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民曹文生：“袭击”高层领导专列，落网后为何只关23天？

在当今世界，基本上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出远门都是乘坐飞机；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百废待兴，且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前夕，又将大量的财产以及高端人才都运到了台湾，因此当时主席出行主要还是坐火车。

火车也是毛主席最喜爱的出远门交通工具，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也是乘坐火车进入北平，并从此与火车结下不解之缘，在他一生所有出京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中，乘坐火车的次数是最多的；但与此同时，这也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主席乘坐火车进北平

1949年3月，在经过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的主力武装基本被消灭殆尽，上百万的解放军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只待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

在这解放全中国的关键时刻，中央在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全村加起来只有百来户人家，如果不是因为解放战争的爆发，这里也不会名垂青史。

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公开喊着要与共产党共商和平，还邀请毛主席到重庆面谈，但在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准备对解放区发动进攻，和谈只是一个缓兵之计。

第二年六月，反动派撕下最后的伪装，调集大军进攻共产党解放区；紧接着，为摧毁共产党在延安的中枢机关，蒋介石派自己手下的亲信大将胡宗南，率二十多万的精锐进攻延安，由于当时我军的主力部队都在外线作战，留守延安的兵力不多，抵挡不住十倍于几的胡宗南所部的进攻。

红色西柏坡

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作出了“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的决策，主动放弃经营多年的延安，寻求在运动中消灭反动派的有生力量。

3月18日，胡宗南的先头部队距离延安不到5公里，毛主席等一批中央高级领导，在匆匆吃完早饭之后，就撤离了延安。

经过十余天的行军，一行人来到了清涧县的枣林沟；为进一步领导全国的革命，毛主席在这个小村庄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将中央“一分为二”，即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一起行动，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并指挥全国的作战；另一部分由刘少奇、朱德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其他适宜地点展开工作。

随后刘少奇、朱德告别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率一部分人马开始向太行山转移，在南庄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便到封城与聂荣臻、罗瑞卿等人会面。

聂荣臻在向朱德汇报了晋察冀的状况后，朱德便说：“荣臻同志，中央工委准备在晋察冀安营扎寨，有没有合适的地方？”

聂荣臻得知中央工委要进驻自己所管辖的晋察冀解放区，十分开心：“欢迎中央工委，我们一定做好配合工作，请老总放心”。

就这样，中央工委留在了晋察冀，但具体扎寨的位置，却让大家费了一番心思。

张家口虽然条件还不错，但当时已被傅作义的部队占领；而晋察冀军区的部队过去经常活动的地方是阜平、平山。

但朱德、刘少奇等人在研究之后认为，要选一个能和全国各地方便联系，且适合后面指挥大决战的位置；根据这个设想，阜平也不合适，虽然群众基础好，但经济水平比较差，且交通不便。

在将阜平排除在外后，平山就进入了朱德、刘少奇重点考察的地方。

平山县历史悠久，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明末时期，农民领袖李自成如日中天，崇祯帝为防不测，派心腹大员到外面修建一座“归隐行宫”，大员选来选去，最后决定在平山天桂山修建“归隐行宫”。

而且在过去的抗日岁月中，平山又是远近闻名的“抗日模范县”，被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的“平山团”，就是由一千多名优秀的平山儿女组成的，这支部队后来被调到延安，担任保卫革命圣地的任务，还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除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外，这里村庄众多，且一个挨着一个，交通便捷，滹沱河在村边流过，土地肥沃，粮食产量一直很高，聂荣臻曾称这里是“晋察冀的乌克兰”。

为尽快将这项工作落实好，朱德派自己的秘书潘开文以及卫士长齐明臣，在一位熟悉平山情况的晋察冀军区副官处的一位同志陪同下，骑着马到滹沱河边上的村庄反复实地考察。

根据潘开文的回忆：“我们一行带上地图沿滹沱河骑马而上，边走边看，一直走到洪子店、东西黄泥，然后又折回来到东西柏坡、夹峪、柏里、郭苏等村，并将勘察结果绘成草图交首长决策。我们认为西柏坡比较合适，尽管许多房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但根基很好，全是石头的，也很多，比较容易修复”

航拍石家庄自贸区滹沱河湿地

最后选来选去，决定将中央工委落户在滹沱河北岸的西柏坡。

这里虽然只有不到100户的人家，但依山傍水，隐蔽性较好，且土地肥沃，但年产粮食可以达到近30万斤，这在当时属于很高的产量，附近有好几个千人以上的大村庄，交通便捷，群众基础也很好；这里距离华北大平原只有30多公里，另外距华北军事要地石家庄也不到70公里，在这些条件下，西柏坡成为中央工委的选择，毛主席后来也称这里为“理想的总指挥所”。

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后，朱德、刘少奇率中央工委正式入驻西柏坡，为日后毛主席移驻西柏坡打下了基础。

在战场上，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不断较量后，逐渐占据上风，尤其是石家庄解放后，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这两块大解放区连在了一起，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央工委驻地西柏坡的安全。

为适应全国革命发展的需要，毛主席决定率党中央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师。

1948年3月下旬，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了一年多的党中央、毛主席告别了陕北的父老乡亲，在吴堡县川口登船东渡黄河。

5月26日，毛主席来到西柏坡，五位书记在分别了一年多后在此会合，西柏坡这个小村庄，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这里领导指挥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将国民党反动派主力消灭殆尽。

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鉴于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国共两党即将在北平谈判，因此决定将党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转移到北平，继续指挥全国的革命。

中央进北平的行动由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负责安排，经过研究后决定：3月23日，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到涿县，再由涿县乘坐专列前往北平。

由于当时全国还未解放，华北地区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敌特在暗中蠢蠢欲动；军委铁道部长滕代远、社会部长李克农亲自安排，专门抽调政治思想好，业务水平过硬的人员参加此次运输工作。

3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来到了高碑店火车站，登上了专列；上午8时，列车缓缓开动，经过数个小时的运行，于11时到达清华园车站，在下车后，乘坐汽车前往颐和园；当晚，新华社发布了党中央机关、毛主席到达北平的消息。

毛主席专列遇“袭”

新中国成立后，为方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出行，中央抽调性能较好的胜利6型490号机车，作为中央领导的专列，这也是毛主席第一次出访乘坐的火车。

但与此同时，也对毛主席的出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在安全保卫部门的努力下，一次次化险为夷，但还是出现了一次“意外”。

1955年6月18日晚上7时10分，毛主席的专列驶出了浙江杭州火车站；这是一列外观十分漂亮的火车，沿途的百姓看到后，都忍不住多看两眼，但由于毛主席出行属于最高机密，因此外人并不知道，这里面坐着最高领袖。

当时列车上除了毛主席外，还有从苏联远道而来的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时任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在访问中国时，毛主席亲自陪同他到全国访问各地，让老大哥看一下中国这几年的发展状况。

但行驶至萧山县西门道口时，突然遭到“袭击”，第六节车厢的玻璃被击破了一个洞；负责毛主席安全工作的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王芳马上意识到有人袭击。

在到达诸暨火车站后，王芳以最快的速度下车，打电话给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告知中央领导专列遇袭的情况；紧接着，吕剑光命令萧山公安局长潘振铎，要他在24小时内破案。

经过数日的努力，终于抓到凶手：曹家桥的农民曹文生，但令人意外的是，毛主席在得知凶手的身份后，却为他说情，表示教育一下就行，这是为何呢？

按照既定计划，专列将在晚上7时30分离开杭州火车站，但不知为何，毛主席却要求火车在7时10分出发，并专门叮嘱，不要通知任何人，工作人员在收到毛主席的指示后，缓缓开动车辆。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但7时45分到达萧山西门道口时，车厢突然“砰”的一声，老公安出身的王芳立刻警觉起来，在检查车厢的情况时，发现第六节车厢的玻璃有一个拇指大的洞口，像是被子弹击破的。

王芳在诸暨火车站的值班室打电话给浙江公安副厅长吕剑光，告知了中央领导专列遇袭的情况；吕剑光也明白事件的严重性，在挂了电话之后，马上打电话给萧山公安局长潘振铎，在通报了案情后下令：“此事关系重大，限你们24小时内破案”。

潘振铎也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是，我们一定在24小时内查清案件”

随后，立刻动身前往萧山，与潘振铎研究后，决定先撒开大网，萧山公安局下属各单位，除留少数人看家外，其余全部参加行动，严查从西门道口至白鹿塘车站沿线村庄的可疑人员。

绿皮火车局部特写

紧接着，两人一道前往杭州，向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以及正在杭州检查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

由于当时江华以及谭震林外出还未回来，吕剑光和潘振铎向陪同谭震林视察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做了汇报。

许建国听了两人的汇报后：“此事非常地严重，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破案，萧山公安局的任务很重，如果人手不够，省厅要全力协助，因为这列火车上坐着的不是一般的中央领导，而是毛主席，还有从苏联来的马林科夫”

这时吕剑光和潘振铎才得知，列车上坐的不是一般的中央领导，而是毛主席以及远道而来的马林科夫，两人顿时吓得冷汗直流。

“你们萧山公安局现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许建国问潘振铎。

“我们收到了省公安厅24小时的破案令，现在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公安局下属各单位，除留下一人留守外，其余全部出门搜查，二：萧山县委也要求西属区委，要他们发动区、乡干部配合我们公安局的工作，重点排查西门道口至白鹿塘车站沿线村庄的可疑人员，尤其是四类分子，发现异常的先扣押审查”。

许建国对萧山县公安局的安排总体满意：“很好，有新的进展，你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汇报，等我向谭副总理汇报后也会赶往萧山，现在你们一刻也不要耽误，马上回去指挥破案”。

6月20日上午，许建国在向谭震林汇报完毛主席专列遇袭的事件后，便驱车来到案发现场，在查看了玻璃上的破洞后，凭借多年的经验，认为这个洞不像是枪击造成的，如果是近距离射击，另一侧的玻璃也会破碎，但实际上并没有；远距离的话，车厢内应该有弹头，但在反复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且破碎处不均匀，周围还有明显的裂痕，像是被石子击中，有可能是附近的某个村民，出于好奇往火车丢石子，因为以往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

为防止下面的公安单位抓错人，许建国来到西属区。

当时萧山公安局的干警正在事发地安桥乡搜查，他们首先把各村中的四类分子，以及可疑人员全部集中到乡政府，逐个审查，但花了很大的力气，获得的有价值线索却微乎其微。

许建国下了火车后，马上赶到乡政府，工作人员见公安部副部长都亲自赶来，而案件仍未侦破，因此大家都十分紧张。

许建国也看到了大家的状态：“同志们辛苦了”；随后便和大家亲切握手，见许建国和蔼可亲，没有任何架子，大家才逐渐放松下来。

在听了潘振铎的汇报后许建国指示：取消24小时破案令，将侦查的范围扩大，不能只盯着四类分子，并将侦查的重点放在铁路穿村而过的曹家桥村。

有了许建国的指示，萧山的公安人员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检查的目标更明确。在经过调查后，公安将目标放在了贫农曹文生的身上。

潘振铎亲自带人来到曹文生的家，当时已是深夜，公安一边敲门一边喊到：“曹文生，我们是萧山公安局的，快起来开门，找你有事”。

“好，好，我马上开门”，曹文生紧张地说道。

潘振铎见到曹文生后：“曹文生，请你穿好衣服，跟我们到公安局一趟，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而曹文生也深知自己捅了大娄子，恐难逃一死，但最放心不下的是老婆和两个孩子，紧张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直到潘振铎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后，曹文生才静下心，交代了案情。

原来在18日晚，曹文生和另外几个村民坐在火车道旁闲谈，见一列火车从不远处驶来，曹文生随手把手中的一块石头抛了过去，正好击中了火车的玻璃，并表示当时离他最近的曹培兴应该有看到他往火车扔石头。

为验证曹文生的说法，侦查股长杜永毅找到了曹培兴；但奇怪的是，曹培兴却主动承认向火车投掷石头是他做的事；这让杜永毅很纳闷，之前查了几天都没有线索，现在怎么连着两人承认？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最后，杜永毅决定假戏真做，综合分析。

杜永毅现场为曹培兴做了笔录，但在分析后，发现曹培兴是在说谎，明显就是在为曹文生顶包。

杜永毅在讲清了利害关系后，曹培兴吐出了实情；原来曹文生被公安带走后，他老婆哭哭啼啼找到了曹培兴；认为他是党员，过去又曾做过乡长，如果承担这件事，政府不会为难；见曹文生的老婆都跪了下来，曹培兴心一软，答应了下来；但可以肯定的是，石子确实是曹文生扔的。

至此，案件已全部弄清；杜永毅回到公安局向潘振铎做了详细的汇报，并上报给省公安厅、党中央。

毛主席在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后，却亲自为曹文生说情；表示曹文生只是一个贫农，教育一下就好，不要大动干戈。

按照中央的处理意见，萧山县法院在1955年7月16日判处曹文生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曹文生在被关押了23天后，回到了家里。

毛主席的胸怀海阔天宽，一辈子心系人民群众，曹文生本犯下“大罪”，但毛主席深知这只是一个底层农民的无意之举，便不加以追究，足可见伟人的胸怀之大可装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