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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橘子
编辑|橘子
《——【·前言·】——》
唐朝面临边疆频繁动乱，政府兵力薄弱。
节度使作为军事边防机关出现，最初是临时职务，却因应战、镇压与治理需求，被赋予兵权、财权与政权。它的设立虽是权宜之计，却为日后藩镇割据种下隐患。
边疆火线上的应急官
唐朝刚建立那会儿，皇帝们想得很美：设府兵制，按户籍轮换服役，边疆有事就从中调兵。
这样既能保证国防，又不用养太多常备军，省钱还高效。但现实很快打了皇帝的脸。
唐太宗贞观年间，打高昌、打突厥、打西域，每一仗都要调几十个州的兵，组织极为复杂。
到了唐玄宗时期，边疆压力更大，吐蕃、突厥、契丹、奚人接连闹事，尤其是西北战线，几乎年年打仗。府兵调来调去，反应迟缓，边军流动性大，一仗未打，兵已疲惫，打得更是没精打采。
唐玄宗心一横，干脆设“节度使”这个职务，派得力大臣去边区常驻，直接调兵、布阵、屯粮、安民，一站式打包。
最早设立的几个节度使，如安西节度使、河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都是为了边疆安全服务的。
这些节度使起初只是军事长官，任务明确：打仗、守关、不让敌人越界。可人一旦坐镇地方，有了军权，就不再只是打仗这么简单了。
节度使要解决兵员来源，于是开始自行募兵；要稳定补给，于是参与粮食、税收和贸易；要维持统治，就必须干涉地方事务，甚至兼管民政。
他们的权力已经远超传统刺史。在地方上，这些节度使成了真正的“一把手”，有兵、有粮、有地、有权，堪称“土皇帝”。朝廷则为了效率、边防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认这些节度使拥有行政权、财政权。
从中央角度来看，节度使制度的初衷无可厚非，是对传统府兵制崩溃的应急替代方案。但这个制度一旦运行，所衍生出的结构性问题就不可逆了。边疆变稳定了，地方却逐渐失控了。
节度使不再只是代行皇命的将军，而是军政一体的地方大员，他们的任期也从“差遣性质”演变为“长期驻任”。甚至形成一种“谁镇守、谁说了算”的局面。
久而久之，节度使职务也开始形成世袭或推荐亲信接班的“地方格局”。
唐玄宗时期，天下设有48个节度使辖区，其中不少如河东、范阳、平卢等地，已经是“自给自足、自守自卫、自筹自任”的模式。节度使变成了地方之主，中央变成了“名义上的上级”。
此时的唐朝，已埋下了权力失控的种子，只等一场风暴来点火。
从武将到诸侯的变身
安史之乱彻底撕开了唐朝节度使制度的遮羞布。
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由节度使起家的人物，他们掌握的部队、资源早已足以对抗朝廷。
当安禄山以节度使身份造反时，中央根本没法控制局面。战火烧了八年，唐朝虽然保住了王朝，但节度使制度再也收不回来了。
为了平乱，唐肃宗不得不“就地合法”许多节度使的地位，只要不叛变，封你更大的官、更多的权。
河北三镇就这样被默许为半独立政权，他们的节度使不由朝廷任命，而是由本地军人推举。朝廷只是走个过场，发个诏书装装样子。
从那以后，节度使制度走上了不可逆转的分裂化轨道。他们的权力涵盖三大方面：
第一，军权在握。 节度使有自己的军队，而且是募兵制，兵源由他们自己招募、训练、供养。这些士兵只听命节度使，甚至连家属都受其管辖。中央派去的官员在他们面前毫无权威，节度使就是兵权的源头。
第二，财权自控。 他们掌握地方赋税，有的节度使自设赋役制度，不上缴中央财政。例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每年以“军饷不足”为由，拒绝向中央上交税款，自己却大兴府邸、挥金如土。朝廷根本不敢多说一句，怕逼急了引发兵变。
第三，行政独断。 除了军事，节度使往往兼任观察使、采访使等职位，统管一州或多州政务。地方刺史、县令全由他们提拔任命，奏章直接上达节度使，再由后者转呈朝廷，形式上还装作“层层上报”，实则早已架空制度。
这三项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等于把整个地方的国权都转移到了节度使头上。地方政务完全依赖节度使，皇帝发文没用，不如他们一个口头命令。久而久之，节度使不再是皇权延伸，而是皇权对抗。
唐朝中后期几位皇帝想收权，但都失败了。唐德宗想削藩，结果导致泾原兵变，被迫逃出长安；唐宪宗在裴度、宦官仇士良等人支持下，打败了几位节度使，但没能彻底收回节度使制度，治标不治本。
而这时候的节度使，已经进化成“小诸侯”：他们有家族传承，有世袭倾向，有独立财政，有封闭军事结构，还有一定程度的外交自主性。
唐朝政府，成了一个依赖节度使维持统治、却又无法管控的虚弱中央。
节度使制度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权力结构，从“皇权一统”走向“军阀林立”。
表面上，唐朝依然在，皇帝依然有名号；实则，帝国疆域像玻璃一样脆弱，各地节度使各怀鬼胎，不再认同一个统一国家。
正是这样的演变，让后来的五代十国成为可能，也让“节度使”这三个字，从边疆英勇的守将，变成了亡国前夜的铁血掘墓人。
削藩失败的真实图景
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重回长安，表面风平浪静，实则节度使的野心已难收束。
到了唐德宗时期，地方权力达到顶峰，节度使不再是临时任务型官员，而是守成的地方王者。更严重的是，他们开始世袭，传给儿子、弟子，成了地头蛇。
唐德宗为了重建权威，试图“削藩”。781年，他拒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儿子继位，并将其他几个河北诸镇定为“节制使”，安排京官驻守。
这一招适得其反。河北节度使联合起来，甚至利用边缘力量发动“泾原兵变”，把皇帝吓得逃出长安。这场政治冲突，揭示了两个现实——第一，节度使团体能够以武力改变皇帝意愿；第二，朝廷根本没有足够力量回收地方军权。
同一时期，唐德宗又派宰相刘晏赋予刺史更大权力，希望通过地方行政来对抗节度使。
但结果是刺史成了节度使麾下第二梯队，无论军、政、财，他们也只是节度使的代理人。改革失败是必然的。
唐宪宗为止损，启用裴度、仇士良等人实施“中兴之策”，重整中央机构，将宦官、文官与节度使之间建立拉锯平衡关系，并削权审查浅例。
宪宗一度平定吴元济、李师道、郭子仪身后的世袭势力，让中央稍稍收紧对河北的控制。可这种控制也是有限的：“围魏救赵”模式虽奏效，却伴随着对宦官、文武大臣的纵容，甚至中央财政吃紧，都靠节度使“转运支援”，反掌之间增强依赖。
事实上，无论多少次试探、多少次冲突，皇帝都没能力完全拆除节度使制度。因为谁掌兵权，谁就有发号施令的底气。
士兵效忠的是指挥官，而非天子。节度使能动宕兵粮、裁定赏罚，让士卒认同本地军阀的面子。和皇帝说话？那只是象征仪式。谁敢说，否则北伐、复仇、血洗长安那才是真的。
更糟糕的结果是，节度使们彼此联姻结盟，形成“河北集团”“山东集团”“西北集团”，中央再想打散他们，都得算日子、拿银子、冒风险。
这不是分段整顿，而是让帝国基于制度走向分裂，各自打仗、拉丁筹、拼经济、息兵养士。朝廷最终成为无力干涉的“金匮石室”。
节度使制度毁掉的帝国桎梏
黄巢起义，是唐末最直接的爆发点，也暴露出节度使结构的全面失衡。878年，黄巢大军逼迫长安迁移到成都，这一次，节度使们堪称番外收获者——他们各自守着地盘，不出兵救驾，也不互相支援。
帝国的“腹心”成为了自治王国，朝廷每出诏，一致反映就是“我们不接，不干，管不了。”
顿时，谁有钱谁就定州，谁有粮谁就是将军。节度使们囤粮卖粮、抵抗黄巢，有些还趁乱扩权，修城、设税、自主对外。
原本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制度分化，到黄巢之乱，彻底完成了地方割据的政治形态。
唐僖宗继位后，暴政与灾荒并存，政府财政干涸，不堪重负。节度使接管运输线，掌控盐铁、渡河收费、劳动征调。
他们对朝廷养成了依赖，也强化了对中央的憎恶。焦土政策无法施行，因为节度使们有刀有盾，根本不给你机会。
最后的倒计时开始在朱温身上落实。他原是黄巢旧部，投靠朝廷，最终被朝廷封为宣武节度使，以保障黄巢旧军不再再举义旗。
谁知，这种依赖节度使的逻辑，成了送死契。朱温控制军权四十万，掌握财政、军事、地方监察。他凭借节度使的权位绑架朝廷，替帝王扫清异己，又逐步控制宦官、禁军，将皇帝逼进宫内。
礼节衰败、政令混乱，广场上人呼“朱门即皇朝”，士兵呼“朱公为帝后代”。终于，907年，唐哀帝不得不禅让，朱温建立后梁。
唐朝帝统崩溃，并非战场击溃，而是节度使制度让帝国分崩离析。帝国变体，政权变车，皇帝变摆设，最后仓皇交权。
节度使制度，初衷是为边防加固，但最后却成了帝国终结的绞索。制度在运作时又被制度架空，节度使成了地方王，朝廷成了借兵维稳的借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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