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抗战时期著名刺杀案-军统特工实施‘金陵毒酒案’始末

​“金陵毒酒案”，1939年6月10日发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也是当时日本驻汪伪政府所谓的“大使馆”，但民国政府终未承认，只认其为总领事馆）的这起重大事件，导致包括日军高层及汪伪政要在内的多人中毒，两名日本外交官不治身亡，在当时确实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案。由于此案乃军统一手秘密策划，事后军统也未予张扬。

此案最大问题是缺乏国民党方面军统核心资料，即军统对此事件的官方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最缺乏的也是军统的文件（因事涉核心机密，此类文件在南京解放前均被国民党全部运走，几乎片纸不留）。

2009南京市政府颁发感动南京人物纪念册封面

​2009年12月，南京市人民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詹氏兄弟”赫然在册，与邓中夏、邓演达、史量才、刘伯承等同列一册, 排第30位。 “詹氏兄弟” 的功劳，便是直接参与了“金陵毒酒案”。

纪念奖章及名册

“金陵毒酒案”行动者皆是军统成员，即尚振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潘崇声，王高科等人。

居中者为教育家马元方

​尚振声时为军统南京区少将副区长，是该案的策划、组织和指挥者，可惜1942年即被汪伪特务组织秘密处决。有关他的资料多在台湾，大陆留存甚少，在中国大陆关于该案的大多数书报刊记载中，他的名字也鲜被提及。而尚振声与毒酒案的关系，则有一位旁证，即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1939年底任主任委员，系江苏省党部一把手）兼省教育厅长的马元放。马曾因配合军统刺杀汪精卫案被叛徒出卖，遭汪伪（绑架）逮捕并长期监禁，一度与尚振声同押于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马于1952年去世，但其文字在当时国民党的党报、党刊上多有记载，其中便有诸多涉及尚振声及毒酒案。

尚振声(1903-1942)，河南省罗山县人，国民党军统少将，抗日烈士，毕业于河南留美预备学堂（国立河南大学前身），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接受干部训练，供职军事委员会。

尚振声

1936年任军统局河南站副站长，后升为站长。抗战前夕，调为南京区副区长。南京沦陷后，尚振声潜伏于南京，从事特工活动。

1939年策划金陵毒酒案。

1940年遭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诈降，暗中架设电台与军统局长戴笠取得联系，升任军统南京区区长，暗中策动汪伪第一方面军第七旅军官反正，准备于站岗时包围汪宅，刺杀汪精卫。因事机不密，再次被捕，受严刑拷打，但终不屈服。

1942年1月8日被日寇杀害于上海，年39岁。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该馆位于南京鼓楼附近（现北京西路1号）。日本自1873年与中国建交后至1935年，一直以上海为对华外交基地，前后43位公使均常驻上海。

南京沦陷时期，鼓楼所谓‘日本大使馆’

​1935年5月17日，日本将设在鼓楼附近的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至“七七事变”前，来华担任临时代理大使或特命全权大使的共有崛内干城、有吉明、若杉要和川越茂四人，他们都常驻上海。“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使馆撤销。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将原来设在中正街（今白下路）的总领事馆，搬迁至大使馆旧址办公。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在鼓楼原址恢复设立大使馆，门牌上书“大日本帝国大使馆”。与此同时，将总领事馆迁至中山路。汪伪期间，日本派出的所谓特命全权大使有阿部信行、本多熊太郎等人。但此“大使馆”，并不为中国政府承认。但此中变化，使得日本总领事馆与大使馆混淆，在此厘清。

1932年，王高科进入日本公使馆。王1916年生于南京，曾在使馆警察佐藤基家打杂帮工，后经佐藤基介绍到使馆办公室当差，主要从事房间清扫、倒茶、收发信件、递送名片等杂役。一年后，复兴社特务处（即蓝衣社，军统前身）特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黄泗清盯上了他。据王回忆，黄多次劝导他，说“死心塌地为日人工作就是汉奸，为生活所迫而不忘救国仍是爱国青年”，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加入了军统，从此利用工作和略懂日语之便，为军统搜集日伪情报，随时向黄报告。

王高科老年证件照

​王生前亲笔回忆这段工作时有如下描述（原件无标点）：

“在这期间，日本人的来信我们收下分发下去，对中国来的信就留下送交私拆检查。记得他们（指复兴社）在双龙巷住着人，我们发信到双龙巷邮局先把（它们）送去拍照，然后再发挂号信取收条回来。”

1934年4月，公使馆缺一杂役，王高科便将詹长麟介绍进去。王、詹两家均以织缎子为生，住处也靠近，因此常有来往。詹长麟是詹家老二，长相俊朗，身材适中，据称曾当兵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期间因母亲生病获准回乡探视未归，已婚，正闲置家中。詹先后被使馆书记官宫下和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面试，被顺利录用，在厨房帮做西餐，兼做杂务。

当时，日本使馆录用杂役有4条标准：

一，不懂日文，以防泄密。

二，家居南京且有直系亲属同住，以便控制。

三，忠诚老实，手脚勤快。

四，相貌端正。

军统特工詹长麟

王高科介绍詹进日公使馆显然另有深意，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此人将他约至附近的鼓楼旅社二楼一个空房间，详细问起他的工作和报酬情况，并令他吃惊地说起他曾经参加淞沪抗战并因母亲生病被88师黄永淮团长特准回家探视的经历。

詹长麟生前的口述是这样表达的：

“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的别称，因成员着蓝色制服而得名），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号，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赵世瑞，1935年晋少将，最后任职舟山补给司令

詹干活麻利手脚勤快，深得宫下书记官等人的信任，便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和传递日伪情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参与进来。他后来回忆说：

“经过组织同意，我将身份告诉了妻子。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但他和王高科之间当时并无工作联系，各司其职。1936年2月，詹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来。不久，哥哥也参加了复兴社。这段时间，南京发生多起汉奸被捕的事件，日本人开始怀疑内部有奸细，但又查无实据，便将办公室的3位差役统统辞退，其中包括王高科。主要在厨房当差的詹氏兄弟得以继续留任，且由于办公室缺人，詹长炳补入当差，获得接触公文、信件的机会。

1937年“七.七事变”当月，军统河南情报站副站长尚振声奉命调任筹备复兴社特务处南京区，任筹备处长，后任副区长。南京沦陷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率部分人员撤至江北六合县，城内詹氏兄弟等一批地下特工由尚振声领导。王高科也被尚留在南京，尚让他开个烟酒杂货铺作掩护，实际身份是军统的地下“交通情报员”。

1939年初夏，军统（1938年正式成立）南京区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及随从三重等将于6月9日到访南京。由于是南京沦陷后到访的日本最高级别外交官，时任南京总领事的堀公一决定于6月10日晚隆重设宴招待，并邀驻宁日军首脑及伪“维新政府”政要作陪，地点就在总领事馆府内。

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山田乙三

​获邀人员阵容强大，几乎囊括南京日伪所有军政要员。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岩松中将、鸟本少将、谷田大佐、高桥大佐、三浦大佐、泽天海军大佐、三国大佐、秋山大佐、公平中佐、田中中佐等。中方有：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行政部长胡艿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实业部长王子惠，财政部次长严家炽，伪南京市市长高冠武等。宴会拟由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等主持。

后任第11方面军司令官吉本贞一

​1939年6月8日，酒会请柬发出，詹氏兄弟全部掌握名单，时间并向上级报告。军统决定利用这次宴会实施毒杀行动，给气焰嚣张的日伪以严厉打击。南京区成立由尚振声任组长的行动小组，钱新民遥控指挥。尚星夜策划安排，商定政治助理书记卜玉林负责联络，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和刘益谦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并命令詹长麟执行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任务，投毒，并做好与日伪同归于尽的准备，詹长炳予以配合。参加具体工作的还有潘崇声（詹家妹夫）、王高科等。詹长炳参加相关会议后向弟弟传达了行动任务，詹长麟郑重接受。

潘崇声

军统经过计划，决定将毒下在酒里。日本人爱喝酒，到中国后尤爱喝绍兴老酒。当时南京中华路119号有一家“老万全酒家”，是绍兴人章桂生开的老字号酒店，在全国多个城市有分号，名气很大，生意兴隆，日本人常来该店买酒。但日本人对“入口”的东西高度警惕，每次买酒都有警察监视，并当场开坛，将酒灌入酒瓶。日军攻打南京前，章家将酒店关闭，举家外逃。不到两年后，章家回到南京，占地4亩共60多间房子的酒店已满目疮痍，幸好埋在地窖里的100多坛绍兴陈酒未被发现。重新开张后，南京市面萧条，生意大不如前，但日本总领事馆闻讯仍常来采购，军统便选择在该酒店的绍兴老酒中下毒，酒店老板当然蒙在鼓里。

9日下午，毒药由军统特工、詹氏兄弟的妹夫潘崇声取回并交给詹长炳。詹当晚将毒药带回家中交给弟弟。詹长麟记得药是白色粉末，小小药瓶外有“USA”字样，后来判断是氰化钾。10日下午，领事馆果然着人从“老万全”采购老酒回来。詹长麟后来说：

“当天下午四点钟就（把药）倒在一温桶里，就是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摇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

时伪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当日被毒昏迷

​10日是星期天。当晚，日军多数头目因故未到，而“维新政府”的政要们却几乎悉数出席。宴会七点开始，总领事堀公一简短致辞，对清水“莅临视察”表示欢迎，又招呼大家举杯为“天皇万岁”干杯。随后便觥筹交错，杯盘叮当，现场敬酒频频，热气腾腾。玉食满台，美酒方酣，詹长麟亲手为各桌倒下的毒酒开始生效。只听席间忽有人惊呼：“不好，酒里有毒！”，呼喊者随即倒下。宴席上的人几乎都出现中毒症状，或呕吐不止，或倒地不起，有的踉踉跄跄跑到走廊，又跌倒在地。领事馆书记官宫下及领馆会计船山口吐白沫跌落椅下，“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等也已人事不省，现场服务的仆人杂役个个呆若木鸡，领事馆个别还能说话的官员急忙报警呼救。

时伪政府“立法院长”温宗尧，当日被毒昏迷

总领事馆一片慌乱，大批日伪军警迅速到场，救护车辆呼啸而至，警笛声尖锐刺耳，日伪较为信任的南京同仁会医院医生紧急施救，翻肠洗胃，全力以赴。当夜，宫下和船山不治身亡，部分汉奸首脑直到次日仍昏迷不醒。南京日伪当局惊慌失措，日本朝野也为之震惊，至11日晚日方才于南京和东京分别公布消息，并称逮捕一人。

事后詹氏兄弟得知只毒死总领馆两个小官（这两人与詹氏每日相处，平时关系还不错），深感遗憾，痛惜毒药所配过少，否则南京“维新政府”恐怕会立即瘫痪。

《中央日报》6月12日报道

《申报》6月13日评论

《盛京时报》6月12日报道

《中央日报》6月15日报道

事发当夜，日本人首先想到“老万全酒家”，立即把老板章桂生及配酒师、账房等抓来严审。排除他们“作案”嫌疑后，又集合领事馆中方雇员，这才发现詹氏兄弟早已不知所踪，不禁大怒。日本宪兵一边全城戒严，一边赶至詹家，发现无人，一把火将房子烧掉，随即张贴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通缉。告示上书:

“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日本制尺，下同)，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的白色衣裤；其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

其实，对这次投毒行动，军统早已做好各项应对准备。此前，南京区已经策划好撤离路线。

投毒前一天，尚振声突然通知王高科：“江北需要一个人做饭，你妻子合适，你赶紧陪她带着孩子过去。”而王妻当时怀有身孕，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产，显然并不“合适”做饭。但王断定有大事将发生，军统的纪律是不该知道的决不多问，遂坚决服从。第二天上午，他将一只金手镯交给父母，要他们留着今后生活用，便带领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从燕子矶乘船过江。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詹氏家属也在等待过江。

原来，10日一早，军统在鱼市街一家菜馆请詹氏兄弟全家（包括他们的父母）吃饭。这顿团圆饭所为何来，只有詹氏兄弟心里有数。饭毕，军统工作人员将詹氏家属全部经燕子矶送往江北的八卦洲隐蔽起来。事后王高科方知，他所预料的“大事”，就是这宗毒酒案。他当时还有点意见，觉得为什么军统不把自己的父母也转移走。王高科到了江北，军统负责与他联系的刘益谦带着同为军统特工的毛蓝田在对岸接应。刘对他说，家属交他照应，命令他立即和毛蓝田回到江南燕子矶芭斗山电瓷厂大门对面的大柳树下，等候两个人。刘说：“等什么人，你们见面就知道了。”于是，他和毛带着一个木帆船（连船夫）又渡江回去。

10日傍晚，看上去老实巴交内里却精明强干的詹长麟埋了个伏笔：他预先向管事者说，自己肚子一直疼痛，等宴会准备完毕想去医院看看。当晚一切准备停当，酒宴如期开席，眼看日伪魁首们将杯中酒痛饮下肚，他赶紧向主管告假，说胃痛难忍，必须去医院了。说完，他就推起自行车从后门出去，径直向傅厚岗（国画大师傅抱石家就住在这里）的高云岭骑去，与先已溜出并在那里等候的哥哥詹长炳会合。这里距领事馆骑车不到10分钟，兄弟俩不敢停留，向东北方向奔去，途中穿过玄武门，还向站岗的日本兵鞠了个躬，然后在玄武湖连人带车上小渡船，过了湖后继续骑车，不久便到了燕子矶。

詹长麟逃走的日总领馆后门

两人赶到大柳树下时，王高科和毛蓝田已等候多时，王这时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接应老熟人詹氏兄弟。过江来到江北六合县一个叫“徐家洼”的小集镇。此刻已是次日凌晨。这里是军统一个秘密据点，王、詹两家家属也被转移至此，不久他们便与家人团聚了。

南京那边，日伪四处戒严，全城搜查，逮捕近千人，汉奸乘机敲诈。詹氏在南京城里的亲戚几乎全被抓获，其中詹的二姨父、詹妻的姐姐以及詹的岳母等，均被施以灌辣椒水、烙烫等酷刑。王高科作为介绍人，其家属也未能幸免，其舅父因在珠江路一茶馆做跑堂，詹父常去喝茶，熟人间偶有交谈，也被抓捕并遭严刑拷打（王高科生前笔录说是被“打得半死”）。父母将儿子行前留下的金手镯给了伪保长马忠兴托其通融，才免吃过多苦头。

詹、王两家在六合，被军统分别辗转安置在乡下孙百万、陈家有、林芝馨等农民家，隐匿下来。这段时间，两家人互不往来，甚至也不知道对方住处。潘崇声负责照应詹氏一家三代人，毛蓝田协助照顾王高科家。其间，为减少百姓吃苦，并确认投毒事件为个人行为，詹氏兄弟遵照军统安排，抄写了致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的一封亲笔信，由尚振声派人到上海租界发出。信云：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的烧杀抢掠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定为国报仇，为家雪耻……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此信原件现存二史馆）

此信目的显然是想迷惑日本人，加上当时国民党报刊对此报道也持低调客观态度，只字不提组织行为，日伪当局一时也弄不清詹氏兄弟背景，信件上的上海邮戳则显示兄弟早已离开南京，因此，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作用。后来有报道据此说詹氏经上海逃至香港，显系错误。也有多篇报道因此将此事件归为个人行为，与军统无关，也不确。

八十年代詹长麟在原日总领馆前留影

詹、王两家在六合乡下隐藏了近一年时间，因形势，六合秘密据点将不保，两家人才被转往上海。这两家人，詹家7口，王家4口，共计11人，事后第一次大团聚，自是千言万语，感慨不尽。大家从仪征过江，至龙潭火车站时兵分两路：一路是潘崇声带领詹氏兄弟，另一路是王高科带领两家家属，分头赶往上海。分手前，为明确生死责任，潘崇声提议他、詹长炳和王高科“刺血为盟，结为义兄弟”。三人按年龄，潘大哥，詹二哥，王小弟，从此以兄弟相称。

到上海，住了月余，军统称情况危急，又将两家合在一起，决定转移。两家人趁夜乘船渡海，颠簸21小时，到达浙江某海滩。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司令部情报科派人在当地接应，给王和詹氏兄弟每人发了100大洋以示慰劳。随后，两家分开。直至抗战胜利南京光复后，才得以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