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江晚报-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陈淡宁
过年回家吗?
临近春节,这是一句最日常的问候。
家的意味不曾改变,但回家的感受却各有不同。时代之变,冲刷故土的人情世景,回家在温暖之中亦杂陈五味。
此时,大众的心头与写作者们的笔端,对家有怎样的忆起与面对?
一群在杭州打拼的人,老家已成驿站
这座城市是他们的终点或中点
对于多数新杭州人来说,过年是一定要回家的。看父母、会朋友,卸一卸身心的负担,在这个时代,回家仍然是中国人过年的一个重要程式。
当然,家是港湾,春节之后,每个人仍将起航,走向不同的远方。
一群在杭州打拼的人,老家已成驿站
这座城市是他们的终点或中点

Leo 男 26岁 互联网公司职员
家乡:甘肃兰州
在杭时间:1年半
回家15天
回家歇一口气再出发
1月29日,Leo终于从公司批出了假条。
这件在12月末就被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的事,竟然足足拖延了一个月。
并不是因为Leo有拖延症,而是因为在互联网忙碌的工作节奏里,“请假”这件事永远不是优先级。
假单上的时间,是从2月6日到2月21日,里面包含着春节假、带薪年假以及路途假等等名目,几乎是Leo一整年的所有假期。
在一年的年首就将所有假期用尽的请假方式,看似奢侈,可在Leo看来,这一整年中,也再没有什么日子比春节时能在家多待上几天更值得请假的了。
想念家人,想念朋友,想念故乡的那一碗牛肉面。这些情绪,像针一样,钻进Leo那被工作挤满的时间的缝隙中。
“春节在家的时间也真很难说是好好‘休息’,每天的作息也挺混乱。早上9-10点起床,陪家人吃饭,外出,去这里那里。到了晚上9-10点就是和朋友聚会的时间,常常通宵到早上才回去。”Leo说,“这样的日子可以持续半个月,因为我们那里的习惯是过完元宵节,年才算过完。”
“出来这么久才回去一趟,会不会有近乡情怯的感觉?就是会不会担心在外太久,回去之后不知如何面对故乡的人事变化?”
Leo摇摇头:“不会啊,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平时也有在互通讯息,有什么变化与事,都早就知道了。所以也不会感到惊讶吧。”
“那么,假设公司允许你请更久的假,你觉得会不会因为舍不得而索性不要再回杭州了呢?”
Leo摇了摇头:“家就像个驿站,让我卸下所有的重担。但我知道,这些担子总归还是要挑起来的。所以,就算允许请更久的假,我想在家我能待着的极限,大概也就是15天吧。”

张熙辰 男 33岁 自由摄影师
家乡:福建厦门
在杭时间:5年
回家5天
初六就得回杭接单了
见到张熙辰是在他新搬的摄影工作室,此刻他正忙着清点搬家公司送来的箱子。问他为何会选在年末本就繁忙的情况下搬家,张熙辰苦笑着摇了摇头:“房东突然要将房子收回,宁可多陪违约金也要让我尽快腾出来啊。”
连夜搬,张熙辰的黑眼圈严重到连工作室的化妆师都看不下去了,硬塞给他两袋眼贴膜,让他赶紧把“熊猫眼”处理一下。
“今年没有年三十,所以7号年二十九就过年了。我今年回去晚啊,7号下午的飞机,”张熙辰说,“7号上午有一个朋友,也是客人,说想要趁着家里人都回来了一起拍个全家福,让我一定得帮帮忙。我就接了。”
这是张熙辰在杭州待的第五个年头,他去过广告公司,也干过媒体,后来也跟朋友合开过摄影工作室。2015年下半年,张熙辰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做老板,也做摄影师:“忙了很多,却也充实了很多。”
“我是自由职业,所以其实想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回家转转。”张熙辰说,“今年夏天的时候我还回家待了差不多1个月。所以对我而言‘近乡情怯’的感觉可能并不那么明显。非要说的话,可能就是过年能见到一些平时回去见不到的亲戚朋友吧。比如我那个嫁到美国去的亲姐。年年都是过年的时候回来匆匆见一面。今年,她的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这么想想,时间也是过得好快。转眼大家也都在各自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现在工作室刚上轨道不久,还是需要再拼一拼。”张熙辰感叹,“所以今年可能也没太多时间在家里多待。我这里接了一个年初六的单子,所以打算初五就回杭州了。”

回家3天
带孩子去妈妈小时候住的地方看看
“今年过年打算带他去我老家转转。”许玉萍说着,摸了摸身边儿子陶陶的头。
正在潜心玩着乐高积木的陶陶似乎有些不乐意,往旁边一扭躲开了许玉萍的手。许玉萍笑了笑,嗔了句:“这孩子。”倒也没再说什么。
有时候许玉萍会有些恍惚,一眨眼到杭州就18年了。因为丈夫是杭州人,这些年来,许玉萍的年三十都是在杭州过的。
一般过了年初三,才会和丈夫一道回娘家,“因为父母后来跟着弟弟住到了青岛,所以这些年我们回去过年的地方都在青岛。”许玉萍说,“在那里待个一两天,就要回来,我有寒假,但孩子他爸要上班。”
对许玉萍来说,青岛还不如杭州来得熟悉:“我22岁来杭州,读书,工作,嫁人,生子。几乎是在这个城市里完成了几乎我人生所有的重要阶段。
日久他乡是故乡,兴许就是这个意思吧。而青岛,虽然如今父母、弟弟都在那里,但那其实只是我弟弟读书的地方,后来他在那里成家立业,把父母接过去了而已。可对我来说,青岛可能只是小时候去游玩过的一座城,实在很难称为故乡。”
所以今年,许玉萍打定主意,要带着10岁的儿子陶陶,花个3天时间,去自己真正的故乡淄博转转,“想带他去看看他妈妈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许玉萍说。然而,打定了主意之后,许玉萍又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许玉萍说,“这两天我老是会梦见小时候自己走着去上学的那条窄窄的巷子。然后七拐八弯地就迷路了,半天转不出来。”
“10多年没有回去过的地方,再回去,恐怕真的都变样了吧?”许玉萍苦笑了一下,“说是带孩子去看看老家,但我心里真有些怵,先不说老房子还在不在,自己以前再熟悉不过的路,现在肯定也早就变了模样吧……”
可即便是这样,许玉萍说她还是想要回去看看,她说,因为在那里,总有些什么是第二故乡杭州和在青岛的家人都无法替代的存在。

小邵 女 19岁 饭店服务员
家乡:四川德阳
在杭时间:6个月
回家17天
回家17天
不想回家,西湖还没逛完一圈呢
一盒泡面,一根火腿肠,一颗卤蛋,1月28日,当小邵抱着这些东西来到火车站小超市的收银台结账时,或许是因为口袋塞得太满,让她在掏钱包的时候,把回家的车票夹带着掉了出来。
顾不得后面排队等结账的中年大叔,一脸不耐烦的咂嘴声,小邵紧张地蹲下身拾起了车票,吹了吹,小心翼翼放回口袋,才重新站起来付钱。
这张车票是小邵托老乡帮忙刷了好几天的12306才抢到的。
小邵说,她是店里外地打工者里走得最晚的一批:“他们早的半个月前就回去了。等我走了之后,店里(剩下的员工)基本都是本地的了。”
再过两天,小邵来杭州打工就整整六个月了,“杭州很好的。”小邵说,“我出来(打工)早,去过湖南,去过广州,后来老乡说杭州好,就跟着老乡到杭州来了。”
小邵的家在德阳,从杭州没有直达的列车,得到了成都后再换一班车。“两天的样子,到家。”小邵说。
她并不擅长表达,话很少,回答问题也是用很简单的字句和直白的情绪。然而,当问及她是否想回家时,小邵先是点了点头,后来又摇起了头来。
“我说不清楚,”小邵摆弄着手里的手机,“回去也是想的。想爸妈,想大姐和弟弟。可是今年回去亲事就定了……唉,不想回去。”
从她模棱两可的回答里,我终于知道,因为不想回去完成家里已经定好的亲事,小邵去年过年就没回家。
然而,孤身一人在外度过的那个春节,令她十分煎熬。所以今年她才会纠结到这个时候,才动身回家,并且早早地定好了初七回来的车票:“可我还是有点怕,怕我回去一结婚,就再也不能回杭州了。西湖我都没逛完一圈呢。”

王犁:
田畈间,外婆的袒护声
上周六,在山东的一间当代美术馆里,画家王犁的个人迎新画展开幕。40件水墨作品里,充斥着体型肥硕的男女,人物与场景互相挤压的逼仄,让人联想起春运时拥挤的列车。
然而水墨写意的表现,又让这份“拥挤”变得虚幻而遥不可及。
这个展览名为——“乡关何处”。王犁的笔下,我们的故乡,可能并不是我们祖辈扎根的那一个地方。
淳安是我的故乡,但不是我的籍贯地。
从小学开始要填表格,其中籍贯一栏,我一直没有填父亲的老家武义,而是填“淳安”两个字,为此,父亲还一再论理。
父亲阿忠是浙江武义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安江水库才成型的淳安县,从事林业工作,超过那一代人该结婚的年龄后,找到水库边的农村姑娘,后来就是我的母亲阿德。
奶奶病危时,跟父亲去过武义,还记得那种没有一起生活经历的疏离感,仿佛看别人家的老太,病床前我不时提醒自己,这是父亲的妈妈,跟外婆一个级别的人物。人近中年越来越感到,亲情在一起相处的重要。
在哪里成长,哪里就是你的故乡。
童年的乡村光昌边,少年的小镇排岭,都是自己人生中重要的记忆。
外婆过世后就开始很少去光昌边了,那里还有两个舅舅与舅妈,记得最后一次去是表弟结婚的时候,父母和姐姐到国外生活多年,我得作为代表,让村里可以看到,到城里去的裁缝阿德家也来了人。
其实更多的记忆是县城排岭,每每最累最辛苦的时候,晚上都会梦到骑着自行车在山城排岭爬坡。
去年过年,我在多伦多阿德身边,表妹在微信上泊出一张家门口往外看湖面和远山的照片。
沿着家门口左边的菜园篱笆往下走,穿过下坡的松林,有两户邻居,溪涧上的木桥,桥边有棵又粗又大的乌桕树,接着田埂,左面是稻田,春种水稻秋种麦;右面是水塘,水塘边也有几棵乌桕树,百把米的田埂后就是山坡,坡凹里还有一户人家,早晨的炊烟煞是好看!
穿过炊烟上坡有个大米的加工厂,不过一台机器,把农家自己种的谷物加工成大米,边上是一家代销店,门口总站满人,几根长凳上坐着几个人拿着小碗喝酒。
还有那个没有媳妇的哑巴,他有时会蹭点碗底的酒水,有时也会被喝酒的人欺负,但总善意地看着我们这些孩子,并乐呵呵的待在那里;对面就是我上的小学,小学还是五年制,一、二、三年级一个教室就一个平房,后面的泥墙上还有一个大裂缝,墙根就是老师的炊具。
快中午时,老师抽空生上火煮上饭,炊烟就沿着裂缝冒出去,仿佛有自己的眼睛;四、五年级在后面礼堂的戏台上,礼堂前是我们的操场,课间操每天都有,体育课要看老师是否记得了,最多玩点拔河和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老家的火塘前贴着毛主席畅游长江后那张著名的摄影年画,我们在湖边玩耍时,经常假想从县城开来的船头,是否会突然出现毛主席在向大家招手。
一天早晨,在乡村广播里听到英国打马岛的新闻,第一次让我感到村子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村里有气魄一点的长者,裹一裹油得发亮的棉袄,抽着烟深思熟虑地说——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深谋远虑的担忧,让孩提的我羡慕和钦佩。
记忆中还有“文革”后最后一次知青进村。一群杭氧的年轻人,先在礼堂放下行李,其中一个像领导的人,站在一个高凳子上说话,从亚非拉大团结说到年轻人是祖国的未来,“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城里来的大领导气场不同凡响,压过了村里长者对世界大战的担忧。
外婆过世已经很多年,现在家里的书架上还放着一张外婆的照片,看到她就感到自己童年的幸福。父亲在县城工作,母亲是走村串镇的裁缝,在无限野外驯化的空间里,只要听到我的哭声,外婆就会在田畈或者山上的任何角落大喊着赶来,那种无原则的袒护,现在想到都感到快乐。

王犁 1970年生于浙江淳安。
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美术教育系老师,西泠书画院特聘画师。

叶开:
女儿说我的老家这么丑
作家叶开已经有三年没有回雷州老家,今年也不会回去。
他刚编写好《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第六册“现代小说分册”,其中有李劼人、萧红等人的作品。
常居上海的他说,在家乡,自己已经是一个陌生人。而在上海,他又有着羁旅客的忧伤。
十二年前,我和太太带着女儿“衣锦还乡”。我女儿四岁,她很兴奋,觉得我给她讲了那么多小时候的神奇故事,终于可以亲眼目睹,亲临其境了。
我出生于雷州半岛河唇镇,当我上中学时,我家已经搬到了县城。县城并不是我记忆中的家乡,我老家,还是我在那里长到十五岁的坡脊镇。
即便我上了河唇初级中学,每周末我还是要骑自行车,从河唇镇到鹤地水库管理局那里,上三次坡,到水库大坝的高度,然后再到制高点、有郭沫若题字的“青年亭”那里,顺着水库大坝,一路向北。
水库大坝路面是黄泥沙土,一到下雨,就会被手扶拖拉机碾出深深的车辙,自行车常常陷入黄泥水潭而动弹不得。这也难不倒我们这些走惯烂路的孩子。
水库西面往下俯瞰,是蜿蜒的黎湛铁路,再过去,是起伏连绵的丘陵。东面,是碧波浩渺的水面。
这一路上,有各种机会,让我们停下来。比如骄阳似火时,我们会连人带车一起翻过大坝,把车斜靠在土坡上,接着赤条条地扎入水库里。
从大坝继续向北,就到了一带丘陵地山包,然后沿着山涧小路,骑车向下冲锋,几乎瞬间就能穿过第一个村庄,然后第二个村庄,再冲上我们家从另外一个角度能看见的砖桥,就进入了我的记忆中,进入我的故事,进入我的梦乡。
那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正等着我再去上树,再去摘果子。

女儿三四岁时,很爱听我编故事。
我的记忆中,常常浮现一个倒挂在树上的小男孩形象。那个倒挂在树上的小男孩,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的小伙伴。
实际上,不仅我一个人倒挂在树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常常是一串串地挂在树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胖胖瘦瘦,如各种瓜果,有长好的,也有长歪的,如同挂满了枝头的芒果。
这次返乡,发现一切都变了。那条被拆掉很久的铁路,被铺设了柏油路面,成了一条通衢,直通广西。而我记忆中,无比漫长、弯弯曲曲的小路,我们骑车从县城到坡脊,要两三个小时,居然被我弟弟二十几分钟,就开到了。不对,是开过了。
从柏油大道上,我们直驶父亲的家族发源地“九岭”,那是我们“廖氏家族”这一支的核心地。我的第一世祖在明朝末年搬到这里,到我已经十八世了。
回到那个更老的老家,海拔在水库之上,很多我父亲母亲还熟悉的族人,彼此鸡犬相闻,热情招呼。但我一个都不认识了。我背上的女儿,更是陌生,她和我太太,连语言都听不懂。
满地的鸡鸭在阳光下漫步,遍野的香蕉树在村旁延伸,我带着女儿和太太去跟香蕉树拍照,跟菠萝蜜树拍照。
然后我们吃了正宗的雷州半岛走地鸡,开始回到坡脊,寻找我故事中的故事。
我背着女儿,顺着那条曾经繁盛热闹的街道,在寻找我曾经熟悉的房屋。但是,这里的居民大多搬走了。我大伯也搬到旧铁路的北面。
我们的老家,已经住进了新居民。
新主人听说是我们——很久之前的人,热情地让我们进去,我努力寻找那个听父亲讲故事的小院子,但也完全陌生了。
我后来才明白,原来是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树不见了。那遮蔽了院子,连小雨都落不下来的茂密枝叶,消失了,我记忆中的天空遮着的番石榴果实,也飘走了。
我女儿在我背上,迷惘地说:“爸爸,爸爸,你的老家怎么这么丑?”
那时,我就知道,我已经无法重返故乡了。

叶开 1969年生于广东雷州。
著名作家、《头号地标》文化总顾问、语文教育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