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才懂，潘巧云和裴如海相会多次，杨雄为何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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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杨雄在《水浒传》中是个悲剧人物。

他的悲剧并非出自刀剑的锋利，而是源于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他无法承受妻子潘巧云的背叛，却又无法揭露这个秘密。

在《水浒传》中，人物的悲剧总是复杂交织，杨雄的选择更是层层叠加，他为什么选择装糊涂？

杨雄的生理缺陷与婚姻困境

杨雄无法与潘巧云的婚姻产生真正的亲密关系。

他被外界称为“病关索”，这一名字的背后，并非仅仅因为身体虚弱。

原著中的细节描写，尤其是他的“稀疏胡须”和“面色发黄”暗示了他的身体已经发生了难以恢复的衰退。

这些生理上的缺陷，让他和潘巧云的婚姻成了空壳。

潘巧云，曾是王押司的妻子，继承了富裕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她美丽且有风采，按理说，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和她匹配的丈夫。

杨雄由于生理上的缺陷，无法让潘巧云从婚姻中获得满足，而潘巧云的欲望与需求又未能得到杨雄的回应，这使得她最终在外面寻求慰藉。

杨雄心里清楚，自己在潘巧云眼中已经无能为力。

作为家中的男性，他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自尊心。

即便身体上无法表现出强大的男性特质，他依然是家庭中的支柱，仍然有社会地位和面子要维持。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男人的权威建立在外界的认同和妻子的尊敬之上。

而潘巧云的背叛，恰恰打破了这种权威，可能导致杨雄失去所有的社会地位和自尊。

面对这种尴尬，他选择了装作“糊涂”，用“忙于工作”作为借口，回避了婚姻中的矛盾。

杨雄不敢直面问题，因为直面问题就意味着他必须失去所有。

他选择沉默，选择回避，选择让潘巧云在外面继续她的生活，而自己则自我封闭。

他以这种方式，保住了婚姻的表面平和，同时也保持了自己在社会中的面子。

杨雄的现实利益考量

杨雄虽然处于困境中，但他不仅仅是被迫忍受婚姻中的失败，他的选择，背后藏着深深的利益权衡。

杨雄是一个上门女婿，家产完全属于潘家。

作为一个外来的丈夫，他不仅没有自己的家业，甚至连一丁点的经济来源都依赖于潘巧云的父亲，潘公的支持。

潘公是当地有名的富裕屠户，他为杨雄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

如果杨雄揭露潘巧云的私情，离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那个时代，离婚意味着失去经济支持，意味着社会上的非议，意味着杨雄会陷入社会的边缘。

在《水浒传》所描绘的那个封建社会，夫妻之间的不和谐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关乎社会的秩序和家族的名誉。

杨雄选择隐忍，正是为了保住这份安稳的生活。

杨雄虽然无力阻止潘巧云与裴如海的关系，但他也清楚，一旦揭开这层纸，他的未来将变得一片黑暗。

他宁愿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这一切继续下去。

他不再去纠缠潘巧云的背叛，也不想让石秀、裴如海等人参与进来，因为他知道一旦事态复杂化，他就会失去所有。

他宁愿做一个“糊涂人”，过着平凡、庸碌但安稳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背后有着痛苦和无奈。

杨雄的沉默，不仅仅是忍耐，更是一种“智慧”，在那个无法回头的时代，选择隐忍，选择装糊涂，实际上是自我保护的唯一办法。

石秀的操控与杨雄的被动

杨雄的选择，并不仅仅受到潘巧云和自己的婚姻困境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人物，石秀的介入。

石秀不仅是个草莽英雄，他的存在对杨雄来说，更像是一颗定时炸弹。

石秀并非单纯为了正义而行事，他有着自己复杂的动机。

对他来说，潘巧云和裴如海的私情不过是一个牵动杨雄的导火线，他利用这一点，迫使杨雄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在潘巧云与裴如海的私情被揭发后，石秀显然并没有表现出一种道义上的愤怒。

相反，他迅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他知道杨雄是个软弱且无法反抗的对象，于是借机推动杨雄上梁山。

石秀的策略非常明确：通过杨雄的弱点，将他推入更深的泥潭，然后逼迫他走向梁山。

他杀了裴如海，并且策划了一场局，目的明确，迫使杨雄也对潘巧云下手。

石秀深知杨雄的心软和犹豫，他利用这一点，巧妙地操控杨雄的行动。

当杨雄选择隐忍时，石秀没有直接与他对抗，而是巧妙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使得杨雄不得不在内心的道德挣扎中做出选择。

石秀甚至向杨雄提出了“斩草除根”的说法，暗示如果不杀了潘巧云，事情会愈加复杂。

而杨雄，面对石秀的威胁和控制，选择了妥协，最终走上了无法回头的道路。

杨雄的痛苦不仅仅是因为婚姻的破裂，而是在石秀不断施压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他曾尝试过多次息事宁人，甚至在醉酒后对潘巧云发火，但每一次，都被石秀推向了更深的泥潭。

潘巧云反过来诬陷石秀“非礼”，石秀则借此扩大事态，逼得杨雄无路可退。

在翠屏山的事件中，杨雄被逼到绝境，最终不得不做出杀人灭口的选择，来保全自己的一切。

这一切的背后，是石秀巧妙的操控和杨雄的无奈。

杨雄早已意识到，这一切的冲突不是单纯的家庭问题，而是石秀有意利用了他的弱点，使得他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

杨雄陷入了石秀设下的困局，虽然他知道这一切是别有用心的，但他也只能选择顺从，因为反抗意味着更深的无尽痛苦。

社会背景与性别观念的束缚

杨雄的选择，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因素。

封建社会中的性别观念，以及对女性角色的固有期待，极大地影响了杨雄的行为。

在那个时代，男性的权威往往建立在对女性的控制和支配上，女性的欲望和情感需求常常被忽视或者贬低为“不正当”。

潘巧云的背叛，不仅是夫妻间的问题，更是整个男权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缩影。

潘巧云的外遇，显然是对杨雄男人身份的挑战。

在那个社会，女性若有了私情，无论她是否出于自愿，都会被视为“失德”的对象。

施耐庵通过杨雄的“装糊涂”揭示了这一点，杨雄并非真的不知道，而是他明知问题的严重性，却选择了忽视。

这背后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挣扎，更是社会文化对男性责任和男性面子的巨大压迫。

在那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男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名誉至关重要，任何公开的丑闻都可能摧毁一个男人的形象。

杨雄的装糊涂，恰恰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和面子，避免家庭的瓦解。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潘巧云的欲望被社会视作不被允许的禁忌。

她作为一位再婚女性，似乎应当以安稳的家庭生活为己任，但她的欲望并没有得到满足。

杨雄的无能，潘巧云的背叛，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对女性欲望的压抑与矛盾。

而裴如海的出现，恰恰满足了潘巧云对“潘驴邓小闲”的渴望，即外貌英俊、能力强、财富充裕、耐性十足、且有闲暇时间的男人。

杨雄却无法做到这些，他是一个“病关索”，一个生活在权力与欲望阴影下的男人，他的存在，也成了封建社会中的悲剧象征。

杨雄无法满足妻子的生理需求，也无法控制妻子对爱情的渴求。

在封建的性别角色中，男性的权威和社会地位建立在对女性的控制上，而潘巧云的出轨则暴露了这种结构的脆弱性。

通过这一层层的性别压迫，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讽刺了社会对女性欲望的压制，也展现了男性角色如何在这种压制下，选择维护自我形象和面子，而放弃了婚姻中的真正平等与信任。

杨雄的装糊涂，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文化和性别结构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