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隋炀帝杨广,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诸多争议的皇帝。自唐代史书将其描绘成一个"淫荒无度"的暴君后,后世文学作品对他的评价大多沿袭了这一观点。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隋炀帝的一生,试图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隋炀帝形象。
那么,隋炀帝真的如史书所记载的那样荒淫无度吗?
以“艳”为美
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曾涌现出数量众多的以“艳史”为题的小说作品，“艳”字早期的含义与“淫”无关，《左传》两言‘美而艳’，此艳进于美之义。人固有美而不丰满者也。”
可见最初“艳”的用法多局限于形容女性的美丽容貌，而后才逐渐被引申至其他领域。明人邾经曾在《青楼集序》中叹：“何历历青楼歌舞之妓，成一代之艳史而传之乎。”。
至明代，“艳”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至描述男女之爱，尤其是违背封建礼教的男女情爱，虽然“艳”字已有些许反道德教化的倾向，但还远不及“淫荡”之意。
齐东野人对“艳”之意涵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与标准，他在小说开篇《凡例》里就点明了自己想展现出的“艳”。“隋炀帝为千古风流天子，其一举一动，无非娱耳悦目，为人艳羡之事，故名其篇曰‘艳史’。
”在内容上，“艳”需为人艳羡，不仅能夺人眼球，还能令读者愉悦。“隋炀帝繁华佳丽之事甚多，然必有幽情雅韵者方采入。”在取材上，只是寻常艳遇之事不足为奇，还需在浓丽情爱中取清雅的情思，雅中得趣。
即使在每个故事上极尽巧思，齐东野人还是认为仅凭文字叙述难以将奇艳之境全然流露。于是他在书页装饰上曲尽其妙，请名笔绘制插图绣像，辅以诗词佳句题写在旁，诗句外设有锦栏，锦栏的样式又与绣像关合，费尽心思让装饰与内容相配，只为“一展卷，而奇情艳态勃勃如生”。
齐东野人所列，皆为他心中的“艳”之标准，以及所要达到该标准的必要条件，但对于“艳”的具体概念并未详细阐发，因此还需借助小说的序跋来进一步理解。
因为“艳”并非是平常人可遇不可求的蜃楼，“故有惊而称艳，喜而称艳，异而称艳，犹有妒而称艳者”，“艳”能带给观赏者或惊、或喜、或异，甚至是嫉妒的不同感受。
由此可见，帝妃真情虽是《艳史》的刻画重点但并非唯一主题，描摹之事美好，情节构思巧妙，文笔卓尔不俗等都是创造《艳史》之“艳”不可或缺的佐料。
不一样的“史补”观
隋炀帝故事发展至晚明已逐渐成熟，以隋炀帝为主角的作品层出不穷，故事内容在官修史书与民间文学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史书记载用宏观叙事手法展现隋炀帝的一生。
齐东野人在创作《隋炀帝艳史》时旁征博引，从史书到小说皆有取材，他择取并改写前人文本的过程，也即“重写”的过程。佛克马定义“重写”为“它与一种技巧有关，这就是复述与变更。
它复述早期的某个传统典型或者主题(或故事)，那都是以前的作家们处理过的题材，只不过其中也暗含着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变更———这是使得新文本之为独立的创作，并区别于‘前文本’或潜文本的保证”，并认为“任何重写都必须在主题上具有创造性”，“重写则能包容重写者的自我，他的环境和他的时代”。
《艳史》虽延续了史传文学的“史补”观，但在取材上只为娱情道奇服务。官修史书对隋炀帝的记载虽全面翔实但单调乏味，诏令、征伐等家国政事也不利于帝妃私人感情的演绎，因此齐东野人首先在内容上对实录进行了大量删减。
虽然齐东野人将《艳史》称“史”的做法延续了中国文人补史之阙、风化劝惩的时代使命感，因此齐东野人虽一再强调《艳史》中的内容“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但在表达上已浮于表面，只是沿用了史官对隋炀帝的批判态度，把隋炀帝的所有恶行动机都简单归结于满足私欲，借此来阐述纵欲害人的道理。
由此可见，齐东野人并无史学家严肃的实录精神与历史批判意识，是以娱情泄郁、夺人眼球为目的来择取史书材料的。
齐东野人几乎完全吸收以上传奇作品的内容，重新组合情节并大幅扩写，作为隋炀帝完整一生的展示。齐东野人称自己所录皆为“奇艳之事”，可见“奇”与“艳”相同，都在《艳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将“奇”字置于“艳”前，也意味着是在前人“奇”文本的基础上，孕育出“艳”之元素的，“奇”与“艳”是共生共存、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原始剧情的演绎方面，齐东野人更加重视细节书写。
齐东野人在挖掘和转化前人小说的过程中，发现了帝妃交往内容的巨大创意潜力。于是他用“艳情”的“新瓶”来装“奇事”的“旧酒”，在前人逸闻奇事的基础上集中展现帝王的奢华靡费之态与尽情纵欲的生活，并新营造出了一个情感与肉欲交织的浮华世界。
他以艳为奇，以奇化艳，奇艳融汇的做法，既保留了唐宋小说家搜奇记逸的创作考量，又满足了明代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风尚，同时也令隋炀帝传奇故事在明代再焕新意。
疯狂的脑洞
《隋炀帝艳史》在叙事结构上与史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俗小说中讲史一派，流品至杂。自宋元以至于清，作者如林。以体例言之，有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为史者；有以一人一家事为主而近于外传别传及家人传者；有以一事为主而近于纪事本末者；亦有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
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是历史演义小说最为常见的体例，但这三种体例并非完美无缺。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但易导致同一事件的重复叙事；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但难兼顾相关事件的完整性；纪事本末体虽能还原事件的原貌，但不易展现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因此讲史小说常常出现三种体例混合使用的情况。
如果用编年体叙述这段剧情容易导致事件被切割得残破不堪，增加读者的阅读障碍，因此《艳史》选择在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五回用纪事本末体的手法一次性完整描述麻叔谋开河的过程。
为使此段情节不显得太过突兀，齐东野人选择用“事事沾艳”的手法衔接前后剧情，既不破坏开河情节的完整性，又丰富了读者的阅读感受。
这种以“艳情”来融汇剧情的做法在《艳史》中随处可见，比如在开河故事之外，几乎每五回就有隋炀帝与女子取乐的情节出现，既符合明清小说逢五一小高潮的创作规律，也使得“艳情”元素始终占据小说的首要位置。
时距的调整也是《艳史》突出主题的常用手段，故事的节奏可以用“加速”或“减速”加以调整，但在《艳史》里仅用四回简单带过，对隋炀帝年轻时征战江南等功业只字不提。
两种时序的交叉使用不仅可以让行文节奏不致单调，也直观反映出作者希望读者聚焦于隋炀帝心机费尽，以及调戏宣华的桥段，因为这两个情节最能满足读者的猎奇猎艳心理。
此外，“停顿”也是《艳史》经常使用的时距之一，由故事时间停滞而让叙事时间流动引发的落差感能够引起读者足够的注意。
齐东野人在《艳史》中常插入诗词来达成停顿效果，在描述景色、人物时尤甚。华丽精美的诗词不仅能突出美丽的环境、建筑及女子的美貌，停止时间的详细描述也能加深读者对于所描述之物的印象，使得原先平板的人与物变得栩栩如生，令读者在天气、景物、女子之美中感受到“艳”的存在。
给读者最刺激的体验
中国的叙事文学深受“诗性文化”的浸润，小说的诗笔优长能化为文本内部的审美价值。在小说中插入诗词韵文的现象，在唐代传奇中初见端倪，至明代章回小说已蔚为大观。
“情”是诗的本原与命脉。继承了以诗抒情传统的文人作家，将这一笔法延续至小说创作中，“著文章之美”的要义，在于“传要妙之情”，而在世情小说中，此“情”常指的是男女间的爱情。
另一方面，诗赋善于铺陈的特性被《艳史》借来用以展现帝王权贵倾城的盛大气势。描绘外物时极尽藻丽之风的写法至迟在汉赋中已广泛使用。汉赋以铺排敷陈为本义，以穷形极貌为能事。
在内容上以“宫馆”“畋猎”“服馔”“声色”为主；在表现效果上“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运用对偶、声律、韵式等文学手法来展现宏大的声势。赋体本是为展现国力强盛而诞生的文体，恰好能被巧妙化用来展现帝王至高的享受。
原本白描后宫美艳与富贵生活的句子，在诗性优长的滋润下，展现出不同于平民之盛大气势，使得帝王生活的快意更具感染力与表现力，从而达到使读者大开眼界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齐东野人在前期展现隋炀帝风光无限时，文辞极富诗化特征，但小说后半段，隋炀帝江山逐渐不保，用赋来增色的手法难以再继续使用。
结语
自唐代史书给其贴上“淫荒无度”的标签，一切暴君之恶行都在后代文学演绎中被叠加在了隋炀帝的身上，以至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隋炀帝几乎都是以昏暴之君的形象出现。
但齐东野人在小说创作时另辟蹊径，在暴君政治题材外，又发掘出帝妃爱情这一新主题的可能性，在添加“艳”这个崭新的元素后，隋炀帝的故事从唐宋正史小说中的片段式记载，化身为拥有崭新生机的“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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