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八路军主力旅长，上任不久就出了问题，建国后仍被评为上将

1937年八路军建立时，编制内只有6个正规旅，首任旅长自然都是军内响当当的人物。358旅和359旅隶属于120师，该师主要源自红军时期的二方面军，也就是贺老总领导的队伍。

一般来说，红军改编八路军，出于山头因素，各部基本上还是沿用之前的领导机构和高级干部。比如115师的师长、副师长和旅长们，都是来自老中央红军及红25军。但120师非常独特：358旅名义上的首任旅长卢冬生因故没到岗，改由中央红军的张宗逊就职；而359旅刚一建立，组织上便安排老中央红军干部陈伯钧当旅长。

换句话说，120师两个旅最早的军事主官，实际上都来自老中央红军。卢冬生在那段时间被批评有“军阀习气”，送进抗大学习了，后来又去苏联进修，他是一天旅长都没当成；而359旅旅长陈伯钧，情况更特别：他上任后不久，还没怎么打仗便被送进党校学习，旅长换人。两人似乎殊途同归。这究竟是怎么了？

真要没什么事的话，前线统兵将领肯定不会被送去党校。陈伯钧当359旅旅长时间不长，却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教员最终决定换掉这位嫡系爱将。

陈伯钧的早期履历十分辉煌。他参加过教员领导的秋收起义，当时的职务是排长，红四军在井冈山建立后，陈伯钧升任连长。陈伯钧是教员非常信赖的干将，在中央红军里职务最高时，当过红十五军军长，职级相当厉害了。

由于1932年教员受到过错误路线冲击，一度失去指挥权，他带出的将领也受较大影响。但陈伯钧认定教员的正确思想，立场非常坚定，宁可被撤职也要拥护首长，这彻底确立了他在教员心中的位置。陈伯钧在长征后期担任过红六军团长，也正因为这段经历，使他带有一些二方面军的“成分”，抗战初期才被任命为首任359旅旅长。

其实相比起副旅长王震，陈伯钧对该部的控制力不太强。王震作为老牌的红六军团政委，跟萧克是多年搭档。陈伯钧在长征两个方面军混编时，属于左路军干部，后来被裹挟着跟四方面军大部队一起南下。期间个性强硬的陈伯钧，跟张某人对着干，遭到撤职打压。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他才被调到了二方面军的红六军团任职，在这支队伍里的根基很浅。

所以对他来说，359旅没那么好带。偏偏抗战爆发之后，陈伯钧又出了几次状况，引起中央首长的不满。有一次到延安开会时，陈伯钧不知怎么想的，竟然把印有“国民革命军少将旅长”的名片，递给了大首长。这是很犯忌讳的，当年广大红军官兵，改编八路军时普遍有抵触情绪。我们为了照顾抗日大局才加入国军建制，陈伯钧却大大咧咧，似乎对自己的国军职衔很满意，还给教员递去名片，当时就引起首长的不悦。

这件事当时在总部人尽皆知。而在1937年10月，陈伯钧的急脾气犯了，又干出一件真正影响恶劣的事情。北方天气转冷，陈伯钧安排旅部后勤部门筹措军服，并让一名会计到八路军总部领军费。会计见院子里正好有辆汽车，为确保款项安全，便提出搭总部的顺风车过去，结果车上的司机说什么都不肯。

一番争吵后，惹出了旅长陈伯钧，他问明白缘由后，上去直接给了驾驶员一记耳光，说对方“缺乏革命同志互帮互助的精神”。其实司机拒载见仁见智，毕竟这是军委直属摩托学校的车，司机本人也不隶属于359旅，有自己的工作任务，只不过把车停在旅部的院子里而已。

这一巴掌，代价太大了。要知道358旅首任旅长卢冬生之所以不能到岗，跟总部严抓“官僚主义”直接相关。陈伯钧这下倒好，直接送上门来了。很快他就接到通知，被叫到总部接受批评。教员决定给陈伯钧改掉缺点，也是为了扭转120师里的一些风气，便让陈伯钧回抗大接受思想教育，副旅长王震代理他的职务。第二年年初，王震同志正式继任359旅旅长。

教员一向任人唯贤。他再器重的将领，也不允许搞特殊，有缺点必须改掉，这点很令人感慨。陈伯钧能打仗，但也是位个性将军，很多时候率性而为，这次终于吃了亏。此后他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心态逐渐变得平和沉稳，在1943年复出担任358旅副旅长，辅佐张宗逊。虽然比抗战初期降了半级，但对于一名志在战场的将领而言，已经是万幸了。

解放战争中，陈伯钧长期在四野体系工作，虽然带兵战绩跟邓华、韩先楚、李天佑等人相比，似乎不那么耀眼，但也出任过12兵团的副司令员、45军军长等要职，军事生涯明显回暖了。建国后，陈伯钧获得了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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