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仪馥】
4月2日，特朗普正式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具体方案，加征关税的范围与额度超出诸多贸易伙伴的预期。曾经在特朗普对华关税战中坐收渔利的东南亚各国此次也难以幸免，高居所谓“对等关税”对象国榜单。
东南亚国家的经贸与产业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乘着上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东风迅速崛起，又在“对等关税”重锤之下面临跌落风险。这种大起大落的遭遇是对东南亚国家经济韧性与外交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特朗普“重拳”击中东南亚
东南亚是特朗普施加“对等关税”的重点区域。在加征税率最高的10个对象国中，就有4个来自东南亚地区，依次是柬埔寨（49%）、老挝（48%）、越南（46%）和缅甸（45%）。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被征收税率也较高，分别为37%和32%，文莱（24%）、马来西亚（24%）和菲律宾（18%）处境相对较好，新加坡则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幸存者，仅被加征10%“最低基准关税”。
根据特朗普计算税率的逻辑，即“对等关税”目标在于使贸易均衡或者说双方进出口额的对等，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成为此次加征关税的重灾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对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更高。
以越南为例，自2018年越南对美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开始，每年贸易顺差额迅速扩大，2024年已达到1235亿美元。对美国而言，越南是仅次于中国和墨西哥的第三大贸易逆差来源国，难免会成为特朗普的“眼中钉”。
工人在越南工厂的流水线上组装产品 资料图：越通社
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对美贸易规模虽远不及越南，但贸易不平衡现象尤为突出，如2024年柬对美出口额为99亿美元，自美进口额不足3亿美元。泰国和印尼对美贸易顺差也分别达到550亿、101亿美元。
相比较之下，新加坡之所以免于被特朗普征收高额“对等关税”，直接原因在于其长期对美国保持贸易逆差格局，而究其根源，主要是新加坡本土制造规模有限，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分流效应并不明显。
除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外，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对美贸易顺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全球产业链重塑的结果。
2018年特朗普掀起对华贸易战，迫使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制造环节从中国迁往东南亚地区。纺织服装、电子制造等代表性部门的跨国企业蜂拥至东南亚投资建厂，从中国（包括日本、韩国等）进口中间产品或零附件，在东南亚加工组装后出口至美国，成为过去数年间最典型的产业链分工模式。东南亚各国由此成为全球制造业加工的新中心和中美经贸往来的“桥梁”，不仅通过接收大量的制造业投资而实现产业崛起或升级，而且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举足轻重。
当然，东南亚之所以可以依托这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实现对美国出口的大幅度增长或者贸易的繁荣，从根本上看是源于美国作为全球消费中心与东南亚在加工制造方面具备比较优势的条件互补。
高关税或重创东南亚产业链
如果特朗普对东南亚国家高税率的“对等关税”如期落实，将引发东南亚产业链的大震荡。这里的“东南亚产业链”，既指涉东南亚国家基于各自产业发展进程共同形成的区域产业格局，又包含东南亚各国对全球产业链的参与。
参照东南亚国家与美国的产业联系与贸易结构，高企的“对等关税”税率对东南亚产业链的破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打破长期以来东南亚国家高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产业发展模式与格局。
例如，越南通过融入全球产业链实现制造业迅速崛起，也为此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出口依存度和对美依赖度都很高。
2024年，越南出口额占gdp比重约为90%，前五大货物出口对象国依次为美国、中国、欧盟、韩国和日本。其中，对美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超29%，作为对比，越南对中国出口额占比约15%，仅为对美出口规模的一半。越南主要对美出口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零部件）、纺织品、家具、鞋类等，这些也是近年来越南的支柱性产业部门。
对美出口渠道畅通还成为跨国企业赴越投资、带动当地产业生态建设的关键前提。若美国对越南加征46%“对等关税”措施落地，不仅可能极大地削弱越南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导致越南对美出口出现“腰斩式”缩减，而且将降低跨国企业对越投资的积极性。
在特朗普公布关税新政之后，在越南拥有130家工厂、布局50%的鞋类产品产能的耐克股价一夜暴跌14%，随后又被迫宣布涨价策略等现象，都是越南相关产业链可能发生变动的前兆。这些变化将明显阻滞越南既有的产业发展进程，但也可能倒逼其发掘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迫使其加速推动国内生产要素的转型升级，并更加注重开辟国内市场。
耐克股价近期走势
第二，再度重塑东南亚各国深度嵌入的全球产业链。
新一轮的产业链重塑可能包含两个方向：一是维持东南亚国家在产业链中的加工制造者角色，将产业链下游的消费端由美国转移至欧洲和东亚地区；二是东南亚国家被剥离出既有的全球产业链，位置空缺由美国本土和墨西哥等替补。
对于前者，东南亚国家与欧盟签署的贸易协定如欧越自贸协定（evfta），以及东亚地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东盟自贸区等区域自贸安排，为最终消费品从东南亚进入欧洲和东亚市场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持。
对于后者，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关键目标在于“制造业回流”，再加上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存在某种产业竞争关系的墨西哥获得了特朗普“对等关税”新政豁免，可能引发在东南亚跨国企业的撤资转移潮，削弱东南亚在全球产业链的参与。
总体而言，由于东南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相比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特朗普对东南亚施加“对等关税”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干扰可能更加直接和显著。
对美妥协恐只能“扬汤止沸”
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实施方案后，东南亚国家反应各有不同，但总体表现出妥协倾向。截至目前，已对“对等关税”作出官方回应的东南亚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是全盘接受型，新加坡是典型代表。
这类国家被征收“对等关税”税率较低，所受冲击较小，甚至可能从整体的“对等关税”计划中受益。新加坡国总理黄循财在特朗普公布关税政策后，直接且干脆地宣布“不对美国施加报复性关税”。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受冲击相对较小的菲律宾虽然尚未直接对特朗普“对等关税”作出官方回应，但该国各界相关表态体现了其乐观心理。菲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指出，菲律宾被征收税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可以为该国在全球贸易链中补位提供机会窗口；其财政部长也强调，在全球生产布局的调整中，菲律宾或能成为制造与出口的新落脚点。
《财富》（fortune）报道：菲律宾对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全面关税措施表现出"谨慎乐观"，称对其邻国加征更高关税可能带来机遇。
二是服软交易型，以越南和柬埔寨为代表。
这类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较高，受“对等关税”冲击也最大。
在特朗普宣布关税政策之前，越南政府已试图通过降低多种美国商品的进口税，主动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发电设备等大额产品，签署总额达9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以及批准“星链”项目落地越南等多项措施对美国示好。
后来“对等关税”方案的正式出台证明上述示好并未扭转特朗普对越加征关税的态度，越南又进一步服软，先由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与特朗普通电话，表示愿意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实行零关税，随后派遣由副总理胡德福带领的代表团远赴美国，拟采购更多波音飞机并与美方沟通谈判。
柬埔寨的反应与越南相似，首相洪玛奈宣布立即将19类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从35%下调至5%，并安排商务大臣与美国贸易代表进行筹商。
三是另寻出路型，代表性国家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
这些国家虽然也强调将与特朗普政府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但更侧重于诉诸“自强”与“互助”等其他出路。
例如，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宣布采取战略性措施，进行结构性改革，实施解除管制政策，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并寻求与马来西亚及其他东盟国家共商应对之策。
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也声明将组织召开东盟经济部长特别会议，拟共同讨论“对等关税”对区域贸易、投资和经济稳定的影响，并寻求对策以维护东南亚经济利益以及开放、公平、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
泰国则侧重于发掘有潜力的新市场以降低依赖单一市场的风险，并将采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与提高产业竞争力。
治本之策在于联合
无论哪一种回应，都体现了东南亚国家在反击特朗普关税上的被动与无力处境。相关国家尽力寻求在4月9日“对等关税”政策生效前获得美国的豁免，但无论结果如何，特朗普的关税武器威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时刻高悬于东南亚国家头上。
即使在相关国家对美妥协并促使特朗普暂时降低或取消“对等关税”的情况下，只要这些国家在加工制造方面相对于美国的比较优势客观存在，就存在对美贸易顺差扩大以及特朗普再次拿起关税武器的可能性，最终将使东南亚国家在对美经贸关系中进一步丧失自主性。
因此，对美妥协或能解东南亚国家燃眉之急，却终究不是治本之策。
最根本的应对思路应该在于坚定维护来自不易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抵制美国对自由贸易规则的无视与破坏，联合各个遭受特朗普关税新政霸凌的国家，通过集体发声、协调行动、规则约束等方式对美国形成有效反制，促使美国回归自由贸易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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