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的某天，北京公安部的部长谢富治正像往常一样翻阅记录，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这竟然是外交部部长陈毅打来的，电话刚刚接通，对方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谢部长，听说浙江出了个飞贼，你知道吗？”
一听对方这话，谢富治立即进行了简略的汇报，不过对方还是交代他尽快组织人手破案。
按理说这个案件怎么看都应该是由公安局全权负责的，怎么作为外交部部长的陈毅竟然会特意打电话询问呢？
原来，当时距离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访华只有短短十几天时间，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举国震惊的案件，如果真的让飞贼在外宾面前闹事，我国的国家形象定会受到极大影响。
陈毅的电话立即让谢富治认识到，这可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盗窃案，更关系到祖国的外交和国家的形象。
究竟是什么样的案件，都能传到陈毅耳中呢？
原来是杭州的紫雪庵遭到了偷窃。当时，浙江省博物馆将从民间征集的文物都存放在紫雪庵，谁也没想到，在这样的佛门重地，竟然也会惨遭敌人毒手。
当文物修复师们大清早看到满地狼藉的工作室时，他们最先注意到的是墙角的铁柜里消失的镂雕夔纹象牙箍金香筒。这个象牙香筒可极其珍贵，光是修复时的草图都画了几千张。
报警后，经验丰富的老刑警立即再次展开调查，排查过后，他感叹一句：“这贼对庵里的宝贝门儿清啊。”
刚让人想不通的是，围墙上唯一的痕迹，就是墙顶的青苔上的一个清晰的手掌印。看起来就像是有人一只手撑着墙头，硬生生把自己“拔”了上去一样。
保卫干部王家伟被询问的时候紧张得直冒冷汗：“我那天迟到是因为自行车链子断了......”
直到痕迹专家在院角的香樟树上发现攀爬痕迹，才洗清他的嫌疑。可当警察们用标尺测量树干到围墙的距离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三米远的距离，普通人连跳都难，那个贼竟然能就这样过去？
就在杭州警方忙着勘察现场的时候，上海城隍庙的某个茶馆里，一个瘦高个正在和文物店的学徒攀谈。
“朱元璋御赐的香筒，见过吗？”他袖口露出半截褪色的蓝布，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一股苏南口音。当伪装成老师傅的侦查员试图拖延时间的时候，他突然站起了身：“我去买盒火柴就来。”
谁知道对方这一去就再没回来。跟踪的警员看着他在弄堂里左拐右拐，明明穿的是黑布鞋，踏在青石板上却几乎没声。
“他跑起来像猫一样，转弯的时候膝盖都不打弯！”参与追捕的老公安后来回忆，那是他第一次见识真正的“轻功”。
苏州很快传来噩耗：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保险柜被撬了！
值班员只看见一道黑影从三楼窗口跃下，落地时竟像片羽毛般轻。更嚣张的是，几天后先锋机械厂就再次失窃，财务室的现金和粮票不翼而飞，现场只留下半枚带泥的脚印，简直和杭州的一模一样。
这样嚣张的态度加上接二连三地犯案，这才传进了陈毅耳中，也因此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接到电话后，谢富治立即派出刑侦高手刘胜西前去调查。临危受命的刘胜西到杭州的时候，只带了个牛皮笔记本。
抵达杭州后，他并没有急着翻看卷宗，而是先去了紫雪庵，他蹲在文物修复师身边与对方闲聊：“这香筒，民间还有人认识吗？”
老师傅用袖口擦了擦老花镜，这才随口回答道：“应该没有，也就道馆里的老道见过。”
随后，他又想起什么似的补充道：“前几年还有茅山道士来问过类似的法器。”
老师傅这句话，一瞬间打开了刘胜西的侦查思路，他连夜调阅了两地的旅馆记录，将目光锁定在了“秦廷舫”3个字上，并且这个人总是在案发的前一天出现在案发地。
刘胜西立即安排人去调查介绍信的来源，他激动地大声说：“茅山横跨句容和金坛，这贼说不定是个道士！”
2月17日凌晨，茅山铁牛观的晨钟还没来得及敲响，就有几十个“香客”分散在山道各处。躲在板车里的刘胜西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扫落叶的瘦高个。
侦查员假装没站稳，撞到了对方的肩膀，嘴里还说着：“道长，求支签。”趁着对方不备，手里的指纹贴纸早就悄悄取得了对方的掌纹。
技术人员对比出匹配结果后，刘胜西立即带人将对方捉拿归案。被抓的时候，他正站在祖师爷的画像前，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烧饼。
这位“飞贼”怎么也想不到，让自己栽跟头的不是从小练习的轻功，而是一句不经意间的闲聊。
审讯室中，秦廷舫的供词简直让办案人员啼笑皆非，这个从小就上山的道士，竟然是为了给相好的寡妇盖楼房，这才动了歪心思。
面对办案人员，秦廷舫双目无神地说：“她要5千彩礼，我上哪去弄这么多钱？”随后，他又像是懊悔一般地说：“其实，第一次偷介绍信的时候，我就知道，迟早都得有这么一天。”
埋藏在土中的香筒被找回的时候，表面还沾着不少泥土。最终，秦廷舫在1966年5月被判处死刑。
2月24日，恩克鲁玛前来中国，但在他来我国的途中，加纳发生了军事政变，他的总统职务也因此被废除。
但我国领导人并没有因此怠慢对方，他抵北京后，周总理将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还特意嘱咐陈毅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外宾的安全。
这场惊动外交部部长的奇案，最终竟然是以这样充满了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不得不说，再高的本事，也不能逃过恢恢法网；再深的执念，也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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