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张闻天追悼会，其妻提议陈云致悼词，陈云拒绝后，推荐一人

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在这次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肯定了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此外，还有很多的领导人都来了，他们都和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握手，纷纷表达了对于张闻天的悲痛和缅怀之情。例如，安子文和刘竞雄夫妇通过女儿打电话过来说：“我们一家都感谢您，是张伯伯救了我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然而，虽然张闻天的盖棺定论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但他的一生却也充满着坎坷。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决定，但也卷入当年那场风波中，饱受非议。

尤其是他在临终之前写下的《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曾经代表着全党的共识，但却只能血藏于家中。以至于在临终之前遗憾的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不然，就让它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吧。”

很多人说张闻天的一生过于复杂，他的人生也让人惋惜和悲痛，那么这位获得如此高评价的总书记，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过往呢？

根据资料记载，张闻天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自小家境比较殷实，所以受到过良好教育。在1923年，他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工作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且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因为他长期在苏联，他深受马列主义影响，不仅拥有较好的国际视角，也具备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在1935年的时候，他、博古、王明三人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组成了三大常委。

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张闻天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决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红军的走向。

客观来讲，共产国际派来的三常委都有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但他们都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没有将理论与现实进行结合，忽略了苏联与中国的现实情况。

因此，张闻天在当时的路线之争中也作出了错误决策，他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强调了两个世界的对立，夸大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而且还过高的估计了苏区的力量，过低的估计了白区的力量。

这一理论过分强调左的错误路线，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毫无疑问，在当时，局势未明朗之时，众人都有自己的思考，但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正确思想没有被采纳。

在1960年12月25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感慨那段岁月：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国代表团时，毛泽东也自嘲这段时期：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

从这部分内容可以看出，张闻天在最初领导过程中，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让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不过，张闻天之所以能够受到很多领导人的尊重，绝不是因为他执拗于自己的左倾错误，而是因为他毫不拖泥带水的知错改错，以及拥戴正确思想的坚定立场。

从1933年开始，张闻天就深入实际去进行具体的调查，很快就意识到苏联与中国国情的差距，所以他快速的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与观点。

也正因为如此，在1934年他与博古等左倾错误领导进行决裂，例如，当时博古就调集9个师的红军，采取堡垒对堡垒，和敌人死打硬拼，而张闻天就严肃地批评了对方，双方甚至在会上吵了一架。

不仅如此，随着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加剧，张闻天就越是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当时张闻天与毛泽东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坝，两人住的院子相邻，双方也由原先的路线的分歧，到后来的无话不谈。

很多资料文献都记载，张闻天主动向毛泽东靠拢，而且在交流之中越来越认可毛泽东的智慧，越发对其尊敬和推崇。

尤其是1934年9月，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当时张闻天是十万火急，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在毛泽东最危难的时刻，张闻天用自己的真情打动了毛泽东，两人逐渐成为了好战友。

时隔多年，张闻天还会想起他和毛泽东一起，坐在云山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天的场景。那时候他经常把自己的不快通通向毛泽东倾诉，毛泽东也会对其开导，两人畅聊未来，吐槽现在，他们的思想也越来越接近。

很快两人的合作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成果，这就是遵义会议。在历史上，遵义会议对中国影响很大，奠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基础！

但连毛泽东自己都感慨：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不仅如此，党史张闻天还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谦让品质，经过一系列的会议，他已经意识到红军内部有人能够更好的统领军队，所以他曾经先后三次让贤，只为了让毛泽东等人出来领导。

第一次是他担任总书记没多久，就想要离职到白区工作，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第二次是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张闻天又一次提出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毛泽东还是坚决反对。

第三次是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再一次恳请退位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人。

张闻天的三次退位让贤，让人们看到了他的高风亮节，也让毛泽东对其无比敬佩和感慨。在后来的谈话中，毛泽东不止一次称赞：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毛泽东的这句话绝对没有任何夸张，在历史档案馆中有备份，从1935年到1938年，张闻天一直以配角自居，坚定的辅佐毛泽东。而且在这一期间，张闻天署名的电报有451件，其中毛和洛联名发表的多达286件之多，占了64%。

因此，张闻天真正做到了知错能改，坚定的支持正确路线，仅从这一部分表现来看，他就无愧于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绝对对得起毛泽东对他的评价。

当然，毛泽东对于张闻天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称赞，一方面他和张闻天一起提升思想境界，另一方面他还特意做媒撮合了张闻天和刘英这一对。

根据文献记载，毛泽东发现张闻天有意刘英，于是就让李富春把刘英调到中央纵队，接替邓小平的工作。当时毛泽东还对刘英说：“在后梯队太累了，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那时候刘英就明白了，毛泽东这是要给自己和张闻天提供便利，果不其然，在毛泽东的助攻下，刘英与张闻天走到了一起。

不少学者根据这一段认为，毛泽东与张闻天，不仅仅在政治上是最亲密的合作对象，在感情上也是相当的融洽。

也正是在这种密切配合下，张闻天虽然一直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他却一直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保驾护航，而且也在持续的进行让权举动，为毛主席减轻障碍。

根据党史专家张培森的研究：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我们党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而在这三次大危机中，张闻天和毛泽东都进行了极好的配合，为克服危机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也在克服危机中逐步的确立了领导地位。

除此以外，在瓦窑堡会议上，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毛泽东的最佳助手。不过后来他还是推掉了总书记一职，之后将精力全部都放在了宣传部和马列学院上。

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也是延安的最高学府，张闻天当初是第一任院长。

他一直对其倾注心血，希望办好这所学校，在他临终之前他还对自己的外甥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在马列学院是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根据资料记载，马列学院共招生5届，培养了近千名干部。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各条战线的骨干，而且很多领导人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也出生于此。

因此，张闻天在让出地位后，依旧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在1941年后开启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进行了会议报告，指出了国际路线是穿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号召人们进行实地考察，不要搞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

张闻天又率先响应毛泽东，而且他还从1942年1月起，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先后深入几十个村庄，考察了近一年半的时间。他的举动大大震撼了众人，被认为是领导人中犯错误后进行真正补课的第一人，也为毛泽东的整风运动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在考察归来后，张闻天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因为劳累和吃苦而不愿意再下乡，相反，在抗战胜利后，他又主动请求奔赴东北，在那冰天雪地的环境里工作了整整4年时间。

在这4年时间里，他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建设东北的大后方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多数学者也认为，这段工作经历是他人生中最闪光的一个点。

在建国后，本来张闻天有过总书记的经历，又做出了这么多的贡献，他完全可以身居要职，但他又每次进行推辞选择最苦最累的活。

——例如1951年，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要出任什么职务？张闻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驻苏大使。

要知道，张闻天可是当年的总书记，在党的三次危机中都作出卓越贡献，尤其是在东北的工作成就，更是让中央领导人一致称好。但他却选择当一个驻苏大使，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然而，这还只是张闻天高尚品质表现的冰山一角，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中，在众人三缄其口之际，他大胆的发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演讲，表达了对于大跃进错误的深刻理解。

后来的学者都评价：这次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而且还抓住了当年运动错误的根本原因。然而，他的高超理论和刚正不阿，也让他卷入了某些风波中，因此他被调离了外交部，之后受到了很大影响。

比较幸运的是，当时很多人都在帮衬张闻天，例如，邓小平就曾经给他安排工作，刘少奇也引导他干经济工作。

还有陈云，他和张闻天的关系一直很好，在那特殊的年代里面帮助了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很多老同志，为他们提供了相当的保护，为此甚至不惜影响到自己。

当然，张闻天虽然受到冲击，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革命工作，他依旧在不断的研究国家现状，写出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后来张闻天甚至写出了将近10万字的理论文章，这些文字被称之为肇庆文稿，尤其是其中的《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里面写道：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尺度。

这一段金石之言，成为了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重要借鉴和讨论材料，成为当时全党的共识。然而，张闻天终究还是没能等到那一刻，例如开篇他所留下来的遗憾，他在1976年7月1日去世，甚至没能看到动荡时期结束。

不过万幸的是，在他去世后，他的妻子一直在为他的平反而奔波，而当年和他交好的那些老朋友们也在努力着。根据刘英的回忆：1979年8月，在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就通知她，将会给张闻天召开追悼会。

而且根据胡耀邦的说法，本来中央决定要给几个人合在一起开追悼会，但陈云表示，由他主持，要他致悼词都行，但要给闻天单独开。于是，追悼会推迟了三个月，经过讨论最终决定，张闻天和刘少奇都单独开追悼会。

刘英对此非常欣慰，她告诉众人：希望由邓小平来主持，由陈云来致悼词。陈云听后还是表达了婉拒，倒不是说他不愿意给这个老朋友面子，而是担心自己出面可能会降低了追悼会的规格。

因此，他回复：“还是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当即同意了。于是，张闻天的追悼会召开了，李先念、谭震林等领导人都来了，他们都和刘英握了手，向张闻天表达了追悼，也有很多人如开头那一般向张闻天表达感激和救命之情。

根据资料记载，那一天刘英在追悼会是笑着送别张闻天的，这份微笑有喜极而泣，也有由衷的欣慰和感激。历史没有忘记张闻天，邓小平为张闻天的一生盖棺定论：他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也正如张闻天临终前对刘英念叨的那番话：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