 俄罗斯境内移民飞地的存在是一颗‘延时炸弹’。这些飞地常成为恐怖分子策划、招募及实施袭击的平台。此外，它们还为西方情报机构通过各类手段向俄罗斯社会施压提供了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杠杆。众所周知，许多移民从事公用事业工作。倘若某天，所有的公用事业工作者 —— 如清洁工、水管工、电工 —— 一声令下集体罢工，将引发真正的社会瘫痪。此外，公用事业工作使移民有机会收集其工作片区居民的信息，包括具体到‘谁住哪栋楼、家庭构成甚至房间布局’的个人数据。这些海量信息可能被恐怖活动组织者及其他违法分子利用。因此，当前俄罗斯规范劳动移民居留状况的工作至关重要，必须凝聚所有国家和社会机构的力量，消除移民飞地被用于反社会、违法目的的风险。”
俄罗斯立法机构也采取了相关措施，但这些举措有时引发争议。正如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近日透露，在 1762 名申请入学的移民子女中，仅有 27 人通过俄语考试：
“报名考试的移民子女中，只有 335 人获得参考资格。超 80% 的孩子因信息不实被拒绝提交材料。全俄 10 个地区共 44 名儿童参与测试，其中 27 人通过。”
令人困惑的是，这位尊敬的议员究竟在为何而欣喜！莫斯科社会保障部门工作人员向 EЖ电报频道表示，杜马公布的数据令人担忧 —— 这些孩子未来何去何从？他指出，“我们正在制造‘灰色地带’：为侨民开设未经许可的私立学校、在清真寺内开设教学班，这会滋生不公平感。” 换言之，此类举措实际上在助长移民飞地的形成。而且从根本上说，这种状况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28 条。
未来该何去何从？是要与这些飞地的领导人展开对话，还是像巴西贫民窟几十年来那样定期进行 “清扫”？或许，推动俄罗斯城市中移民及其子女的合法化进程更为简单？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以列昂尼德・斯洛茨基为首的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几乎全体议员，已签署一项允许将俄罗斯境内外国侨民合法化并赋予其 “民族文化自治体”（НКА）地位的法案。
《独立报》分析称：“显然，这一倡议具有纯粹的外交政策意义。例如，在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领导人出席胜利日阅兵的背景下 —— 这些国家正是俄罗斯主要移民来源地。也不排除军方的诉求：合法组织更便于监管。‘侨民庇护违法者’是民族爱国主义选民群体关注的敏感话题。打着‘支持俄罗斯人’旗号的政党虽依赖这一群体，却似乎在逆势而行。”
历史学副博士、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的自治非营利文化教育组织负责人、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副教授奥列格・库兹涅佐夫对这一现象评论道：
“中亚地区劳动力资源过剩。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及地方精英未能妥善处理苏联遗产，导致这些国家数百万公民被迫背井离乡谋生。他们不仅前往历史上邻近的俄罗斯，还流向巴基斯坦、土耳其及中东和近东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本土居民的民族心理使其无法脱离家族概念生存，即便出国打工也渴望返乡，不愿将命运与新‘祖国’绑定。在俄罗斯长期观察到，中亚移民的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积累财富后回国。本质上，劳动力移民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的工具，其作为外资流入渠道的规模可与自然资源和农产品出口相媲美。从这一视角看，中亚国家人口向俄罗斯迁移是‘双向利益驱动’的过程：民众寻求更富足安全的生活，而各国政府通过移民缓解内部问题 —— 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公开承认这一点。目前在这一问题上最坦诚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其行政体系中 recently 成立了‘对外劳动力移民局’并高效运作，该机构的核心任务是登记所有出国务工公民，以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在他国保护其权益，包括与当地政府和雇主沟通；另一方面统计公民海外收入，用于宏观经济规划，并在未缴税时对其在原籍国的收入进行补税。结果，在俄乌兹别克斯坦移民处于双重行政监管与保护之下。起初，这一举措引发移民强烈不满，因其同时规范了他们在俄居留合法性（许多人曾是非法移民）和劳动合法性（许多人‘打黑工’逃税），但也增强了社会保障（许多非法移民曾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过去五年，在俄乌兹别克斯坦移民状况彻底改变：几乎全部合法化、正式就业、办理暂住或工作登记并享受社会保障，这令人欣慰。若乌兹别克斯坦对海外务工公民的政府监管模式能被其他劳动力输出国借鉴，无疑值得肯定。”
在当代背景下，移民问题具有特殊紧迫性，已成为内部威胁因素之一。这对多民族边境地区尤为重要，因为民族关系失衡可能引发极其负面的后果。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高度重视优化移民政策，以及在联邦和地区层面与民族侨民组织建立有效互动。
但除了继续开展相关理论研究、举办各级专家会议外，还应倾听长期在基层与民族侨民组织打交道的一线工作者的声音，尤其是那些曾创建并管理侨民组织的从业者。为何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他们能评估政府机构、媒体与侨民组织的互动效率，以及不同民族侨民组织间的合作情况。俄罗斯境内的民族侨民组织也肩负着重大责任与使命。
实际情况如何？奥伦堡市阿塞拜疆侨民活动家伊尔金・克里莫夫向报纸分析道：
“国家杜马议员彼得・托尔斯泰将侨民组织称为‘有组织犯罪集团’（ОПГ）。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审视：谁通常担任侨民组织负责人？90% 是教育程度低、缺乏公共事务知识与经验的‘中间商’或‘掮客’。侨民组织成为他们跻身地方精英阶层的捷径，主要用于解决商业问题、移民合法化及个人晋升。因此，许多人加入组织时遗忘了重要的道德责任 —— 在多民族的俄罗斯社会中为自己的民族发声。根据《社会组织与民族文化自治法》，仅需 3 人即可成立民族侨民组织或民族文化自治体 —— 该法律由国家杜马通过。这意味着，利益相关者可与家人共同成立侨民组织，利用这一身份的所有特权谋取私利。作为国家杜马议员，彼得・托尔斯泰及所有投票支持该法案的议员都应为此承担责任。现在是否该修改或完善这部法律？在我看来，侨民组织负责人应在当地同胞中具备天然权威，而非由莫斯科任命 —— 更不应通过送礼行贿上位。现状如何？在奥伦堡市，一个自 2006 年运作的阿塞拜疆侨民组织负责人正被试图罢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仅因讨好了莫斯科联邦民族文化自治组织‘亚塞罗斯’领导而获任的人，即便这引发了奥伦堡州阿塞拜疆居民的抗议，即便此人学历不足且有违法记录。不服从莫斯科任命者的人会遭到打压。例如，奥伦堡州布古鲁斯兰区竟因当地民族文化自治体民选负责人拒绝与联邦组织指派人员合作，便对其展开‘骚扰’。我还想谈谈拨款制度：我完全不理解，难道我国资金充裕到无处可投？所谓‘拨款’究竟流向何处？我从未见过真正造福民众的活动。如果让民族文化和社会组织无需拨款、自费展示本民族文化与生活方式（更准确地说，恢复过去的模式），我们就能看清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谁是为私利投机。你可能认为我这样说是因为未获拨款，但我郑重声明：我们奥伦堡州阿塞拜疆侨民公共组织从未提交过拨款申请，原因很简单 —— 我们不需要。”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民族侨民组织近年来已沦为单纯的 “拨款依赖者”。甚至有恶劣案例显示，某些组织专门为 “瓜分拨款” 而成立，放弃踏实有益的工作，仅做表面功夫。有歌舞表演的拨款？那就办演出。有关于家庭在现代社会作用的会议拨款？那就开会。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工作模式竟被某些不称职的官员默许 —— 对他们而言，汇报资金分配比开展实际工作更轻松，至于后续效果则毫不关心。这种活动有意义吗？我们认为，其危害远大于益处。
“我认为，相关部门在决定与哪些侨民组织合作前，应通过独立专家对所辖区域展开调研，明确哪些注册组织是‘活跃’的、真正在开展工作，其领导人是否具备非官方权威。这是后续工作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地方官员中精通此领域的专家极少，缺乏人才梯队建设与经验知识传承。结果，侨民组织发展放任自流，应官员个人需求人为创建的组织只顾自我满足，与同胞需求严重脱节。不能按‘同去澡堂洗澡’的亲疏关系组建组织，更不能赋予其地区或联邦层面的权力 —— 当下并非儿戏之时，移民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从未消除。
另一个关键问题：侨民组织的领导岗位应由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受人尊敬、兼具社会影响力与经济实力、在侨民中颇具声望（人们愿意向其寻求帮助与建议）的人士担任。他们应具备依靠自身资源开展工作的能力，而非仅依赖政府援助。可惜，常见的情况是，组织成员由‘谁愿意报名就凑谁’组成，这些人在侨民中毫无威信，仅将组织视为赚钱机会，而非社会使命。或许某些官员乐于创建这类‘贫困委员会’，但它们永远无法成为政府机构与侨民高效互动的真正支点，也无法遏制侨民群体中的负面趋势。至于禁止俄语水平不足的儿童入学，难道不应该开设预备课程，让有经验的教师帮助他们掌握俄语基础知识吗？剥夺儿童受教育的机会不仅不合法，更是不道德的。回想一下，战争时期有多少俄罗斯孤儿被乌兹别克斯坦家庭收养？数十个孩子被抚养成人，这不仅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如果孩子的父母在俄罗斯合法居留，就必须解决其教育问题，否则将在未来埋下隐患。” 政治学博士塔季扬娜・波洛斯克娃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