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14 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她们在等待道歉！勿忘历史

8月14日，可能对许多人来讲，又是普通一周的开始，但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那些老人们来讲，这是一个用来纪念她们的特殊日子。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命令，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在“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

这是侵华日军士兵荻岛静夫所拍摄的“慰安妇”照片。自1937年8月到1940年3月， 他做了近 20 万字的亲笔日记。日记附带 208 张照片，记录了他魔鬼般的“战地经历”。

2007年，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曾告诉Lens，当时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45人，到了2012年，这一人数减少到32人，纪录片导演郭柯的一部反映“慰安妇”生活现状的纪录短片片名《三十二》就来源于此。

今天，导演拍摄同一题材的纪录片在国内上映，片名却变成了《二十二》，因为原本那32位老人中已经有十位去世。

慰安妇题材纪录长片预告《二十二》_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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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二十二》预告

Lens 曾经在2007年采访过十几位“慰安妇”幸存者，当年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肢体的病痛、内心的耻辱，当年的经历是她们一生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也值得我们一代代人铭记。

“我欢迎你们到我家里来看一下，我家的房屋危险啊！”在电话中，“慰安妇”的幸存者周粉英的儿子向记者诉说着。周粉英现年91岁，住在江苏省如皋的白浦镇，她的儿子姜伟勋也已64岁，在家中照顾年迈卧床的母亲。

周粉英每月从民政局领取400元的“烈属”待遇抚恤金，家里主要靠种田，平时由姜伟勋照顾，播种和收割时由邻居帮忙照顾。

2007年5月，周粉英经家人得知南京惟一公开身份的“慰安妇”雷桂英去世的消息后，才愿意公开自己曾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事实。“我母亲说：‘所有经过都能说得清楚。’”

周粉英用她那枯瘦的双手捧她的大屠杀幸存者证，这位91岁老人的眼睛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2007年5月12日，周粉英还认下了一个儿子，是不久前过世、南京惟一的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的儿子，两个有着同样历史记忆的家庭连接在一起。

汉族，生于1920年，海南省文昌市潭牛镇人。1939年被日军用枪击伤，右背上侧和右臂各中一枪。1940年被抓进文昌会文镇日军营地，强迫成为慰安妇，1942年随日军转移到琼海。她说，日军简直禽兽不如，有时被几个日本兵轮奸，最多一次有七八个。残酷的生活让刘文英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所幸的是她生育了一女三男，2000年患中风瘫痪后，由大女儿照顾。刘文英表示，不管过去受过多少苦，看着眼前孝顺的满堂子孙，她心里也知足了，但她希望中国被侵略的历史永远不会再重演。

汉族，生于1922年。1940年被日军抓到临高县日本兵营迫为慰安妇，直到日军投降后才被姨妈救出。陈金美的父母在她被抓的时候奋力反抗，被日军杀害，当时她的头部也被日军用军刀砍伤，血流全身，就在这个时候，还遭到几个日本兵轮奸。被救之后，陈金美隐姓埋名远嫁他乡，与左开元结婚，育有两男一女。

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南社乡候党村人。24岁时，日本侵略军闯进了她的家，枪杀了她的丈夫，并强奸了她。后又被关押在炮台上，成了日军性工具。

韩国庆尚南道咸安郡理让面内谷里人。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在韩国征兵，朴来顺的恋人被征到中国战场。1940年2月，日本又在韩国征集女子“战地后勤服务队”，说是做饭、洗衣服和照顾伤员，抱着可能与恋人相见的想法，她报了名。1940年3月，她们到达中国抚顺，充当起了日军慰安妇。1941年1月底，朴来顺和28名姐妹坐船来到海南岛海口市，安排到日军司令部附近的慰安所，在海口市住了一年。1942年1月，日军又把她送到三亚，住在红沙旁边的慰安所里。由于当时战事紧张，来往的军人很多，朴来顺任凭日军粗鲁的蹂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撤离海南岛，饱受折磨的她被丢了下来。这时她认识了一个叫石建顺的朝鲜青年，也是被日军留下来的，1948年，两人结为伴侣，住在崖县荔枝沟，结婚7年未生育。1955年，石建顺病故。中国政府对这个异国女人给予了关心，给她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并安排她到保亭公路工区当养路工。1993年病重，1994年在海南省保亭县病故，至此她在中国生活了整整53年。

生于1925年9月，山西省盂县西烟镇泉上村人。1944年3月16日被日军抓进据点。因遭日军强暴，致使怀孕7个月的胎儿流产，之后终生不能生育。

黎族，生于1926年，海南省保亭县加茂毛立村人。1942年起，在保亭县三次被日本人抓到保亭加茂据点后勤服务队，被迫为慰安妇，受尽日本兵的“四脚牛”等刑罚折磨。身体多处受伤，由于常年伤心痛哭，造成双目失明。日军投降后嫁到万宁大茂镇，与张重日结为夫妻，育有两男两女，丈夫1995年病故。

黎族，1925年生。1941年初，她年仅16岁时被编入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过着非人的日子。每天都要受到日军兽行的凌辱，被日军强暴过多少次她也记不清了，多则一天两三人，少则一人，就连月经来时也从来没有放过。她多次逃跑被抓回来，直到1945年6月趁日军慌乱之际才逃跑成功。

陈金玉老人告诉我们，幸好当初她没有吃日军发的“预防丸”，所以先后生了2女3男，现在也能儿孙满堂。但是每当想起在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里受到的种种凌辱，她就更加痛恨日军的罪行。她说自己老了，不能去索债了，但这是一定要偿还的。

黎族，1925年生，保亭县南林乡罗葵什号村人。1943年10月的一天，她和姐妹们在稻田里被日军抓走，押到什漏村，关在一个小茅房里，第二天就被3个日军轮奸，在什漏村10天有9天都被日军强暴。10天后又被带到南林村日军据点，关在一间小铁皮房里，继续充当慰安妇，一个月后林亚金病倒了，才得以回家。之后又多次被日军奸污、轮奸。1951年嫁到罗葵什号村，无法生育，领养了丈夫兄长的一对儿女。2005年3月林亚金赴日本出庭作证起诉日本政府。

1926年生，1943年被抓去当劳工，关在一间茅草屋里为日军晒盐撮成粉末，或烧酒给日本兵，一次日本兵带她上山打鸟，被日军强暴。回来后经常被一个日本队长奸污，后来被押到大村日军据点，同样遭到多次奸污。谭亚洞还被日本人踢打腰部造成躯体变形长年疼痛，加之双腿浮肿，目前已不能直立行走。解放后经人介绍嫁了人。

生于1920年，陵水县光坡镇港坡村人。1940年她被日军抓到日本军部（现在陵水县的红岭）充当慰安妇，因为反抗，她的胳膊被日军打断，至今残废，在遭日军性蹂躏期间，曾多次自杀未遂。

1926年生，临高南宝镇松梅村人。20多岁时她被日本人抓去，当时汉奸诱骗她“嫁给”日本人做老婆，林爱兰不同意，日本人就用木棍塞住嘴巴，双手吊起，把她往死里打，晚上就奸淫她。由于她坚决不从，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日本人打断，造成她至今残废，不能正常行走。图为她和养女在一起。

陵水县祖修村人，由于父母没告诉她是哪年生的，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了，她说大概有80多岁了。她有4个弟妹，当时姐姐都出嫁了，家里只剩她一个，日本兵来抓人，就把她给抓走了，抓去后关在日本的军部里，被很多日本兵强奸，还被日本兵用棍子打。一年后，她躲到大山里逃过了追捕。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她心里就很苦，连话都说不出来，眼泪马上润湿了已经浑浊的双眼。卓天妹结过2次婚，有四女一男。

1925年。1942年时她17岁，被日本汉奸抓到汉奸兵营干苦工。半年后被抓进一所慰安所，充当起了日本人的性工具，多次被日本兵强暴，有时被打，眼睛都哭坏了。被关押了两三个月，后来她妈妈到汉奸团长家里讲情，汉奸团长才到日本慰安所把她接回来，回来后继续在汉奸团长家里作了三年的苦工。陈亚扁在被抓去当慰安妇之前，已经有一个叫卓开春的恋人。由于被迫充当慰安妇，造成了身体的创伤，她怀孕六次都流产了，最后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女儿。2006年9月1日，陈亚扁赴日本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蓝布盖着已离去的雷桂英老人的推车从重症室推出。南京唯一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受害者雷桂英，在突发脑淤血入院3天后，于2007年4月25日下午3点12分在江苏省中医院去世，终年79岁。雷桂英老人生前在南京市江宁区公证处将自己的慰安妇经历做了证据保全。除了公证现场的文字记录和录音摄像资料外，老人还提供了一份很特殊的物证：一瓶当年日军慰安所里用来给“慰安妇”消毒的高锰酸钾。

李天英出生于韩国福江县。1938年13岁时被占领朝鲜的日军掳掠到中国哈尔滨。1939年被强迫充当侵华日军“慰安妇”。先后随日军到过石家庄、枣庄、香港，1945年日军战败前在山西临汾逃脱。后一直流落中国，后定居在安徽省太和县三塔镇康庙村。老人年近70岁，无儿无女，由村民供养。图为当地公安部门给李天英发的居住证。

“慰安妇”究竟有多少？

“二战”期间日军到底征召了多少“慰安妇”，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统计。日军有关“慰安妇”的档案资料大多在战败时被销毁，而原“慰安妇”也多已过世。

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原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简称史维会）会长谭汝谦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慰安妇’制度是反人权的极大罪行，是日军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估计‘慰安妇’的总人数达到了40万到50万。”

另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的研究，“慰安妇”总共有40万人，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朝鲜半岛的受害者不下14万-16万人，日本2万人，其余为东南亚和少数白人。

中国是日军强征“慰安妇”最大的受害国，但是中国的“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取证始终以民间的学者和律师发起。2007年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121号“慰安妇”议案，援引“20万”这一基于韩国调查统计的数字：“日本皇军强迫20多万‘慰安妇’沦为性奴隶。”

联合国代表团于1995年7月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朝鲜也提供了书面材料。次年4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此次调查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尽管报告中提到日军在中国大陆也开设了慰安所，但是它们的规模、地域、受害者人数等问题均没有展开。

苏智良教授在《“慰安妇”研究》（1999年出版）中写道：“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告书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最保守的估计，中国‘慰安妇’总人数在2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日军奸淫数日的妇女。”

1992年，苏智良在日本访问期间，正逢日本国会女议员伊东秀子首次在日本国会提出战时日本“慰安妇”问题。一位日本教授对苏讲起：“据说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苏智良为之震惊，在1992年之前，国内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研究。

“慰安妇”问题掀动世界

2007年

2007年1月31日，美国议员本田提出“慰安妇”决议案，仅获得了六名议员的联署。本田在议案中写道：“决议案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击和羞辱日本，而是通过这个决议，为现存的‘慰安妇’们讨个公道，并揭露这起多年来不为人所知的反人权的暴行。”

3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次讲话，立即将可能被搁置的“慰安妇”议案推向了公众的焦点，并掀起了西方媒体一边倒的谴责安倍的舆论力量。

安倍晋三表示：“对于是否使用了强迫手段的问题，是存在争论的。”在3月5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再次表示，日本将不会再为“慰安妇”问题道歉，并称“即使美国众议院通过要求日本道歉的决议，日本也不会再为“二战”中强迫亚洲妇女成为‘慰安妇’道歉。”

3月8日，安倍又表示，日本政府将协助自民党重新调查作为“河野谈话”前提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事实，并探讨“修改河野谈话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3月5日刊登题为“日本‘慰安妇’道歉背后的政治”的文章，法新社3月11日发表文章称，“‘慰安妇’历史学家们被安倍的反驳辞所震惊”；《韩国先驱报》发表文章，题目是“日本不能逃脱‘慰安妇’的责任：东京方面真诚的道歉是其与亚洲邻国关系继续的必须。”

7月2日，中国第一份“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报告公布。调查重点在山西省的五县市、海南省的两个县、云南省的六县市。

2012年

1月29日上午，美国纽约州参议院全数通过《日军慰安妇决议案304号》，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听取简报时，纠正国务院官员“慰安妇”的称呼，说应该称“被强迫的性奴”。

2013年

5月13日，属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公开建议美军司令允许美国军人进入日本的性服务场所发泄，并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慰安妇制度为维持军队纪律的必要措施。这一发言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批评。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5月21、22日连续两天对日本的人权问题进行审议，表示不能接受桥下彻的主张，将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份质询书，要求作出正式表态。”

2014年

1月25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时任会长籾井胜人在他的就职记者会上说，日本在“二战”期间使用慰安妇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法国、德国在“二战”期间都曾有慰安妇，国际间对日本慰安妇的愤怒令他不解。

6月20日，日本针对河野谈话内容提出新诠释。6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日本的历史遮眼罩》（Japan's
Historical
Blinders），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企图否认历史；社论说，除了日本以外的历史学家都同意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的史实，但日本民族主义者迄今仍否认历史。

2015年

4月29日，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演讲，只字未提慰安妇问题，也没有对慰安妇问题道歉；演讲结束后，迈克·本田批评，安倍晋三回避日军在“二战”时强征慰安妇的行为，演讲时“也没把道歉说出口”，让人感到震惊与可耻。

8月14日，安倍晋三发表“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并未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引起国际社会批评。

12月30日，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若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象征受害慰安妇的少女塑像不被搬离，日本政府将不会向韩国支付此前约定的10亿日元（约合830万美元）补偿。

2017年

《牛津英语词典》将慰安妇“comfort woman”一词收入辞典，最终定稿在诠释中极大比例的采用中国的观点作为词意解释。

词意解释中大篇幅描写日军强征慰安妇：“被迫与日本军人从事性行为的妇女或少女，此乃第二次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皇军经营之妓院制度的一环...”、“这些妇女和少女大多数来自日本的殖民地和占领区，很多人都是被绑架的，其他人则是以工作之名被骗来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