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这照片上的人真是你？”1954年深秋的阜新发电厂办公室里，周会计举着泛黄的相片瞪大了眼睛。正在整理办公桌的毛泽青手指微顿，目光扫过那张与毛主席并肩而立的合影，压低声音道：“年轻时在延安的旧照，烦请替我保密。”
这个埋藏了二十年的秘密，随着转业文件的下达，在抚顺市政公司的档案柜里继续沉默。照片中的年轻人身姿挺拔，谁能想到这位化名“毛万才”的财务科长，竟是毛主席最小的堂弟？
1916年诞生的韶山冲，青石板路上还留着毛家老宅的炊烟。当三哥润之在长沙师范挥斥方遒时，排行第十的泽青刚学会扶着土墙走路。1937年深冬的离别带着刺骨寒意，21岁的毛泽青把半块红薯塞进庞淑宜掌心：“去北方闯荡几年就回。”这个“几年”最终成了12载春秋。他走后第三年，日军的炮弹削平了村口祠堂，庞淑宜背着公婆躲进后山竹林时，怀里还揣着丈夫离家时穿破的布鞋。
延安窑洞的灯火常让毛泽青想起韶山的油灯。抗大课堂上，他握着三哥赠送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歪歪扭扭记下“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西安城里的绸缎庄挂着“万记商行”的匾额，掌柜“毛万才”拨着算盘珠，每月十五准时往延安运送的棉衣里，总夹着几本边区急需的《资本论》。1945年盛夏，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佳木斯军需处，毛泽青把最后一笔军粮账目核对完毕，忽然对着南方泪流满面——这是离家八年来，他第一次允许自己想念韶山的竹林。
1949年的重逢颇具戏剧性。庞淑宜挤在长沙火车站的人群里，望着穿军装的高大身影不敢相认。倒是毛泽青先红了眼眶：“淑宜，现在全中国都是咱们的家了。”庞淑宜摸着丈夫军装上的补丁，忽然想起三年前饿死在逃荒路上的小女儿，颤抖着从包袱里取出那双珍藏的布鞋：“你走时留下的。”
转业到地方后的日子并不轻松。在抚顺市政公司的档案里，“毛万才”的履历清白简单：军需股长、财务科长、党委书记。1956年深冬的暴雪夜，毛泽青裹着旧军大衣清点仓库物资，冻僵的手指几乎握不住钢笔。新来的办事员嘀咕：“您这级别早该配专车了。”他笑着摇头：“我哥说过，当干部要像秤砣，沉到底才能称准斤两。”
庞淑宜的改变更令人动容。曾经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的童养媳，如今能在职工夜校教妇女识字。有次街道干部来家访，见她正给三个孩子讲《矛盾论》，惊得茶碗差点摔碎。她却淡然：“他三哥的书，我们毛家人总要读通的。”这话传到毛泽青耳朵里，这位从不邀功的汉子破天荒买了半斤糖果：“淑宜，你这思想觉悟够当妇女主任了。”
中南海的会面成为全家最珍贵的记忆。毛主席夹起腊肉放进庞淑宜碗里：“湖南的辣子，比东北酸菜够味吧？”庞淑宜紧张得筷子直抖，倒是小女儿抱着玩具汽车喊“谢谢三伯”，引得满堂欢笑。那张珍贵的合影被毛泽青锁进樟木箱，钥匙常年挂在贴身衣袋里——直到1993年李敏姐妹在韶山见到庞淑宜，老人才从箱底取出泛黄的照片：“三哥送的车，孩子们玩坏了七八辆，就这张相片没舍得丢。”
在抚顺的筒子楼里，庞淑宜总爱擦拭丈夫用过的算盘。珠子碰撞的脆响中，恍惚能听见1958年那个暴雨倾盆的清晨——卫生所走廊的时钟指向九点，高烧的女儿蜷缩在长椅上，毛泽青攥着市委的紧急通知，最终把纸条揉成团扔进雨幕：“孩子看病要紧。”后来得知错过与毛主席的最后相见，这个从不叫苦的汉子蹲在煤炉边，把脸埋进生满冻疮的手掌。
2005年清明，庞淑宜的遗物中发现了用油纸包裹的笔记本。褪色的蓝墨水记录着：“1942年西安，盈利357块大洋购药；1953年抚顺，拒收工程队年礼两次；1976年9月，代三哥交最后一笔党费…”最后的空白页粘着半块风干的红薯皮，旁边铅笔字依稀可辨：淑宜，等革命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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