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总罢工发生后，罢工浪潮很快波及到了整个英国。在达勒姆矿区，矿工作为罢工运动的主要力量，与政府及煤矿资本家进行了长期而坚决的较量。尽管矿工们进行了数月的斗争，但罢工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场罢工运动的发生，给达勒姆矿区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对矿区居民生活的影响。本章主要从总罢工对达勒姆矿区居民生活的影响展开论述。
罢工前达勒姆矿区居民生活状况
作为英国早期的煤炭产区之一一达勒姆，煤炭产业成为该矿区的主要经济支柱。达勒姆矿区居民主要以从事煤炭开采及其相关行业为主。根据 1921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达勒姆矿区，每 1000 名12 岁以上的男性青年中有 291人在煤矿工作。这些男性雇佣者通常被称为矿工，主要从事煤炭开采工作，大约 80%的人在井下工作，近三分之一的人从事井上工作”。
在达勒姆矿区成为英国早期最主要的煤炭出口区后，该矿区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这些人大多数来自英格兰。根据1921 年从达勒姆矿区人口普查记录的 14741 个居民出生地显示，在英格兰出生的居民占到 96.7%，在苏格兰出生的占 15%，在爱尔兰出生的占 0.8%，在威尔士出生的占0.3%，在其它地方出生的占 0.6%。甚至达勒姆矿工协会的六个最高官员及其领导 1926 年矿工罢工的五个达勒姆团体领导人,基本上都出生在达勒姆1926 年，对达勒姆矿区行会主席，秘书等领导阶层中 30 个人的出生地调查发现，其中有 21人出生在达勒姆，有9人出生在其它地方。而这9人中至少有3人在章年时就与父母来到达勒姆矿区居住。
达勒姆矿区矿工住房条件与其它地方相比则显得简陋拥挤。1921 年的人口普查发现，在达勒姆矿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29.5%)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人居住在一个房间。这一数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仅为 9.6%。与英国其它煤田矿区相比较，在达勒姆矿区凡年满 14 岁的男子在离开学校以后，就可以到矿井中工作，而其它地方这一现象却很少见。
煤矿工人真正的出身在达勒姆世代相传的情况表现的特别明显。这个现象与达勒姆矿区住房体系规定关系密切。达勒姆矿区住房体系规定，儿子只有从事和父亲一样的采矿工作，父亲才有资格继续使用矿区提供的住房。换而言之，儿子如果到其它地区工作的话，意味着父亲在矿区的住房将被剥夺，这就暗示着矿工家庭出身的孩子离开学校后必须去矿井工作。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塞缪尔委员收集到的达勒姆矿区矿工数据显示，1924 年该矿区新聘矿工人数为 20688 人，占从学校毕业的男孩总人数的 29.3%，61%来自煤炭行业，而仅有9.6%来自其它行业。
与其它矿区统计的数据相比较，该矿区男孩在 14 岁离开学校后到煤矿工作的数据特别引人注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平均比例为 12.5%。即使在与达勒姆矿区类似的煤炭行业，譬如南威尔士和蒙默思，离开学校成为矿工的男孩也只占11.7%。
罢工对达勒姆矿区矿工生活的影响
总罢工发生后，给原本贫困的矿工生活雪上加霜，达勒姆矿区矿工积极参加罢工运动，希望通过罢工改变贫苦的生活状况的目的并未实现。罢工失败以后，达勒姆矿区煤矿资本家以解雇工人为胁迫，强迫矿工们接受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这一要求。当然，这一要求被其它行业也纷纷效仿，这些行业解雇罢工参与者，对要求返工的工人强制接受这一条件。
从当时英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全国参与罢工的矿工在罢工期间工资损失达到六千万英镑，矿工失败后，十万多矿工被解雇失业”。政策表明，不再被雇佣罢工积极分子和一些工会领导，英国工人失业人数增加了 50 多万，给达勒姆矿区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927 年春，鲍尔温政府制定了新的《关于工会和工业纠纷法》，规定禁止各矿区工会和工人自发组织群众性的罢工游行活动。这项被工人称之为“工贼宪章”法律规定“凡参加新法令认为非法的罢工或歇业者，应通过即席判决，处以 10 英镑以内的罚款或 3 个月以下的监禁，或通过起诉判决，处以两年以下的监禁”在 1928 年年底，议会又通过一项新法律，将全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从七小时延长到八小时。
在鲍尔温政府和资本家的怂恿和庇护下，工会联合会右派头目更加猖狂放荡。同时组织一个由资本家和工会联合会组成的“全国工业委员会”，该机构的职能在于调解工业争端，防止工人自发组织罢工运动。
在初秋，达勒姆索恩利矿区由于抽水工人参与罢工严重缺水;在惠林顿和伟林顿矿区，由于矿工罢工煤矿停业照明设施的依靠燃气中断，市民只能购买蜡烛勉强度日。很多矿井被迫停工，社区矿工的生活状况则显得苦涩艰难。由于煤炭开采数量降低，许多矿工在生活中燃料的缺乏。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抵御寒冷，矿工只能自身携带的小型工具到矿区开采少量的煤炭。即便如此，在采煤中矿工还受到工会负责人的监督。部分煤矿资本家曾承诺继续为矿工日常生活所需免费提供煤炭，但都主要以废弃的煤块为主，需要矿工、妇女和儿童进一步的挑拣。
通过对罢工后法院的记载的文件分析可以发现，很多未涉及到煤炭行业的家庭在煤炭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为了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料，许多人进行偷盗，比如在 11 月，歇朋山的威廉姆·贝斯登因盗窃了歇朋山煤矿的煤炭而受到法庭的控诉。在罢工运动过程中，工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资以后，生活变得更加贫困铁路职工代表吉米托马斯在-次反对财政收费政策的会议上指出:“当我们面对问题时，不管是不是谈论到牺牲，其实牺牲已经发生了。”从 5 月份以后他的工会联盟中有 45000 人没有返工，有 200000 人表示一个星期只工作三天，这些数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由于持续罢工煤炭交通运输减少的结果，但也对铁路运输系统造成了影响。
特别是在东北，运输工人对这种惩罚行为更是首当其冲矿工的领导人也生活在这个矿区，当政府计划关闭效益萧条煤矿的时候，矿工提出了有力的论据进行反对，很多矿工群体几代人都依靠矿井生活，这样就意味着大量的男性失业者。 针对这种情况，这些领导人通过对其他矿区工人生活现状的考察，提出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建设。
彼得李甚至提出应该为矿工准备出行的汽车，家庭电话，电力装备以及中央供暖系统，有效保证矿工的正常生活。在达勒姆矿区，由于罢工面对诸多的经济政治压力，为了改变生活状况，矿工都会尽可能的脱离罢工环境离开矿区，出现了许多年轻矿工离开矿井另谋生计的情形。当地媒体报道，从 1921 年和 193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出达勒姆县人口流动数量15万人，占总人口的 10%。而 1926 年人口流动的数量达到12.9 万
结语
综上，总罢工在各个方面对达勒姆矿区居民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罢工结束后，工人的经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因为罢工的失败只能接受煤矿资本家削减工资的要求，显得更加被动与无助，生活反而更加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