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偶像：明朝“马屁阁老”，把明朝从困境带入富强的是谁？

张璁之谜：超越刻板印象的首辅探寻

（一）误认张居正之因由

在对明朝首辅的认知考量中，因诸多相似特征而极易将张璁误认作张居正。张居正于万历年间权倾朝野，大力推行改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知名度颇高。文中所描述的首辅形象，如与皇帝关系密切、在内阁辅政且有重大举措等，与张居正的事迹存在重叠之处。

张璁同样在嘉靖朝有着重要地位且推行新政，然而其名声远不及张居正响亮，致使大众在初步判断时往往陷入思维定式，率先联想到更为熟知的张居正，而忽略了嘉靖初年的关键人物张璁。

（二）传统印象的片面解读

在以往如《明朝那些事》这类大众熟知的历史叙述里，张璁被赋予了诸多负面标签，像 “钻营投机、偏执、自私、多疑” 等。此类刻板印象的形成，多源于对其在 “大礼议” 事件中的片面解读以及历史记载的偏向性。人们往往仅凭这些既定标签去评判张璁，而未深入探究其在整个嘉靖朝政治格局中的全面作为，这无疑遮蔽了他可能具备的正面形象与积极贡献，使得其真实的历史地位长期被低估与误解。

历史地位考量：多重视角下的张璁评价

（一）官方谥号的平等地位

从大明官方的盖棺定论来看，张璁与张居正的谥号均为 “文忠”。在明朝的谥号体系里，“文忠” 是位列第四的美谥，仅次于 “文正”“文贞”“文臣”。这一相同的谥号表明，在当时朝臣的评价体系中，二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近的水平高度。它象征着朝廷对他们政治功绩与品德操守的一种认可与肯定，意味着张璁在嘉靖朝的作为并非如传统认知那般不堪，而是有着足以与张居正相提并论的重要价值与地位。

（二）民间与同僚的多元评价

在民间，张璁亦有一定的声誉。明代著名评论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将张璁与张居正并列，称 “嘉靖初之张永嘉，荆上初之张江陵，皆绝世异彩”，其中 “张永嘉” 即张璁，“张江陵” 为张居正，以籍贯指代二人，彰显其独特地位。

同时，与张璁同时代的同僚也给予了他较为正面的评价。礼部尚书霍韬评价他 “无一念不忠朝廷，无一事不为国无离思加身”，就连曾多次弹劾他的王阳明弟子魏良弼在怀念往昔对手时，也不得不承认其大体为贤臣。

而嘉靖年间文坛领袖王世贞，虽对严嵩、严世蕃、张居正都言辞犀利，却对张璁表达了强烈的追思。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评价，充分展现了张璁在当时社会各界眼中的多元形象，既有政治上的忠诚与作为，又有个人品德与才能方面值得肯定之处，进一步印证了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政治变革举措：嘉靖新政的全方位布局

（一）一条鞭法与考成法的先驱实践

张璁在嘉靖朝的政治作为极具开创性。在嘉靖十年，他便推出了 “一条鞭法” 的试点，彼时虽名为 “编一条鞭”，但已具备了张居正后来大规模推行的 “一条鞭法” 的雏形。这一举措旨在改革赋役制度，简化征收流程，减轻百姓负担，对明代的财政税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潜在影响。

此外，考成法的理论基础与蓝本也源自张璁在嘉靖六年九月的上书。考成法着重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监督，通过明确责任、规定期限、严格奖惩等措施，有效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与管理效能，为整顿官场风气、推动政策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多领域的深度改革举措

其一，张璁对监察体系都察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严禁外官与都察院相关人员结交，有力地整肃了当时监察御史群体中纲纪不振、风气懒散、时常称病不出的不良现象，使得监察机构能够更加公正、有效地履行职责，发挥其监督与制衡的重要作用。

其二，针对明代中期官僚体系过度膨胀的问题，张璁果断采取行动。他淘汰了锦衣卫、齐孝等一级人员 3580 余名，革除其他荣官荣兵 4 万余人，并成功劝说嘉靖罢除自朱棣时期就已存在且逐渐变质的地方镇守太监体系。这一系列举措不仅精简了冗余的官僚机构，减轻了财政负担，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宦官干政的风险，优化了政治生态环境。

其三，重新规划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的职能。他将审判权从东厂、锦衣卫体系中剥离出来，归还给三法司，使司法流程更加规范合理。东厂、锦衣卫主要负责案件的侦查与抓捕，而三法司则专注于审判定罪，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与滥用，维护了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其四，清查黄庄。清查皇室藩王勋贵以及太监中官所占有的土地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嘉靖此前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而张璁在嘉靖九年展现出非凡的魄力，仅在京畿一带就查勘勋贵田庄 528 处，清理土地 57400 余顷，并将其归还给普通百姓。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问题，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

其五，调整科举选官制度。在明代多数时期，进士在仕途上占据优势地位，举人、秀才往往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作。张璁打破常规，扩大了选官范围，只要符合其考核标准，举人、监生、秀才也能获得一定的晋升机会。这一变革间接催生了海瑞等名臣，为明代官场注入了新鲜血液，选拔出了更多实干型人才，丰富了官员队伍的结构与素质。

身后之名落差：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一）出身与上位速度的影响

张璁身后之名远不及张居正响亮，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其出身与上位速度。与张居正年少成名，十来岁中举、二十多岁中进士且名列前茅不同，张璁虽二十多岁通过乡试，但进京会试历经七次落榜，直至正德十六年才以 47 岁高龄登科，且名次仅为二甲 78 名。

按照大明官场惯例，这样的科举成绩难以入阁。然而，张璁因在 “大礼议” 事件中的出色表现，自中进士起仅六年便入阁，八年后升为首辅。这种火箭式的上位速度引起了众多苦熬多年同僚的不满与嫉妒，他们对张璁的轻视与抵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声誉的传播与后世的评价，使得其政治功绩被忽视，负面形象被放大。

（二）清朝修史的偏见导向

清朝修撰《明史》时，主要编撰者之一万斯同对张璁颇为反感，在编写过程中多选取其黑料进行摘录。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自身要求与对他人评价的双重标准也对张璁产生了不利影响。他对张璁凭借特殊机遇快速上位的经历嗤之以鼻，却无视身边和珅类似甚至更甚的情况。

这种偏见在官方史书的编纂中得以体现，进一步误导了后世对张璁的认知，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被边缘化，光芒被张居正等更为 “正统” 的人物所掩盖，导致其真实的历史贡献与地位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与深入的研究。

文章来源：玄九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