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汝珍，清远人，是1904末代科举榜眼。朱汝珍故居在清远南门街，生于清朝同治九年，家族在清远十分有地位，家族在清远科举，考到功名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职十几人，受封爵号三十几人。朱汝珍家族世代为皇权效力，有官有爵有财有名。朱汝珍的家族是清远的豪门。
朱汝珍祖籍清远八片山，高祖、曾祖分别是恩贡、拔贡，担任教谕，即地方的教育部长。父亲曾为知府，系五品武官，而朱汝珍在辛亥革命以后，没有当过民国的官，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清朝祖业的福荫，因为朱汝珍感激清朝，清朝给了朱汝珍所有的成就及好处，所以，朱汝珍不服侍民国。
这个说法与朱汝珍的想法也许不一样。《道德经》说，能拥有的，必定是不在乎的。朱汝珍不在乎当官，所以一生有官做。朱汝珍没什么野心，只是想成就一个文人的生涯，而那些投靠繁荣发达的行为，在朱汝珍看来，不过是无法坚持操守，难以持之以恒的做法。
所以，朱汝珍选择了留在溥仪的小朝廷，编写史料。历史记载，朱汝珍除了能做史官，还是大清商业法律的修撰者，为人稳健，办事老练，而且家族世代为官，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文人，民国多次邀请他担任官职，他都一一回绝了。
朱汝珍在1919年的《五十自寿诗》写道，“已甘野服老闲深，屡贲征书讶不伦”，翻译过来就是说，已习惯了在野的状态，喜欢身闲无事，但是看到不断有邀请为官的征书，有点生气，这些官职不伦不类，没有兴趣。
朱汝珍如果为民国服务，那就是服侍两个朝代，这样对他那高贵的思想，也许会有所抵触，何况民国根基不稳，一切都在变化中探索，进了民国的船，难以安稳，朱汝珍喜欢平稳全面，反感轻飘，而动荡的民国，如果朱汝珍走了进去，不一定能干好，说不定损了他几十年努力所获得的声望。
朱汝珍不是投机分子，他的举动都是那种稳定的、厚积薄发的，更何况朱汝珍喜好文字工作，他祖上都是和文字打交道的，即使身为武官的朱汝珍父亲，也是一个拿捏文字的高手。
在民国没有那么强的背景，朱汝珍在不确定会成功的情况下，不仕民国。不仕意味着没有长期稳定好俸禄，要自食其力，或者帮人打点事务，这样做所受的苦，与他世代出仕的长辈们的不同。这种困难和结果，只有朱汝珍自己亲自去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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