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杨秀清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5岁丧父，9岁丧母，由伯父杨庆善抚养成人。从小种山烧灰，未曾上学，识字不多。但好交游，广结识，富智谋，在平隘山区颇有“人缘”和影响。
19世纪40年代中期，洪秀全、冯云山到广西宣传拜上帝会教义。
1846年，杨秀清结识了冯云山，参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接受了密谋造反的思想，他积极联络和组织群众，使紫荆山区拜上帝会众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他也就成为这一带拜上帝会的首领。
走向前台，大权独揽
1847年冬，洪秀全、冯云山在桂平带领会众捣毁庙宇，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不满，并以“聚众谋反”的罪名将冯云山扭送县衙。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也返回广东。
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失去领导。
这时，足智多谋的杨秀清挺身而出，并开始以“神灵附体”的方式，伪称天父下凡嘱托传言，从而巩固了拜上帝会，并使会众激增到万余人。
从此，杨秀清在拜上帝会内部，取得了代上帝传言的特殊地位。
不久，冯云山获释，洪秀全返回广西，拜上帝会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6人组成的领导核心。
他们在广西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清起义的鼓舞下，也积极准备发动起义。
1850年夏，洪秀全下达“团营”命令，通知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金田村集中。金田村的韦昌辉家成了起义的大本营。
12月，自平南前来会合的拜上帝会众受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阻拦，杨秀清自金田派人救援，在思旺毙敌50余人，取得了首次作战的胜利。
1851年1月11日，杨秀清和洪秀全等，组织发动了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同年3月，洪秀全称天王，杨秀清功封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
12月，晋爵东王，称“九千岁”，其他诸王皆受其“节制”。
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杨秀清受命主持朝政，从此他“众权独揽”，“一切专擅”，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实际最高负责人。
史载，彼时庞大的东王府，成了太平天国真正的最高决策机关，所有的事物均在那里集议，然后再启奏天王，而天王无不照例批准。
1856年8月，因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并“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天王与东王之间的权力之争，日趋激化。
不仅如此，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理政期间飞扬跋扈，盛气凌人，以致于诸王亦“积怨甚多。”北王韦昌辉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
韦昌辉也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848年加入拜上帝会，不久成为中坚，与洪秀全，冯云山结为兄弟，称天父第五子。
金田起义后，韦昌辉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封北王称“六千岁”。天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韦昌辉的地位仅次于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但他对大权在握的杨秀清，素怀不满。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洪秀全，杨秀清和韦昌辉这“三角关系”的权力斗争中，盖由“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诏”之事件引发。
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权力斗争，公开化于1856年的“天京之变”。
考察1856年上半年的军事形势，对太平天国甚为有利：3月，太平军攻克吉安，抚州。
4月，陈玉成率兵援救镇江，与守军内外夹击，大破清军，镇江解围。同月，太平军由镇江渡江，直指扬州，清“江北大营”望风而逃，太平军再克扬州。
6月，太平军击溃清“江南大营”，向荣部败退丹阳，天京解围。
然而就在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呈白热化之势。
1856年9月1日夜，北王韦昌辉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诏后，亲率3000部众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
翌日凌晨，韦部突袭东王府，将东王杨秀清极其家属全部杀戮，随后血洗京城。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天京之变”中，数万太平军将士倒在血泊之中。
至于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权力斗争之渊源，则应追溯于数年前的“天父下凡”事件。
1848年1月，拜上帝会的重要领导人冯云山，被团练逮捕入桂平县狱。
正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迅，急往广州筹策营救。身处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顿时陷入群龙无首之困境。
同年4月，杨秀清利用浔州一带流行的“降童”迷信，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以安众心。待洪秀全从广州回到紫荆山区，不得已确认了杨秀清拥有“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的权力。
也许，在洪秀全看来，杨秀清当时假托“天父下凡”，是一种聚合人心，振作士气而对清斗争的手段。因为，在1848年10月，萧朝贵也曾假托“天兄耶酥下凡”
同样，在是年的冬天，洪秀全本人也曾假托“上帝下凡”痛斥过孔子。
此外，早在1837年的4月，洪秀全参加广州科举考试，得病回家。
卧病四十余天，病中连呼“斩妖”。事后，他声称：曾升天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他下凡救世，诛灭妖魔（指满清政权）。就是说，在1851年底以前，无论是杨秀清的假托“天父下凡”，还是萧朝贵的假托“天兄耶酥下凡”，乃至于洪秀全的假托“上帝下凡”，都是为反清政治目的服务的。
然而，到了1851年底，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是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发布了《封五王诏书》。其诏书云：“……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至此，东王杨秀清已是太平天国的第二号人物。
南王、西王升天，杨秀清独揽大权
1852年5月，太平军北向攻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受伤，6月因伤重牺牲。同年10月，太平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牺牲。
此时，五王已去二王，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地位扶摇直上，大有压倒天王洪秀全之势。洪秀全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为了太平天国的事业（实质是为了他个人的最高权力），他惟有暂且“忍辱负重”而求时变。
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同年三，四月间，清钦差大臣向荣与琦善，分别在天京城东孝陵卫，扬州城外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
5月，洪秀全派林凤祥，李开芳率兵北伐，目的是进攻北京。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兵西征，目的是夺取天京上游安庆，九江，武昌三据点。
就在太平天国的事业达到高潮之时，同年12月，发生了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权责洪秀全事件。如果说在此之前发生的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是为了安定众心，共同对清斗争的话，那么，此时则无疑是他对洪秀全最高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
于是，当至高无上的“上帝”降临人间之时，杨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无论是作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还是太平天国任何其他领导人，都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恭听圣旨。无庸置疑，此时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已是未雨绸缪。
对杨秀清而言，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其个人权威思想日益膨胀。所以，当他运用“天父下凡”来处理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矛盾和事务时，这种方式显然就成了他追求个人权力，地位的工具。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历史可知，权力崇拜欲，可谓渊源流长，根深蒂固。因为，谁占有权力资源，便“富”且“贵”焉。
从历史文化的背景看，传统的中国文化乃是农业社会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及宗法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乃是政教合一之政体。宗教上，洪秀全是教主；政治上，他则是国君，称“万岁”。
因此，身居东王高位，称“九千岁”的杨秀清，在政治上与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权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杨秀清却是天父的代言人，这就使得杨秀清俨然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权威。
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这二元化之奇特现象，显然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截然对立。
在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特点看，太平天国主要由广大的农民阶层构成。由于农民阶层中的自私、保守、狭隘心理，目光短浅等特点，要把这些千万个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助于神的号召和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如据《天平日记》载，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赐他一柄宝剑和一方玉玺，作为他“斩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给他朗诵了一些诗，这是他“奉天诛妖”的凭据。再则，洪秀全在1861年3月颁布的《改国号诏》中要求，“普天一家尽归”天王一人领导，并称之为“万古之纲常”。
同样，尽管洪秀全在其《原道觉世训》开篇伊始就宣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国初期所倡导的“平等”观念，乃是根源于落后的，孤立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事实上，它已逐渐被封建的等级专制观念取代。
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终还是按上下尊卑来排列。而这种排列，均是以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因此，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宗教上的父子关系，使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关系，不仅变得十分微妙，而且对洪，杨二人争夺太平天国最高领导权的影响，至为重要。
因而，杨秀清拥有假托“天父下凡”的权力，必然会加剧洪、杨二人之间的矛盾。为解脱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图通过韦昌辉来抑制杨秀清的骄横，才有出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国之主”，“君权神受”之最高权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诏”形式令韦昌辉诛杀杨秀清而酿成“天京之变”血案，乃是顺理成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