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春,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案头放着一份墨迹未干的报告,标题赫然写着《关于紧急增储黄金的建议》。窗外传来“打倒美帝”的游行口号,而报告却主张用外汇购买西方黄金——这在当时不啻“政治冒险”。
总理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崩溃”的预言上,最终提笔批下“立即执行”。
三年后,当美元与黄金脱钩引发全球震荡,中国反手抛售的黄金竟换来30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当年全国出口总额的1.5倍。
困局:被封锁的经济血脉
1969年的中国正面临空前经济压力。中苏关系破裂导致对苏贸易额骤降77%,西方封锁使外汇储备长期徘徊在2亿美元边缘。更严峻的是三线建设与国防科研的巨额支出:一架歼-7战斗机需200万美元,大庆油田全年创汇仅1.3亿美元。时任外贸部部长白相国在工作会议上坦言:“买套化肥设备要动用全年外汇额度。”
此刻的李强已从驻苏商务参赞调任外贸部领导。这位土木工程出身的“跨界专家”在日记中写道:“苏联断供精密机床后,东德报价高出三倍。”他在莫斯科工作时就发现:1968年全球黄金储备增长17%,而美元超发已使每盎司35美元的官价形同虚设。
奇人:从炸药专家到金融谋士
提出黄金战略的李强堪称传奇。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地下党急需自制武器。时年22岁的圣约翰大学土木系学生曾培洪(后改名李强)临危受命,在《科学》杂志找到炸药配方,用石碳酸、甘油熬出黄色炸药——中共首款自制炸药就此诞生。1931年他更研制出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被周恩来赞为“土专家胜过洋博士”。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军工天才”转型外交。1952年赴苏谈判156个工业项目时,他独创“技术换贸易”模式:用江西钨砂换乌拉尔机床。苏联代表惊讶道:“您不像外交官,倒像工程师!”正是这种跨界思维,让他在1969年看穿黄金的机遇。
惊雷:颠覆认知的黄金报告
1969年3月,李强向国务院递交的报告引发震动。核心论点直指要害:“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体系必崩,建议动用外汇储备的80%购入黄金。”有参会者当场质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我们何干?”更有人翻出李强履历:“一个造炸药的外行懂什么金融?”
关键时刻周恩来展现出战略眼光。他调阅了1968年国际清算银行报告:当年各国央行净购黄金达1400吨。在次日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理举着李强报告说:“专业可以学习,但这份洞察力难得。苏联专家当年也说我们造不出原子弹!”
最终决策极具魄力:1969至1971年,中国通过瑞士银行秘密购入400吨黄金,均价每盎司37.5美元。外贸部特别成立“黄金小组”,所有交易用暗语“黄鱼”沟通。
风暴:预言成真的金融海啸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伦敦金价当日暴涨至42美元,次年突破100美元。李强在办公室接到急电时,只说了三个字:“可抛售。”
1972至1973年,中国分批卖出黄金获利30亿美元。这笔巨资的用途体现战略智慧:
- 28亿美元进口13套化肥设备,使1975年粮食产量突破2.8亿吨
- 1.2亿美元引进武钢一米七轧机,奠定汽车钢板国产化基础
- 0.8亿美元购入民航客机,开通首批国际航线
最戏剧性的是1973年某次交易:当国际投机商疯狂炒高金价时,中方一次抛出50吨黄金,引发市场恐慌性抛售。参与操盘的交易员回忆:“瑞士银行经理打电话手都在抖,问我们是否发现了他们不知道的危机。”
余响:工程师的未竟之志
1996年李强逝世时,枕边放着三件物品:1931年自制电台的电路图、1978年颁发的“两弹一星”奖章,以及瑞士信贷银行的金质纪念章。晚年他接受采访时坦言:“有人说我是经济天才,其实只是相信科学规律。就像造炸药要按化学公式,金融也要遵循价值规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4.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仍有600吨黄金。
当记者问及1969年决策,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引用李强的话:“黄金永远是乱世的定海神针。”此刻距那场惊心动魄的黄金豪赌,已过去近半个世纪。
【参考资料】
《李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78)》,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布雷顿森林体系兴衰史》,[美]本·斯泰尔著
《新中国外汇储备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
《李强同志访谈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