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天天谈：一门三院士，九子成龙凤，他们拥有一个怎样的父亲

2022年07月12日01:40:33 热门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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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的2月23日，在广东新会诞生了一位近代史上光芒万丈的人物，梁启超。提起梁启超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他这一生政治上参与过维新变法和民国的政党政治；舆论上办过报纸参加过巴黎和会，就是他传回国内的一句话引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术上是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而且经史子集无一不通被尊为一代国学大师；子女教育上也堪称传奇，他一生育有九个子女，其中有三个子女获得过院士的称号（长子建筑学家梁思成、次子考古学家梁思永，1948年当选国民政府中研院院士，幼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科院院士），其他子女也都是所在行业的翘楚。所以要讲梁启超，从任何一个角度进行切片进去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他实在是太丰富了，太厚重了，很难用千余字的篇幅来介绍先生的全貌。我们熟知的梁启超是戊戌维新变法的核心成员，那么今天就来着重聊聊梁启超这一生的“变”。

梁启超

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式教育，最初的目标也是和当时大部分的读书人一样参加科举希望金榜题名。他在读书方面是很有天分的，十七岁时就中了举人。这是一个颇为难得的成绩。不用说《范进中举》这么极端的例子，后来成为他老师的康有为，号称南海康圣人，考中举人的时候都已经36岁了。此时的梁启超可谓是春风得意，考中举人的第二年就去参加北京的会试，就是考进士。这回失败了，虽然考场不理想，但在这一年他遇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人——康有为。虽然康有为此时尚未出版他那两本将孔子打扮成维新变法总设计师的著名作品《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但理论体系大体已经成型并且在1888年就已经开始了自己向皇帝上书的举动。就靠着这套还未搭建完成的理论就已经使梁启超折服，梁启超从未听到过如此新奇的观点随即做出了一个令人十分意外的举动，拜康有为为师。这时候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却成了举人梁启超的老师。一年之后，1891年，梁启超等邀请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并为变法维新创造理论从此走上维新自强的道路。梁启超也开启了自己一生的不断革新之路。

康有为与梁启超

维新变法时期的梁启超与他的老师合称为“康梁”，他们两个人的维新道路走得并不顺畅。一是康有为的理论实在是过于新颖激进，受到很多传统文人的抵制。两代帝师翁同龢就说康有为的理论是“野狐禅”。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评判康有为学问不行，为此梁启超与章太炎还放下读书人的斯文来了一场拳脚大战。争议的根源简单说就是康有为认为现在儒家读的书不是孔子的原意，而是西汉末年经学家刘向、刘歆父子为了帮助王莽篡汉而编造的，所以现在所谓的儒学正统都是错的，要沿着孔子的本意进行改革。康有为的理论最后被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给击得粉碎，钱穆也因为此事在史学界打响了名声，这就是后话了。

不顺畅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两个人实在是没有政治经验。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两人在北京办强学会，各地的官僚踊跃捐款。而对维新很有兴趣的李鸿章也捐了款。但是就因为当时李鸿章的名气太臭，他们把李鸿章的捐款拒之门外。李鸿章虽然在现在普遍认为是个卖国贼，名声不大好，可要细品晚清史，几乎所有有点成就的事业都有李鸿章的参与。李鸿章不是个理论家但却是当时大清最会办事、能办事、能办成事的官僚没有之一。如果戊戌变法要有李鸿章参与，或许效果能更好的。康梁也不是没有想过找清廷要员参加。他们找到了张之洞。张之洞当然也是晚清名臣，洋务派的一员干将。据说梁启超去见张之洞的时候，张之洞为考验梁启超的才气故意让其先吃了一个闭门羹，送出了一个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孰为第一，孰为第二”。这里面张之洞将所在地江夏拆分为四水江河湖海和四时春夏秋冬的排序，先名满天下的才子梁启超发出诘问。如果梁启超对的上来就见，反之就不见。天纵英才的梁启超提笔对到“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先，岂敢在后”。将自己儒人的身份化为三教儒释道和三才天地人的排序，回答得不卑不亢。张之洞也大喜过望热情地接待了梁启超。

可是戊戌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在流亡海外的过程中康梁两人对失败的原因却有着不同的理解，逐渐演变为师徒二人最后分道扬镳。康有为是一个固执的保皇派，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就是慈禧的破坏，从来就没有考虑过皇帝制度是否是正确合理的，即便是在民国时期也坚决认为有皇帝比没皇帝强，而且必须是溥仪做皇帝，所以在后来的张勋复辟中康有为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有的时候也一直在想，如果康有为再多活几年，伪满洲国建立他是否也会支持？以他的性格这很难说。

梁启超则在不断地对过往进行反思，用今天之我否定昨天之我，只要是觉得这个理论是对的他就要学。包括对清朝的那些传统官僚，受到挫折的梁启超也再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据说他曾在庚子国变的时候劝过李鸿章成为中国的总统，李鸿章死后不长时间就为其出版了《李鸿章传》，可以说对李鸿章表达了了解之同情，没有偏颇情绪化的指责。寄居日本期间还曾与孙中山有过接触了解革命的理论。终其一生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虚心的学习心态，不断让自己迭代更新，在数次风云变幻的时代关口，他都站在了相对进步的一方。甚至为了将西方医学引入中国，他坚持用西医的疗法治疗自己的疾病，不幸的是西医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就离开人世。

民国时代的梁启超

辛亥革命之后，他受袁世凯之邀组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国会竞选。1915年，袁世凯推翻共和宣布称帝。梁启超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1917年张勋复辟，梁启超积极参加段祺瑞的讨逆运动，并担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1919年，作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回国内直接引爆了“五四”运动。当然，梁启超先生也不是样样精通。虽然他每次都站在了先进的队列里面，但他从政的经历实在是不怎么光鲜。他是一个好的思想启蒙者、理论家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实践者。

晚年的梁启超回到了书斋，将精力放到了学术研究和提携后进上。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扛鼎之人陈寅恪就是通过梁启超的力荐进入清华从教。他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至今日依然是历史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为对于我们非历史专业的人来说，我们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和郑和下西洋史料的重新发现都是梁启超先生的卓越贡献。

梁启超先生还留下了400多封写给子女的家书。与我们传统印象中封建大家长的严肃做派不同，梁启超在家书里完全是一个慈父和超级奶爸的形象。很多父母都表示要成为子女的朋友，而在相处的过程中又常常走样，苦于没有榜样。那不妨看看那梁启超的家书，每一封信都带着父亲的体温，在娓娓道来之间传递着真诚、平和与真挚。或许我们无法拥有他非凡的人生智慧，但愿可以拥有他心胸的真诚。梁启超先生的一生值得我们反复地阅读与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