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是个日本学渣意外逆袭诺奖的故事，但他本人不同意

因为最近NHK电视台做了一期回顾日本平成30年间科学成就的纪录片，接受采访的日本最年轻诺贝尔奖获得者田中耕一又火了起来。

在国内，他获得诺奖的故事，被包装成了一个学渣的逆袭，大体上的渲染是这样的：

他是个养子，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他从小没什么天赋，大学本科还挂科，后来没钱读研究生，去了一个普通的日本公司做了职员；

他一天做实验不小心犯了错误，将错就错发了篇论文，一二十年后，还是普通上班职员的他，忽然接到了个电话，通知他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穿着工服出现在闪光灯下，原来只给了他1万日元奖励的公司，老板飞速从外地赶回，还追加了1亿日元奖金，还给他专门设了个实验室，当然，还有大量鲜花和荣誉纷至沓来。

整个过程看起来，一切都像是个戏剧，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诺奖，砸中了一个日本二楞子。

不得不说，国内版的田中拿诺奖渲染故事，基本满足了大众意淫的所有关键要素，你看，人家成绩那么差，混得那么惨，还能拿诺奖呢，多么的好一个能给那些不努力学习，渴望不劳而获的人打超级鸡血的黑色幽默故事。

但如果你读过田中那本自传——《最了不起的失败》，不难发现，国内的这种意淫，甚至田中本人都未必会同意。任何成功，其背后必定有着常人未必看得见的艰辛，天上从来还是没有白白掉下来的馅饼，对他也是如此。

渲染一：从小没天赋，大学挂科？

田中耕一是日本中部地区的富山县人，在他的自述里，他说，他18岁前他一直生活在富山。

他回忆了他在富山上学的经历，看他自己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其实传递出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那就是他爱做实验，动手能力强，是从小就有的习惯，一直到他做最终导致获得诺奖的实验，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非他真的就是个没天赋的学生。

这也是让田中的老师和同学印象深刻的地方，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常有同级的同学对我说：‘田中，你小子上实验课的时候，怎么总是做一些与课本内容不同的实验呀！’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我想完全是因为我在小学被开发出来的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的结果。无论后来上初中还是上高中，我总是想试着做一些课本内容以外的什么实验。同学们如此准确地发现了我这个特点，真要好好地感谢他们。”

“喜欢做实验的特点不断在大学如此，现在也是这样。没办法，就是喜欢嘛。因为自己动过手，实验结果就会立刻出现在自己眼前。”田中还说，“我从小就喜欢动手组装或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第一次组装收音机大概是在十岁。”

后来田中考上了大学。在他高中选择报考哪所大学时，他自述说，他老师给他的建议是报考京都大学，而列入他报考范围的大学，也都是研究气氛活跃、社会评价较高的电子工学系的大学。而他后来去仙台实地考察之后，最终选择了东北大学。

从这段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高考时，他已经笃定自己的志业了，即做研究，方向是电子工科。如果再对当时他提及的这两所大学有所了解，那基本就能清楚，其实他高考成绩不差的。

无论是京都大学，或者是东北大学，它们全世界排名都在前100位。不仅是田中报考那会是这样，最新的排名也是这样。据英国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QS）发布的2019年世界大学排名，京都大学排名世界第35位，日本第二，东北大学排名世界第77位，日本第五。

对比国内大学的2019年排名，在田中的母校东北大学之前的只有5所，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和浙江大学，所以，田中上大学那会，就不是一般的学生，而是不折不扣的优等生。

至于大学挂科，可能和一些大学玩网游，往往主业挂科想的有些不一样，田中的确有一门是这样的，但不是他学的“电子工学”主业，而是德语。日本人的英语就已经够菜了，更不用说是德语了。田中后来留级了一年，但他还是在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

田中耕一是这么说的：

“由于在教养课程中没有拿到足够的德语学分，只好留级一年。不过在这期间，自己的情绪改变了不少，还提前投入到专业知识的学习当中。电路这类专业课特别有意思，我学起来热情十足。”

这种世界排名前100的工科大学，能考进去就不容易，而进去后的学生，一般也会受到非常严格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训练。从田中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的确也是全身心投入进去的，这种大学的严格训练，和他后来的获奖研究，同样关系巨大。所谓挂科，完全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那种废柴。

渲染二：普通公司员工而已？

话说田中大学毕业，起初选择的是和电子工学有关的家电企业，但都失败了，他自己说：“可能是因为自己太缺乏自信心才导致面试失败吧。”

后来，他的老师安达就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单位，岛津制作所。他其实想去这个制作所的医用事业部工作，因为可以对得上他大学时情怀——“也许正因为有母亲死于产后的经历，我似乎总有一种珍爱人的生命和健康，愿意用什么方法为医疗事业贡献绵薄之力的情怀。这种情怀是从大学时代开始有的，但也可以说，它是自然形成的。”

只是后来田中没有被分到医用事业部，而是去了重点放在更具中长期效益的新技术研制开发的中央研究所，开始他多少还有些失望，但后来正式工作才发现，原来他从早到晚要干的，就是他最喜欢的实验工作，“这让我一下就爱上了中央研究所。”田中说。

又该怎么说岛津制作所这家公司呢？

它可不是一家普通公司，而是日本的一个老牌的生产高科技产品的基础科学研究公司，并且是跨国企业。看它官网资料，还是蛮牛逼的。

它早在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的20年前，即1875年就成立了，那时候的宗旨就是“以科学技术向社会做贡献”，而发展至今，它在分析测试仪器、医疗仪器和航空产业机械等领域，都有自己顶尖的高科技产品，在全世界范围也相当有竞争力。而目前全世界它有60个分支机构，海外机构30多个，以及200多家代理商。

田中当初到公司，分给他的项目就是开发质量分析仪，即利用激光测量金属、半导体和有机化合物分子的重量。

前面已经说了，田中特别喜欢做实验，对在岛津成千上万次的各种测量实验，他很快就进入状态，对成千上万遍地用激光做实验，他说，“我很喜欢作，乐此不疲。”

最终让田中获得诺奖的那个“测量生物大分子质量”的发现，就是他进入公司第二年，1985年2月发现的，他第一次测量了像蛋白质那样的大分子质量。

有了这项突破性的发现后，无论田中还是岛津制作所，并不是发表论文就算了那么简单，而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田中在自述里也说，“在日本，和我有相同处境的工程师很多，至少也有十多万人吧，仅我公司就有两千多人。”这让人想到了华为，做基础研发，工程师团队做骨干的公司，真的不是普通的公司。

渲染三：只有一万日元的奖励？

田中说，岛津决定让他们开发的技术产品化，即利用这项技术研制质谱仪。

1988年，利用田中的发现，制造出来的质谱仪（LAMS-50K）上市销售，单台售价5000万日元。但这种天价仪器，在日本国内没人买，后来就到国际上宣传和推销，就这样一直到1989年，一个美国的研究所的泰利先生购买了一台他们的仪器。

“卖给泰利先生的这台质谱仪既是第一台也是最后一台，从那以后再也没人买了。不久，这种仪器就不得不停止销售了。”田中说。

可见，根据田中的发现而研制出的仪器，并不是在网上流传的给岛津制作所带来了1亿日元的利润，而是只卖出了一台5000万日元的仪器。

机器虽说没卖出大钱，但他的发现倒是及时地申请了专利。田中回顾说，那是1985年8月的事情，直至1993年6月，专利在日本国内获得批准。“申请专利的部分原因是国外对专利的重视。一项技术如果没有专利，它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田中说，申请和登记专利，岛津制作所给了他大约1万日元的报酬。“专利方面的报酬虽然不高，但鉴于我在销售和技术上的贡献，公司内部还是进行了多次表彰，奖金总计也有数十万日元了。”

所以，在产品就卖出一台的情况下，岛津公司对田中还是不薄的，完全和外界想象和杜撰的两码事情。

毕竟还是科学研究公司，产品化、申请专利同时，“公司讨论了我们开发的仪器是否要产品化，这次讨论结束之后，公司认为‘可以对外国内公布了’。”1987年5月，田中所在的5人小组，在日本质量分析联合研讨会上发表了他们发现的论文。

这个论文因为发表及时，田中和他的另一个同事吉田佳一在1989年获得了日本质量分析学会的奖励，这也是日本业内的最高奖励，“已经使人倍感荣耀了，但这只是在日本国内，我们的成果还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但田中的发现，获得了西方世界的重视。

就是他发表论文那年，到了1987年9月，他一个人到兵库县宝冢市参加日中联合质量分析研讨会，他的发现以英文的形式发表，并且还包括研究结果的数据。他在这个研讨会上，相当大胆地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质量分析界的权威人士罗伯特·J·库特进行了辩论，并且引起了库特对他新发现的注意，就这样，他的研究被西方研究界所知。

在大阪大学松尾武清教授极力要求下，田中才用英文将他的研究成果又写了一篇论文，并于1988年8月，在英国学术杂志《质谱学快讯》上刊登发表。

这个过程，被田中称为是“决胜千里的论文发表”。

当然，如果没有岛津公司当初及时申请专利，以及后来论文的反复讨论，也可能诺奖就与田中失之交臂了，所以，这个还是和努力分不开的。而如果不是田中在大学时已形成的学术素养，估计论文写起来也会更费劲，但人家就是用英文写了还发表了。

渲染四：天上掉下来个诺奖？

论文发表后又过了十几年，2002年，田中耕一被告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为什么是田中耕一，而不是其他在国际学术界更有名望的学术大咖？这个诺贝尔奖真的就只是运气成分吗？在田中的自述里，他同样给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他是这么说的：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我也对自己的获奖产生过疑问，原因之一就是‘获奖的为什么不是希伦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而是我田中耕一？’”

“为此我问过不少研究人员，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几个理由让那个我被选为获奖者。”

“希伦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在1985年发表他们的‘MALDI’这个名字的时候，可以测量的分子量仅在2000以下，这一点与我们的方法有本质的不同。用两位先生最初的方法，像蛋白质那样分子量在1万以上的大分子是根本无法测量的。而我们的方法呢，从1985年发现开始，就可以测到分子量最大达到3.5万的蛋白质分子。也就是说，我们的方法是最早可以测量蛋白质质量的方法。”

“还有一个理由，说起来有些复杂。”

“希伦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发表可以测量蛋白质那种大分子的最早时间是1988年10月，那已经是我们的论文被刊登在英国专业杂志上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他们的论文刊登在美国学术杂志《分析化学》上。在这篇名为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of Proteins with Masses Exceeding 10000 Daltons（用激光解析离子化技术测量分子量在1万以上的蛋白质）的论文中，他们宣布，在不破坏分子量超过6.6万以上蛋白质的情况下进行的离子化实验获得了成功。“

“在投稿方面，这篇论文比我们在《质谱学快讯》上发表的论文提前了一个月。可是刊登日期却不同。我们的论文在1988年的6月6日刊登，他们的7月5日刊登。”

“欧美学术界判断谁是最早发明者的时候，一般是以发表英文论文为依据的。因此，尽管我们在1987年就在日本的学会和日中联合质量分析讨论会上发表过有关论文，但这不算数。决定论文先后顺序是看论文投稿日期和发表日期，所以我们的论文和希伦坎普先生他们的论文到底哪一方在前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微妙了。如果仅从时间来看，认为希伦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是‘利用激光进行蛋白质分子的离子化’的先驱者就不奇怪了。”

“那么，为什么获奖者却落在我的头上呢？我猜想是因为在希伦坎普先生和卡拉斯先生1988年的论文中，明确记载着‘参考了1987年田中耕一在宝冢日中联合质量分析讨论会发表的内容’这样一行字。正是这行字确保了我的领先权，也是这次获诺贝尔奖的根本依据。在此，我向两位先生光明磊落的学术态度表示敬意。”

渲染五：获奖花絮与自己不认可？

田中自己也说，其实在他获得诺奖那年之前的一年，其实是有征兆的。比如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发现他的研究成果，异常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等等。只是他从来就没那样想过而已，直至第二年下班前的那个电话。

而当天晚上他穿着工服出现在媒体面前，的确完全是意外，因为那天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他先在同事的护送下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房间，后来局面一直都是失控的，最后没办法才出来，正好就穿着工服。而当晚他家周围也是围满了记者，所以他最后不得不到酒店过了一夜。

“如果事先知道自己获奖，我无论如何也要找两套西服，从中选一套换上，至少也会刮刮胡子…不过一个星期前，我刚好染了头发，发型还在，还不难看，值得庆幸呀！”田中这样调侃自己说。

而他会见媒体时接的那个电话，则是他妻子打来的，也和国内传的版本有些出入，他是这样说的：

“会见时还有这么一幕，妻子往我的手机上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道我正在与媒体见面，还问我‘你明天可以接受采访吗？’富山是她的娘家，也是我的老家，想采访的人很多，好像还聚集在一起。我只说了一句‘反正我现在没有时间，你看着办吧’，就挂了。听得出来，妻子当时也相当慌乱。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后悔，她是在为我担心呀。后来有人说我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还带着手机，其实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席记者见面会，哪可能想得那么周全。”

“在记者见面会上，我已经陷入了一种‘无我的梦境’，虽然回答了一连串的问题，至于是怎样回答的，回答了些什么，现在已经都记不起来了。”

而在田中的自传里，他也没觉得他不配获得诺贝尔奖，而是有过思考和纠结，并且后来他想明白了，并说了非常给力的几段话：

“在我之前的诺贝尔奖得主们，至少日本的诺贝尔获奖者们不是大学的名誉教授就是著名作家，无论哪一位都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总之，在自己还没有最终理解获奖理由之前，我必须向有关人士询问一下这次获奖的情况。”

“比如11月，我偶然遇到了瑞典皇家工科大学的英格玛·古雷恩迪名誉教授，当时他应立命馆大学的邀请到日本讲学。他也是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对我说：‘即使发现再怎幺小，也是一个导火索，而这个导火索才是最重要的。’‘诺贝尔自己也不是理论家，而是实验家兼工程师’。这次会面使我开始理解自己获奖的原因。”

“现在，我这样想，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即使理论上的证据也不够充分，如果后来却由此产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技术，那么得这个奖就是有价值的。”

“我只是一名靠工薪吃饭的技术人员，既没有特别聪明的头脑，专业知识也很有限，不顾，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结果使我遇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取得重大发现的机会，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仅此而已。”

“使我获奖的研究工作不是由一名天才或精英人物来完成的，而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组成的团队的胜利。团队是日本组织所具有的优势，是极大的财富。”

看到这，其实田中最近这十几年，一直到去年在《自然》杂志上，刊登他和他的团队多年新的研究成果——能够从仅仅几滴血中提前30年检测出阿兹海默症的征兆，也就不意外了。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诺奖，而是一直坚持工程师的本色，踏踏实实、日积月累的必然结果。

再多问一句，岁月又曾放过了谁？

参考资料：田中耕一著，戚戈平、李晓武译，《最了不起的失败——工薪族田中耕一的诺贝尔奖之路》，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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