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阿嬷年轻时被骗到战地当慰安妇
出生在台北汐止,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和七个姐妹。我在出生四个多月被送往陈姓人家中做养女。七岁那年,我进入公学校,每天用布巾包著书本,打着赤脚,走很长一段路上学,因为家贫,也因为学习成绩不佳,才念二年,我就辍学在家帮忙做事。 1944年,我十九岁,在南港一家草绳工厂里做女工,用手工揉草绳,收入虽低,总还是可以贴补家用。
有一天,一位日本人到工厂找老板,说要招募女子到菲律宾做看护助手。隔天,他就带着一张文件,到我家告诉我的养父,因为我未满二十岁,出国需要户长的同意书,但养父不同意我出国。日本人不死心,连续跑了三趟,一定要养父同意我出国,养父推辞说,这女儿没学过护理,根本不知道怎么当护士。日本人很快说,工作很简单,只是协助绑绑绷带。日本人还反复强调,很多护士都不怕死地前往战地,我们也应该为国家、为军人做些事。养父不得已,几乎是在半强迫的情况下,盖了印章。
我在基隆上船,和我同行的一共二十多人。到了菲律宾,码头边负责点名的口译是台湾人,日本人都叫他Hidaka,他用闽南语问我,“怎么也来这里啊?”我回答他,“我是来做看护妇。”男子告诉我,“不是看护妇,是慰安妇!”,这个时候,我还不懂慰安妇是什么。到了军营,带我们来的日本人夫妇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是接待日本兵,我们一听都放声大哭,然而,茫茫大海,逃都逃不掉,只得屈服顺从。在这里的工作时段是从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用餐后,再继续到晚上十点,对象都是日本兵,附近还有另一处由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从业的慰安所,则是以日本军官为主。
莲花阿嬷
1945年,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刻,美军跳岛战术展开强烈反击,菲律宾成为美军攻击火力最旺盛的地区,日本遂要求宿雾的所有部队带着“慰安妇”一起撤退,往山中逃难。女孩们的仓皇可想而知。在慰安所住在我隔壁的Mitue剪下了一束头发和指甲,装在铁盒里,对队友说,万一不幸丧命,不相信日本兵肯好好的安葬她,她不要在海外沦落为孤魂野鬼,请队友一定要把这个铁盒交给她认识的人,带回台湾,让她的魂魄得以返回故乡。
Mitue在逃难过程中遇难过世,当日本兵捧着铁盒问谁认识她的时候,我默默地接下盒子,带在身边,一直带回台湾。漫长的逃亡途中,不少兵卒和“慰安妇”死去,幸存者就学习相互怜惜与照顾。悲惨的日子一直到日军出面宣布投降时才结束,出发前二十多名慰安妇,经过这样的折腾,最后只剩下我和另一名女子二人生还。
投降后,我和其他人一起待在美军集中营里,等船期返台。很意外地,竟然在集中营里和Hidaka重逢,两人见面不约而同地问对方,“你还活着,没死啊!”那时的感觉真有如梦幻一般。我们很珍惜战后相聚的日子,集中营里一名美国妇人看我们情投意合,想充当媒人,促成我们的姻缘。
1945年底,我们一起搭船回台湾,我回到社后老家,告诉家人我在海外的遭遇,和家人相拥痛哭。 回台后两年,我和大我十三岁的Hidaka结婚,搬到淡水租屋居住。因为不知道Mitue家住哪里,因此装着她头发和指甲的铁盒,我便摆进庙里,祈祷她的灵魂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