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多...多谢诸位大老爷相救。”李其昭不管琉球人能不能听懂,下意识的一直堆满笑容的拱手称谢。
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初夏,琉球国八重山港口(今石垣岛),一群衣衫褴褛,留着金钱鼠尾的难民,正在琉球官吏的协助下,清点着船上剩余的货品。
李其昭就是这群人的首领,今年28岁的他是大清国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士,也是商船的船主。当年的七月九日,这艘标记为“新字第一百八十五号”的宝船,在东海上遭遇了连续5天的暴风,被“打折新舵,又断大舵”。还好船上多数人命不该绝,随波逐流漂了7天之后,竟幸运的停泊在了琉球国八重山。
川平湾,石垣岛港口之一
八重山,在琉球人的眼里,是最为偏远的罪犯流放地。但当地常有跟李其昭境遇相似的,来自各国的漂流民登岸。所以八重山在番官员们对于处理海难事故可谓礼数周到,颇有心得。李其昭来到的是规章完备的清朝附属国治下的“文明岛”,而非像台湾东部一样的“生番”聚居地,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十天之后,八重山方面要求他呈递一份包括从清朝出航目的、途径地方、船员性命及生死情况的报告。
有趣的是,在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废为冲绳县之后,八重山当地的旧贵族——宫良间切的领主,将家中所藏的历代行政档案尽数捐赠给了新政府,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宫良殿内文书”。所谓间切,是琉球的地方行政单位,大概相当于今天冲绳县的市町村。
李其昭当年所写的报告内容,就这样机缘巧合下,留存到了今天。让我们还得以从中一窥,这位坎坷的漂流民的心路历程。
宫良殿内,宫良家的宅邸
“事情要从去年开始说起......”或许李其昭那时一边默默低语,一边思考着组织语言,生怕写漏了什么,在异国惹来麻烦。
(以下是报告书的大概内容翻译)
“小人这艘船原本是在福州府挂牌的闽县天字第一十八号海船,长八丈有余。乾隆五十年五月上旬的时候,我们从福州出发,前往广州府贸易,一直到当年的十一月初一日,后来便在江门粤海关修整船底,顺道收买了当地像是生丝、白糖、黄糖、扇子和桂圆、枳饼这些土产。
今年正月初九,广东新会县给我们重新挂了新字第一百八十五号牌,本来我们一船51人,在正月二十九日出粤海关,要去浙江宁波销货。结果路上就遇上了暴风,旧舵被打破。到了三月初三日,船好不容易靠了岸,却已经到了文莱国了。”
这一次出海居然到了两个外国周游了一圈,恐怕当初李其昭自己都会觉得好笑吧。
“文莱那边我们大清的人不少,当地人也热心,帮我们修理船只。有意思的是,文莱那边还有30个宁波船的船员和73个厦门船的船员,和我们一样因为发生海难,滞留在了当地,没船回国。刚好我们这艘船修好了,都是大清的人,我就答应载他们一程,一起回去。”
李其昭列出的船员名单,详载各人的姓名、年纪、籍贯以及生死,并将文莱附搭的船员单独列出作了区分
“不过嘛,既然机缘巧合到了文莱,自然不能白来一趟。我就把原本船上的生丝和糖,在当地换成了乌木、胡椒还有降香。本想着回国之后好歹能多赚上一点弥补损失,谁知道,出海10天又碰上了大风,什么桅杆船舵都被毁的一塌糊涂,还有25个人就直接掉进了海喂了鱼。我赶忙把货物丢了一大半,这船才侥幸没有沉。后来便到了贵国岸边了。实在多亏八重山的各位大老爷和众头目施舍米水柴草,我们这群人才能活命。”
“本来我们船上有乌木1750担,降香100多担,胡椒1550担的。现在这几样加起来,留下的也只剩一千二三百担了。”
“最开始跟着我们出海的51人里,死了两个,一个是广州府的张亚三,今年21岁。另一个是福建漳州府的苏宜老,41岁。剩下死的都是从文莱跟我回国的那批人里的了,不少都是来自潮州、兴化和泉州。”
“恳请贵国王上施恩,贵地八重山大老爷作主,赏我们这些可怜人点木料,等修好船只放我们回国”。
李其昭关于出海经历及所搭货物的手书
八重山的琉球官员帮助漂流民并非是贪图他们船上的货物,这几乎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当地不仅要为漂流民提供衣食和药物,还要动用大量人工帮他们打捞船只上剩余的财物,并协助保存。而漂流民唯一可以为琉球做的,就是在报告书里拍着胸脯打包票,自己船上不会有给琉球王府招来麻烦的人或物。
李其昭在报告书的末尾,专门发誓,船上绝无“南蛮和尚假扮唐人”,也没有“信石、斑犹(斑蝥)毒药以及军器之类”,如果自己说谎的话,“甘受国法”。
毒药和军器这类危险品不说,所谓的“南蛮和尚”,也就是被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的“天主教徒”。
事实上,八重山在番的职责之一就是细细审查各国漂流民的宗教信仰,一旦发现天主教徒,那就是要立刻上报王府的大事。
不过麻烦的就是,除了东南亚那些欧洲殖民地外,天主教在清朝传播的也极为广泛。19世纪初甚至发生了朝鲜天主教徒黄嗣永试图以帛书联络北京天主教士,望其转告罗马教廷,求教皇出兵朝鲜,强迫朝鲜王室取消天主教禁令的恶性事件。必须听命于日本萨摩藩的琉球王府,自然要在国内执行德川幕府的禁令,对来自清朝的漂流民信仰严加审问也是情理之中。
八重山(红色)与东北方向的琉球本岛
可能也正是琉球对天主教的恐惧,使得众多的清朝漂流民除了在报告书中发誓船员无天主信仰外,也需把船上所供海神的名称一一列举:“(李其昭)常祀普陀观世音菩萨、天后圣母元君”。
这感觉就像小孩子在爸妈面前极力否认自己偷吃零食的同时,还要补充一句“我晚饭已经吃饱了”。
根据李其昭的落款,我们可以知道这份报告是写于当年七月三十一日。而在仅仅两天之后,李其昭又向八重山递交了第二份报告。因船队中有一位名叫李永的船员病逝,李其昭将他发病到死亡的经历,以及当中受到琉球的种种优待草拟为文,算是对八重山和王府的致谢。
具禀商人李其昭为承恩怜舍事。切客李永系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人氏,年方四十歳,未须,身染湿痰合风之症,于本年六月二十九日付搭回唐,于七月二十一日飘到贵国。殊料病体日甚,蒙大老爷请医调治,诊脉赐药,全无効验。又蒙通事头目,朝夕看问,十分全美。不料病势日甚,终于八月初一日子时,即蒙通事达禀大老爷案前,随即验明,蒙赐棺材一乗,衫一件,裤一条,山地一穴,牲醴一副,香酒纸帛,葬具之仪,于初二日午时塟于宫良山侧。土人一同助力歛塟埋好,立碑坚墓,深感王上仁恩浩荡,洪福荫民,故永□恩地下,铭徳幽□,俾众美羡。王□恩徳如天,恤死扶生,万载莫忘。或永有霊,定然托生効力。谨奏。旨。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商人李其昭百拜叩禀呈。
李其昭的表文其实透露了不少有趣的小细节,比如“通事”(翻译)的存在。想来也是,八重山固然偏远,但若是没有精通语言的翻译在,又如何处理那么多漂流民事务呢?文中还特别列出了病死的李永的特征,也就是“未须”,没有胡须,这也和下文的验明正身相呼应。
另外,琉球王府对身患疾病漂流民的照顾也的确富有人情味,除了请医送药之外,对病逝之人还赏赐寿衣、棺材以及牲畜、酒水和纸钱这类的祭礼,建碑立墓更是不在话下。李其昭称琉球王“恩德如天”、“仁恩浩荡”,或许也是发自真心的夸赞和感动。
1786年,李其昭漂流到琉球时,在位的正是尚穆王。
1786年,李其昭漂流到琉球时,在位的正是尚穆王。其实该年也是琉球法制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由尚穆王下令编纂的法典《琉球科律》正式颁行全国
不过,李其昭可能不知道,在仅仅7个月前,还有两批来自清朝的漂流民一前一后相隔只4天来到了八重山。
其中一位船主名叫陈泰宁,是福建福州人,他的海船挂牌为“兴字六十四号”,长六丈九尺,宽一丈五尺。跟李其昭一样,陈泰宁也被要求出具报告书。
当年六月初二,陈泰宁带领船员在南台装载完杉木之后,二十三日在闽安镇出海,七月十二日到达山东发卖货物。十一月初九日,陈泰宁载着满船的青豆打算回老家贩卖。十二月初一日,正式启航,谁知两天后,就“遇飓风大浪”,海船的桅杆受损,十二天后,漂流到八重山岛。八重山在番派遣了不少小船前去为陈泰宁引路,终于使其安全停泊在宫良港。
宫良川
陈泰宁的报告书里,也同样力保船员中没有假扮中国人的天主教徒,以及毒药军器,用词和李其昭如出一辙。可见八重山当时一定给过漂流民们报告书模板。
至于陈泰宁船上的货物,倒是远远不如李其昭的文莱土产有趣,几乎是清一色的豆制品,此外就只有九十多个白菜而已:
一、装青豆四千二百升。一、豆粉五包计四百斤。一、豆渣三十片,计四百五十斤。一、白菓玖□株 、一、铜锣二个 一、饭锅二个 一、空瓮二十个。
在很多人眼中,出海贸易这样高风险的事情,经手的商品一定都是价值不凡的宝物。但李其昭和陈泰宁的报告却为我们揭示了海洋贸易的另一面,国内各省之间的近海通商,也有这样大量的生活类物品,就像陈泰宁船的青豆和白菜,李其昭船上的白糖和桂圆。
从两汉到明清,海岸线在不断改变,在海洋上穿梭的商船,也不再局限于运输珍宝。平民百姓也得到了利用海洋的机会,这正是最大的进步。
这份报告让我最觉得有趣的东西,也在结尾,就是陈泰宁的那句“愿王爷洪福齐天”。这样的祝贺语充满着大清普通百姓言语中的烟火气,对沾染倭风的琉球王府来说,想来一定不太习惯。
陈泰宁报告
比陈泰宁晚4天漂流到八重山的水手陈戒,可能是史上最凄惨的漂流民了。他是福建泉州同安县人,乾隆四十九年六月的时候跟着船主在厦门开船,前往关东贸易,花了约一整年时间。陈戒的船主买了“满仓红枣”回程。
但是在途中,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初一,船只于山东宁海县(牟平)外遇到大风。十天之后,商船抵不住风浪的打击解体,船上诸人大多溺水而死,只有陈戒和一名叫林共的伙伴躲进放淡水的水柜里,这才浮上海面活了下来。可是林共“乍受饥寒”,不过一天之后就断了气。
没有任何粮食的陈戒,所能做的也只有和林共的尸身一同挤在水柜里等死罢了。谁知道7天之后,这只水柜居然漂到了八重山。陈戒因此得以保全性命。
和一具尸体共处七天是什么感受,恐怕现在多数人都无法体会。
陈戒报告书
陈戒与林共仓皇之间躲进水柜,自然不可能携带任何财物。水柜中除了林共的尸体之外,也的确空无一物。不过即便如此,陈戒的报告书中依然出现了“亦无南蛮和尚”、“常拜观音大士”这些话,足见琉球王府对于漂流民所上文书有严格规范。
因为陈泰宁与陈戒一前一后到来,陈戒又孤身无依,所以八重山的琉球官员就将陈戒托付给了陈泰宁。陈泰宁于是又作了第二份报告书,答允等船只修理完毕,就等好风将陈戒一同带回国。
陈泰宁的第二份报告
宫良殿内文书里还有一份乾隆36年(1771年)的漂流民报告,它的撰写者是福建福州闽县人李振春。这一年,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为东归的土尔扈特部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不过这和李振春并没有太大联系。
上一年,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李振春驾着“顺字六十七号”商船,在南台桥下装载杉木,从闽安镇出海前往山东。六月份的时候,李振春到口,在十一月的时候,一样在山东买了不少豆子。十二月初二开船出洋,倒霉的是第二天就遇上狂风,船上大小桅杆都被破坏,船只无法前进,只能看天意漂浮,19天到达八重山。
大家也许发现了,这位仁兄虽然比陈泰宁早到琉球15年,但他在清朝国内出海走的路线,买卖的货品,和陈泰宁几乎如出一辙。两人的报告书还都一样幸运的留了下来,这真是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李振春船上的货物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李其昭在船员李永病逝的时候,向琉球提交的报告,里面还特意描述了李永“无须”的外表。但在李振春的时代,其实在第一次提交报告时,就要将船员有须无须一一登记明白。
然而,李其昭和陈泰宁提交的首份报告里,却并没有这样的统计。这相隔的15年间,或许琉球也对漂流民文书的格式做过微调亦未可知?
还好,该有的南蛮和尚依旧雷打不动的出现在了李振春的笔下。看来,琉球对天主教的防备,始终未曾松动。
同样,琉球王府对漂流民的优待,也一直坚持到了19世纪。嘉庆六年四月(1802年),福建泉州同安县的徐三贯带着船员共23人,到广东买了一只“双桅鸟船”,并在福建漳州海澄县上了“静字一百九十二号”牌。徐三贯到广东买了不少白糖,打算送到天津发卖。八月二十日,船只到达天津,徐三贯将白糖的利润,又在天津置办了红枣、黑枣、核桃等等杂货打算回乡。十月十六日,船在天津启航,十一月十一日到达山东大洋时候,不幸桅杆折断,“无奈随风漂流”,十二月初四日到达八重山。
值得一提的是,徐三贯的船只一直到靠近八重山之时都没受太大损伤。可到了琉球沿海却因为黑夜狂风大作,徐三贯初来乍到不知海港深浅,终于致使戌时船只撞上礁石,船舱里的红枣核桃都被海水冲出。本来徐三贯船上还有在厦门领配的大铁炮两门、中铁炮一门,以及火药鸟铳等等,此刻也一尽沉没。整条船就只剩下佛祖圣母像的全座以及一根小铁锚。
全船主客32人“俱扶板片水柜”,这才漂到上原村海登岸,被八重山的地方官吏救起。因为徐三贯的船只解体,八重山官员专门为他建造房屋居住,又“赏赐冬夏布匹以蔽体,给日用柴木菜蔬不缺例”。
徐三贯报告书
对于遇难者的处理也一如既往。嘉靖二十年(1815年),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的商船户吴求万漂流至八重山,“船打破失去搭客人八名,漂到海边五名”。八重山在番也慷慨的给与棺木和衣裤,对死难者以礼安葬。
这些漂至八重山的清朝难民,他们的姓名本没有资格出现在史册上。可依靠这些存留至今的琉球报告书,后人才能知道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其实,我们也的确应该反思历史课教育中,许多表述并不恰当的地方,代表就是清朝的“闭关锁国”论。用一个实际上只在康熙年间短暂执行过的禁海令,来指代近乎整个清王朝的海洋贸易,本来就是极为不恰当的做法。
清朝若是当真锁国,李其昭又如何能在文莱见到这么多的华人,琉球的这些“不速之客”又怎么会摩肩接踵的一批批出现?当然,自上世纪80年代后,学界早就开始反思这一说法的局限性,只是教科书的描述往往难以跟上潮流,因而造成了持续至今的许多误会。
琉球漂流民们的时代,离我们已经远去。但他们留下的记录,却足以为我们展现一个时代,真正的面貌。包括琉球在内,新千年以来对日韩越等国的汉籍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一个个哆啦A梦的百宝袋被打开,我们看到的才能比前人更深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