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启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较早对列强侵略进行理论思考与阐释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有形—无形瓜分”论，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方式、手段进行深入剖析，得出“无形”更惨于“有形”的结论，触及到列强殖民扩张的本质特征。之后，随着欧美日本政学界“帝国主义”论的盛行，梁启超不仅将之输入国内，而且对其进行理论阐释。与西方“帝国主义”论旨在为列强殖民侵略辩护不同，梁启超的“帝国主义”论则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上，在借鉴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论相关概念的同时，摒弃其中正义化甚至美化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内容，充分警惕并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尤其强调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与其“有形—无形瓜分”论有着内在的思想延续性。梁启超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大势及其手段、特征的认知与中国应对之道的阐发，构成了此期中国知识界分析国际局势与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话语，在当时舆论界产生深远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的对外扩张进入新的阶段，欧美政学界对此迅速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帝国主义论。随后，此一理论不胫而走，向全球蔓延。诚如时人所言：“盛矣哉！所谓帝国主义之流行也，势如燎原，不可向迩。世界万邦，皆折服于其膝下，赞美之，崇拜之，而奉持之。”帝国主义论之所以受到了欧美日本知识界、政治家的崇尚，关键在于它为列强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欧美各国而言，帝国主义不只是理论，更是实践。
而此时的中国，恰是列强侵略的最大目标地，列强的扩张意味着中国的亡国灭种。甲午战后不久，先进的中国人即已感受到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因此，面对列强的侵略扩张，中国知识界自然有不同于欧美知识界的感受，他们既看到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的疯狂，又切身感受到各国“瓜分”中国的危迫，故而其理论思考也与欧美各国的帝国主义论全然不同。以往学界比较关注欧美特别是日本的帝国主义论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应对列强侵略的理论思考早在欧美帝国主义论输入之前即已开始，梁启超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较早思考此一问题的思想家，他的“有形—无形瓜分”论就是此一思考的最初结果。欧美帝国主义论输入中国之后，由于立场不同、问题意识不同，中国知识人关于帝国主义及其理论的认知也与欧美日本有较大的差距，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故本文拟以梁启超为中心，从较长时段出发，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所做的理论探索，重点关注他们最初提出的“瓜分”论与后来“帝国主义”论之间的思想关联，从而揭示中国知识界相关思考的内在连续性和独特性。
一、从“有形之瓜分”到“无形之瓜分”
“瓜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将“瓜分”与中国联系起来，则是甲午以后的事了。甲午之前，尽管中国的主权已开始被列强侵夺，但此时的国人尚不认为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甲午一战，泱泱大国竟败给蕞尔岛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清朝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国人的危机意识骤然从此前的积贫积弱转变为生死存亡，扶危之方也由之前的求富求强转变为救亡图存。缘是，中国有识之士奔走呼号，上到开明督抚下到地方精英都以变法为职志，维新风气为之一开。在看到“草茅之间、风气大开”、各省封疆“攘臂苦口，思雪国耻者，所在皆有”的局面后，梁启超一度态度乐观，曾不无自信地表示：“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然而，缓不济急，梁启超的话音刚落，德国便强行占领胶州湾。这一无端掠夺中国领土与主权的行径给中国朝野带来极大刺激，梁启超等有识之士据此认定：“瓜分之事已见，为奴之局已成。”他甚至与谭嗣同等人聚集湖南，开始筹备“亡后之计”。
梁启超（1873—1929）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在胶州湾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公开其变法“自立”、以备“亡后之事”的主张，称：“数年之后，吾十八省为中原血，为俎上肉，宁有一幸？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天下之事变既已若此矣，决裂糜烂，众所共睹，及今不图，数年之后，所守之土，不为台湾之献，即为胶州之夺……脱有不幸，使乘舆播迁，而六飞有驻足之地，大统沦陷，而种类有倚恃之所。”如果说甲午战败后，梁启超等人呼吁变法尚是为了救亡图存的话，那么此时，他所讨论的已经是“亡后”之图了，这显然是胶州湾事件刺激下梁启超对中国前途的最新判断。
在相近的时间里，谭嗣同也上书陈宝箴，阐述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与应对之道：“夫以各国之挺剑而起，争先恐后，俄、法、德暗有合纵之约，明为瓜华之举……今已西正月矣，在西二月分割之期，直不瞬息耳，危更逾于累棋，势将不及旋踵。”从“西二月分割之期”一语可见，当时已有二月分割之说在流传；“今已正月”，距离“瓜分”之期仅一月之隔，因此谭嗣同提出兴“民权”的主张，同样是作为“亡后之事”。他说：“练兵固所以救亡，而非能决其不亡也明矣。于不能决其不亡之中，而作一亡后之想，则一面练兵以救亡，仍当一面筹办亡后之事……语曰：善败者不乱。嗣同请赓之曰：善亡者亦不乱。善亡之策有二：曰国会，曰公司……言兴民权于此时，非第养生之类也，是乃送死之类也。”无论是国会、公司，还是民权、议院，在谭嗣同这里，统统都是“善亡之策”，这同样是在胶州湾事件刺激下产生的。
1898年3月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
其实，不只是谭、梁准备“亡后之事”，身为巡抚的陈宝箴也不无共识。据梁启超所言，胶州湾事件发生一月后，陈三立突然约梁启超等人“集于堂中，坐次述世丈（陈宝箴——引者注）之言，谓时局危促，至于今日，欲与诸君子商一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彼时同座诸公，咸为动容”。陈宝箴所说的“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正与梁、谭的“善亡之策”异曲同工。而梁、谭的自立、民权主张正是在陈宝箴的这一启发与支持下提出的。
梁、谭、陈可谓先知先觉者，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他们立刻意识到中国就此被“瓜分”的危险，因此第一时间开始筹备“亡后之事”“善亡之策”。而由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列强“租借”中国港口、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也佐证了他们判断。俄占旅大、英国占威海卫、法占广州湾，他们并将一省或数省划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其中的路权、矿权、用人权、财权随之丧失。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时人的亡国之忧随之加剧。与此同时，“瓜分”中国的舆论也迅速在东西方各报流播，报刊上甚至开始流传多种“瓜分”中国图。一时间，中国被“瓜分”的阴影笼罩在有识者的心头。《格致新报》刊发了一篇关于“瓜分”的问答，其中的“问”颇能反映时人的普遍心态。该文“问”道：“瓜分中国一说，始于中日失和之后，德人占胶以来，其说尤甚。窃以为凭空无稽之谈，不足为信，然中外报章，言之凿凿，视为定论，小民不察，大为惶惑，不知能得其实情否？”中外报章言之凿凿、小民大为惶惑均为实情。俄占旅大之后，时在北京准备会试的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在上都察院的“呈稿”中如是说：“西人之觑我中国久矣，瓜分之图，腾布宇内。特今俄割旅、大，英、法必不肯独让，法割滇、粤，英割长江，日割福建，眈眈逐逐，纷至叠来，二万万里之幅员，一旦可以立尽。皇上岂忍以祖宗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朝瓦解而亡哉？又岂忍率土四万万之臣民，一朝而尽为奴隶哉？”痛愤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瓜分”危机的刺激下，戊戌变法极速开展。但不幸的是，变法很快以政变的形式收场，清朝政局在复旧与排外的路上越陷越深，连筹备“善亡之策”的能力也已丧失，有识者认定，清朝之被“瓜分”指日可待。
1898年3月在上海创办的《格致新报》
然而，意外的是，列强并没有就此分割中国，政变后，孱弱不堪的清朝仍然维持着形式上的领土完整，尽管诸多主权已经丧失。这与胶州湾事件后谭、梁所认定的亡国灭种有所不同。列强迟迟没有分割中国土地的表象甚至迷惑了不少国人，他们以为“日日言瓜分，而十余年不睹瓜分之实事。今日瓜分之言，犹昔日之言也，吾始终不信有是事，则彼莠言乱政者无所行其计也”。列强侵略方式的改变与国人此种心理变化，引起了梁启超的关注与思考。流亡日本的他在深入研究世界大势的基础上，率先对列强侵略方式的改变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有形—无形瓜分”论。
梁启超承认，列强确实没有对中国进行领土分割，没有实行“有形之瓜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有可以抵拒瓜分之力”，更不意味着“列国之无瓜分之志也”。事实上，“以泰西各国之力，加于中国，如以千钧之弩溃痈，苟其欲之，则何求而不得？”有瓜分之心、瓜分之力而没有“瓜分”的原因，在于“各国互相猜忌、惮于开战”，“譬如群虎同搏一羊，未及朵颐，而必有先受其毙者”，列强已熟虑及此，“相持不下，持均势之策，相与暗中抵拒……故中国得以偃然瘫卧于其间，历有年所，以至于今日也”。列强间的均势制衡虽然维持了中国形式上的完整，但却开启了瓜分中国的新方法——“无形之瓜分”。
通过比较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灭人国的历史，梁启超指出其方式有“有形之瓜分”与“无形之瓜分”之别：“有有形之瓜分，俄、普、奥之于波兰是也；有无形之瓜分，英、法之于埃及是也。吾所言中国瓜分之祸在将来者，指有形之瓜分言之耳。若夫无形之瓜分，则欧人实行之于中国，盖已久矣。”尽管中国在将来仍有被“有形之瓜分”的祸患，但目前各国采取的则是“无形之瓜分”，即国虽未亡，但国权已经丧失。这是野蛮国灭人国与文明国灭人国的不同：“野蛮国之灭人国也，夺其土然后夺其权焉；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夺其权不必夺其土焉，夺其实不必夺其名焉。故野蛮国之灭人国也如虎……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如狐……今欧洲各国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故中国之精血，瓜分已尽，而我朝野上下，犹且嚣嚣然曰：西人无瓜分之事，无瓜分之志。”与昔日野蛮人灭人国的赤裸、暴虐相比，在“文明”的掩饰下，今日列强灭人国的方式更加隐蔽，更有欺骗性，以至于“我朝野上下”皆受蒙蔽，以为“西人无瓜分之志”。
分析甲午战后各国侵略中国的种种手段，梁启超总结出“无形之瓜分”的多种途径，首先就是控制路权，“铁路即割地之快刀也”，“铁路所及之地，即为主权已失之地”。伴随路权丧失的国权还有矿权、练兵权、用人权、财权等。一个国家在丧失了如此多之国权后，就如人的身体一样，只剩下皮毛：“一国犹一身也……铁路者，国之脉络也；矿务者，国之骨节焉；财政者，国之肌肉也；兵者，国之手足也；港湾要地者，国之咽喉也；而土地者，国之皮毛也。今者脉络已被瓜分矣，骨节已被瓜分矣，肌肉已被瓜分矣，手足已被瓜分矣，咽喉已被瓜分矣，而仅余外观之皮毛，以裹此七尺之躯，尚得谓之为完人也哉！”这里，梁启超触及到列强“瓜分”中国最为致命的手段，即控制一国之铁路权、矿务权、财政权、练兵权、港口要地的驻兵权，这与以往赤裸裸地分割其土地的做法截然不同，其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故无形之瓜分者，不过留此外观之皮毛以欺我耳。有形之瓜分，人人得而知之，得而救之；无形之瓜分，则莫或知之，莫或救之。此彼族用心最险最巧之处，而吾所以谓无形更惨于有形也”。“无形更惨于有形”包含了梁启超警示国人的深刻用意，因为没有了亡国灭种、分崩离析的惨烈，国人易于心生侥幸，放松警惕。
列强何以要“留此外观之皮毛以欺我者也？”梁启超认为，除了列强间的均势原则之外，还与国人的爱国心、团结力有关：“骨节、肌肉、脉络、手足、咽喉，皆可得而瓜分者也，惟腹心则不可得而瓜分者也。腹心者何？我四万万同胞爱国之心，团结之力是也。有之则生，无之则死，生死之间，系兹一发。”由于腹心不可得而瓜分，因此列强为了免去瓜分后统治的困难，放弃“有形之瓜分”转而采取“无形之瓜分”。国人的爱国心、团结力不利于列强行瓜分之策，却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所在，“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人决不能因列强的“无形之瓜分”而放松警惕，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爱国心、团结力，以便实现民族的独立。
至此，基于列强侵略方式的改变，梁启超开始目光向下，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将中国的救亡之路寄托于四万万国人身上。这一思路也成为此后一段时间内梁启超思想的主调。在相近时间里刊出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梁启超更是明确将中国的前途与中国国民联系在一起，他说：“凡一国之存亡，必由其国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国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国民无自存之性质，虽无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犹将亡也；苟其国民有自存之性质，虽有万钧之他力以亡之，犹将存也。”国民能否自存成为中国存亡的关键。这一思路直接促成了梁启超“新民”的思想转变。
1900年，法国Le Petit Journal画报增刊彩色石印画，描绘出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无形之瓜分”论是梁启超对戊戌政变后列强侵略方式的最新概括，既是在警醒国人，更是在寻找出路。将中国的出路寄托于四万万国民正是梁启超为应对列强“无形之瓜分”而提出的全新思路。庚子事变后，列强侵略方式的此种变化表现得更加清晰，梁启超的认识也更进一步，先后提出“保全即瓜分”“灭国新法”等，作为“无形之瓜分”论的补充。
庚子事变彻底暴露了清朝的腐败、无能，但却进一步坚定了列强“无形之瓜分”“保全”中国的决心。这绝非列强爱中国的结果，而是列强希望保持中国虚弱之现状，通过扶植清政府，控制其路权、矿权、财权乃至练兵权、用人权，达到“以中国人而自凌中国人、自制中国人，则相与俯首帖耳”的效果。对此，梁启超分析说：“皮相者流，孰不谓瓜分之议，将于今实行乎？而岂知不惟不行而已，而环球政治家之论，反为之一大变，保全支那之声，日日腾播于报纸中。”个中原因在于欧人深知“以瓜分为瓜分，何如以不瓜分为瓜分”。如果今日实行瓜分，“吾国民于破釜沉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何如“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更能收买人心，“于是乎中国乃为欧洲之中国，中国人亦随而为欧洲之国民”。与瓜分相比，保全更具有欺骗性。
梁启超将列强这种不言瓜分而言保全的灭国之法称为“灭国新法”。所谓“新法”是相对于旧法而言的：“昔者以国为一人一家之国，故灭国者必虏其君焉，潴其宫焉，毁其宗庙焉，迁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灭而国灭。”而今则代之以“新法”，“苟真欲灭人国者，必灭其全国，而不与一人一家为难”，“不宁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灭国之手段”。在列强的“灭国新法”中，专制政府不是被灭的对象，而是列强用来“助其灭国之手段”。他进一步比较灭国新、旧法的手段、表现与特征，指出：“故昔之灭人国也，以挞之伐之者灭之；今之灭人国也，以噢之咻之者灭之。”故而，昔之灭人国者“骤”“显”“如狼虎”，“使人知之而备之”；而今之灭人国者“渐”“微”“如狐狸”，“使人亲之而引之”。其手段，“或以通商灭之，或以放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设顾问灭之，或以通道路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灭国“新法”与“旧法”的区别，也正是“有形之瓜分”与“无形之瓜分”的不同。
梁启超的这一认识是在观察、研究世界各弱小国家被灭历史之后得出来的。他一一列举了列强灭亡埃及、波兰、印度、菲律宾的手段、途径，指出通商、放债、练兵、铁路、顾问乃至挑起内乱，都是列强“灭国新法”中的利器。而今中国已是列强的囊中之物，必然要用这些利器对待中国，其结果必将是：其一，“二十行省之路尽通，而二十行省之地已皆非吾有矣”。其二，“以警察力而保全支那，是犹假强盗以利刃”。其三，“无如商权、工权、政权既全握于他人之手，此后富源愈开，而吾民之欲谋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于彼族”。其四，奴隶之奴隶教育将遍及全国。这里梁启超对列强“灭国新法”的手段、本质与危害揭示得淋漓尽致。
从“有形之瓜分”到“无形之瓜分”再到“保全即瓜分”“灭国新法”，梁启超对列强侵略方式、手段的观察无疑是准确的，已经触及到列强殖民扩张的本质特征，即保留傀儡政府，用经济、金融、铁路、教育等手段而不是分割土地的方式控制殖民地的主权。这是中国知识界对欧美列强推行多年的海外侵略扩张行为的理论阐释，系统且深刻，与欧美知识界帝国主义论的建构几乎同步，但由于立场不同，双方面对列强扩张的同一实践却作出了全然不同的理论分析。不同于为列强侵略扩张正名的帝国主义论，梁启超站在被侵略、被瓜分民族的立场上，对列强扩张的侵略本质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充分揭示了“无形之瓜分”与“灭国新法”的表现、特征与危害，戳穿其隐蔽性，意在警醒国人，为中国寻找一条生路。正是基于对列强侵略方式转变的深刻认知，梁启超才调整思路，目光下移，将中国的出路寄托于四万万国民，这是一条不同于“保皇”的新路。国民、“新民”遂成为此后梁启超思想的核心所在。
梁启超的“瓜分”话语，深刻影响了清末十年的舆论，翻阅当时的各大中文报刊，“无形之瓜分”与“保全即瓜分”的论说比比皆是。冯斯栾在《清议报》发文，剖析列强的对华政策，他说：“东西报纸议论纷腾，总不出保全、瓜分之二者。无知之辈，闻保全则喜，闻瓜分则忧，对唱瓜分之国则怨，对唱保全之国则谄……呜呼，实不思耳。其保全之与瓜分又何别焉？”基于此种认识，他提出的对策与梁启超如出一辙，即：“今欲破保全瓜分之问题，莫善于我国民提出独立之问题。”其实，不仅《清议报》的论说深深打上梁启超“瓜分”论话语的印记，包括革命派报刊在内的诸多舆论都深受其影响。《湖北学生界》谈及列强庚子后“保全领土、开放门户”的侵略政策时称：“今外人之对我中国，曰势力范围，曰特别利益，为各国独营之政策；曰国债，曰教务，曰商务，曰开矿筑路，曰内河航行，为各国公同之政策；美其名曰交通利益、输入文明……无形之瓜分更惨于有形之瓜分，而外人遂亡我四万万同胞于此保全领土、开放门户政策之下。”从各种“瓜分”手段到“无形更惨于有形”，这些话语都深深打上梁启超的烙印！
1903年1月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湖北学生界》
“无形之瓜分”—“国民独立”，这是梁启超为应对列强侵略进行的理论思考，不同于西方的帝国主义话语，却已经触及到列强殖民扩张的本质内涵，故而成为中国知识界认识、理解西方帝国主义论的思想前提。
二、“帝国主义”的理论输入
正当梁启超以“有形—无形瓜分”论对列强的侵略活动作出理论分析之际，产生于欧美的帝国主义论也开始在全球蔓延。身处日本的梁启超很快关注到这一与中国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理论，并迅速通过《清议报》将欧美日本的帝国主义论输入国内，这也成为其认识进而阐释帝国主义论的重要知识来源。
1899年6月，《清议报》刊载一篇来自英报的译文，题为《扩张国势及列强协商论》。单从译文题目，我们看不出该文与帝国主义论的关系，但从内容可见，这的确是一篇宣扬西方“帝国主义”论的文章，如文中认为欧洲“二十余年来，产物饶溢，苦销路之停滞，讲求疏通救治之策者，各争求世界新市场”。正是在生产过剩的驱动下，各国向亚、非两洲“旷大未辟之方域，开通欧洲制造物产之新埠，以扩张其通商圈而已”。而时至19世纪末，列强在完成了对非洲的掠夺之后，集体转向亚洲，把瓜分中国作为头等大事。“伯林、伯德堡、巴黎、华盛顿、伦敦，无日不会议分割弱国之策，称为新纲领新格训。”其掠夺手段，“或曰占领，或曰势力范围，或曰永借。此三者其名虽异，而其实则皆灭人之国以自广耳……列强亦执互益协商，经营分取支那大陆利益，盖不约而同矣”。这里对列强分割中国手段的认识与梁启超没有太大的区别，不同的是，被梁启超等人视为狐行、强盗之行的列强，在此却被赋予了文明、正义的价值评判，其声言：“分割支那，人类历史当然之变局也。而其事决非可耻也。此即使支那四亿生灵，脱从来腐败之苛政，免抑压之苦海，得统治于公平正义之政，欧洲以日新理科学术，开发其国天赋之利源，并恢弘扩进其国民利福，是岂非文明本义而何耶？”这就是西方的帝国主义论，是赤裸裸的侵略有理论，其中的生产过剩、寻求市场、武力竞争、公平正义等都是西方帝国主义话语中的关键词。
该文是梁启超等人在《清议报》输入西方帝国主义论之始，对文中的“帝国主义”概念，译者注释道：“帝国主义者，谓专以开疆拓土、扩张己之国势为主，即梁惠王利吾国之义也。”但随后译者对该文的解读并没有太多涉及“帝国主义”，而是在“保全即瓜分”的思路下进行的，附言曰：“此英人吐露其分割支那之实情也，昔之以保全支那，扶持支那，愚我政府，愚我士民，而我上下咸受其愚。”对于译文中标榜的分割支那是为了中国四亿人脱苛政、免苦海，译者在列举了列强强占旅顺、大连、九龙等地时掳掠妇女、炮击人民、烧毁村镇、肆杀抢掠的野蛮行为后，抨击道：“虽古之盗跖，不足以比其残虐。非洲野蛮之族，不足以例其瘏痛，犹自称曰文明，将谁欺耶？抑谓中国无人，将可尽欺耶？”站在被瓜分民族的立场上，译者直斥列强的行径为“盗跖”“野蛮”，一针见血，戳穿了自视为“文明”“公平正义”之西方帝国主义论的欺骗性及其本质。译者进一步分析了列强瓜分中国之法非直接瓜分，而是借助满洲施行，“列国之欲瓜分中国，而虑其民之难治也，藉满洲之压力以制之”，而满洲又“恐有内讧之祸，又借外人铁血之威以殄灭之”。因此，中国的出路，惟有“自立”之一策，“同胞君子，其先合群以联成自立之团体，而后可脱外人之缚轭”，不然，“彼奴隶屈辱于碧眼红髯儿之下，安有穷期哉？”该文没有注明译者，但从译者附言的内容来看，其对列强侵略的分析与梁启超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见，此时《清议报》对列强侵略扩张的解读仍然延续“无形之瓜分”的思路，尚没有受到西方帝国主义论的影响。这种立足于中国，对列强瓜分中国高度警惕与强烈谴责的态度自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清议报》真正系统输入欧美日本的帝国主义论则是两年之后了。1901年11月，该报刊出日报译文《帝国主义》，译自日本的《国民新闻》，作者署名为“独醒居士”。据石川祯浩的研究，该文是作者依据美国芮恩施和基丁格斯的帝国主义理论改写而来的，且与浮田和民发表于《东亚同文会》第19期（1901年6月）的《帝国主义》“基调相同，甚或即可视为同出一人之手”。不过，他认为“独醒居士”并非浮田和民。“独醒居士”依据当时美国的帝国主义论改写的文章，观点又与浮田相同，说明日本的帝国主义论直接来源于欧美。《清议报》选择此文进行翻译，正说明它具有代表性，不仅反映了欧美帝国主义论的核心内容，而且代表了日本帝国主义论的一般观点。
该译文在梳理欧美帝国主义政策、海外扩张历史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表现、特征及贡献进行了理论归纳与总结。对照《清议报》的《帝国主义》与芮恩施的《十九世纪末世界政治》，可见两者在内容上高度一致。其一，在追述帝国主义的起源时，该文即采纳了芮恩施的“民族帝国主义”说，认为20世纪之帝国主义与以往不同，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而是“民族膨胀”“国家膨胀”的结果，“不伴民族之膨胀，徒以征服侵略之不可以奠国家于磐石之安也”。其二，对于帝国主义的特点，该文认为“剧烈竞争”是“帝国主义时代之一大特色”，且“其竞争之标准大为高尚”。这也与芮恩施的认识相一致。其三，对于帝国主义与殖民事业的关系，该文认为二者决非同一，但殖民确为帝国主义的重要手段：“列强为将来得领土之故，必尽力于殖民政策，国民生息之地，必向未开之地而膨胀，以扩张本国之活动舞台。”芮恩施同样强调“帝国扩张的最激进方法是直接夺取领土或控制保护领土”。其四，对于帝国主义的前途，该文认为：“世界之统合，固有两法，即一者以强大之力，征服全世界，统一于己权力之下。一者数多强大之国民，相并而存立，不互相侵略，不必相服从，同心合意，以相团结，为协同之生活，协同之进步，而组织世界大联邦。”这与芮恩施所说：“世界统一可以通过两种制度中的任何一种来实现：一种是联邦制，逐渐发展为紧密的团结；另一种是无限制的竞争，最后由一个大国占优势，它将吸收和同化所有其他国家。”如出一辙。其五，为帝国主义辩护，该文对于当时流行的批评帝国主义的声音，加以反驳：“以帝国主义为全无道德、人道之仇、平和之敌，弱肉强食之主义，是知其一不知其他之论也。”因为，人多地少，移民人口稀薄之地；为发达国内工商业、改进国民经济生活而求市场于国外，谋利益之扩张，都是国家的义务与权利，而非无道德之事。同时，于世界各地教育训练野蛮蒙昧之民，是“先进国之责任也”。随之而来的文明国利用未开发地之资源，造福人类，同样是“先进国之义务”。未开化民族被吞并同化也不违背道德，因为“彼等既属劣败之人种，无忧胜者助力，亦终归灭亡”。如果起而反抗，征服野蛮更是“不得已之事”。为帝国主义辩护也是芮恩施帝国主义论的重要内容，但该文比芮恩施的言论更为露骨，也比当时日本的其他思想家如高田早苗、浮田和民等人公开发表的倡导帝国主义的言论直白得多，这在尚存在许多批评帝国主义声音的日本是罕见的。这或许是作者在日本发表时隐去真名的原因，以至于学界至今尚无法弄清“独醒居士”究竟是谁。《清议报》在译介此文时，未署作者，大概是不知道“独醒居士”的真名，故付阙如。
此外，作者还逐一分析了英法德俄美殖民方法及殖民思想的特点，认为这与各国自身的历史习惯人种密切相关，即如德国“最能发挥帝国主义之特性，及能代表近来世界之历史者”，“政府或自铁道政略或自殖民政略或自商业政略，倾全力而求达其帝国主义之目的”。这些也与芮恩施的观点大体一致。
《清议报》连续于第97—100册刊发了这篇《帝国主义》，后又收入《清议报全编》第9卷。1902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单行本，添加“译日本浮田和民原著”及“出洋学生编辑所编”字样。是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且不论《清议报》的传播，单是单行本一年内就再版，也足以说明其影响之大。不仅如此，芮恩施的英文原著也被梁启超的同门罗普译成中文，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这是芮恩施帝国主义论在中国的一次大规模传播，成为知识界认识帝国主义最早的思想资源。
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
更重要的是，透过此文，国人不仅看到欧美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而且强烈感受到日本人拥抱、追逐帝国主义的迫切心态。1902年初，梁启超曾描述日本人追逐帝国主义的盛况：“日本者，世界后起之秀而东方先进之雄也。近者帝国主义之声，洋溢于国中，自政府之大臣，政党之论客，学校之教师，报馆之笔员，乃至新学小生，市井贩贾，莫不口其名而艳羡之，讲其法而实行之。”面对欧美日本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实践，梁启超忧心忡忡，他深知：“今日茫茫大地，何处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国主义之余地，非行之于中国而谁行之？”从民族生存的需要出发，作为当时最具世界眼光的中国人，梁启超不得不对欧美日本盛行的帝国主义论进行研究，作出应对。他著书立说，阐释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包括对欧美各国帝国主义起因、特点、表现及中国在帝国主义扩张中的位置与出路等的理解，帝国主义论遂成为梁启超分析世界大势和中国出路的重要工具，但他始终没有全盘接受欧美日本的帝国主义论，而是在吸收其部分概念、语汇的基础上，将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置于“无形之瓜分”论的框架中进行解读。
三、“帝国主义”的理论阐释
早在1899年10月，梁启超刊发于《清议报》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已经在尝试用帝国主义的概念解释世界大势了。文中虽然没有出现“帝国主义”字样，但其用以分析列强扩张的概念，诸如国民竞争、生产过度、寻找销售之地、膨胀等，显示出帝国主义话语的影响。
此后的两年中，日本的帝国主义论甚嚣尘上。为应对全球盛行的帝国主义潮流，梁启超先后完成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等一系列著述，将帝国主义论与中国的民族出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当然，梁启超之外，还有不少身处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都关注帝国主义论，如冯斯栾就曾撰写《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论述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本质。但梁启超无疑是当时针对帝国主义论关注最早、撰述最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中《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对帝国主义理论的阐释最为系统深入。
对于该文的思想来源，梁启超在“著者识”中说：“篇中取材多本于美人灵绶氏所著《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氏所著《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书，而参以己见，引申发明之，不敢略美。”灵绶氏即芮恩施，洁丁氏即基丁格斯，这与上述“独醒居士”的《帝国主义》一文来源相同。石川祯浩认为，梁启超实际上没有直接参考灵绶氏与洁丁氏的著作，而是间接参考了日本“独醒居士”的《帝国主义》。这一说法并不可靠，如前所述，芮恩施的英文原著被梁启超的同门罗普译成中文，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鉴于梁启超与罗普在日本共同读书、著述的事实，我们可以断定，梁启超肯定从罗普处参考了芮恩施的著作，而不是间接参考“独醒居士”的《帝国主义》。因此，梁启超该文是综合参考了当时欧美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帝国主义论著。但在“参以己见”之后，其帝国主义论已不同于欧美日本，是站在民族立场上的中国人的帝国主义认知，他一方面向国人介绍了日本欧美帝国主义论的主要观点，一方面站在中国民族生存的立场上对欧美日本的帝国主义论加以批判，进而提出中国的民族出路，与欧美日本人的帝国主义论差距巨大。
首先，梁启超接受了欧美帝国主义论中的“民族帝国主义”说，认为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膨胀、竞争、扩张的必然结果。他多次强调说：“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欧美民族主义发达的结果是民族竞争与对外扩张，“夫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于外，此事理之必然者也。于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成十九世纪末一新之天地”。这种内力包括人口几何级数上涨、生产过剩亟须开辟销售市场等，这正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也是帝国主义论者的共识。梁启超将帝国主义置于世界发展大势中进行评判，既看到了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也看到了帝国主义气势磅礴、不可阻挡的一面。
其次，梁启超比较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不同动力，认为进化论为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他说：民族主义的原动力为卢梭的民约论，而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为斯宾塞的进化论，主张天下无天赋之权，惟有强者之权利。在优胜劣败、强权即公理的逻辑之下，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虽翦灭劣者弱者，而不能谓为无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则然也，我虽不翦灭之，而彼劣者弱者终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略之事，前者视为蛮暴之举动，今则以为文明之常规。”这是欧美帝国主义论者的逻辑，而非梁启超的逻辑。其结果是“弱肉强食之恶风，变为天经地义之公德，此近世帝国主义成立之原因也”。梁启超无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承认在天演公理之下帝国主义的发生不可避免，但必然并不等于正义，当帝国主义论者用进化论公然为其侵略辩护时，梁启超感到不满。他一一列举了帝国主义论者的辩护话语，称：“其所以自解也，则亦有词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于无智无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发达其天然（如矿地、山林等）以供人类之用，徒令其废弃，而他处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无从浥注。故势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优等民族之指挥监督，务令适宜之政治普遍于全世界，然后可以随地投资本，以图事业之发达，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实之大端也。不宁惟是，彼等明目张胆谓：世界者，有力人种世袭之财产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据有其地，实天授之权利也。不宁惟是，彼等谓：优等国民以强力而开化劣等国民，为当尽之义务，苟不尔，则为放弃责任也。”这是帝国主义的强权逻辑、侵略有理论。从“此其口实之大端”“明目张胆”等用词可见，梁启超并不认同列强的这些歪理。而西方列强正是依据这种逻辑，对外扩张，即便是美国，也放弃其遵守多年的门罗主义，转向帝国主义：“向守们（门）罗主义，超然立于别世界者，亦遂狡焉变其方针，一举而墟夏威夷，再举而刈非律宾。”帝国主义已成为风靡世界的风潮，“盖新帝国主义如疾风，如迅雷，飚然訇然震撼于全球，如此其速也”。“强权即公理”不只是理论，更是现实，对此，梁启超除了勇敢面对外，别无选择。
基于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不同原理，梁启超对两者作出价值评判，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梁启超看到了民族主义正面价值，它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是独立，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互不侵犯，而又各自繁荣。而对于帝国主义，梁启超则认为：“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依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梁启超的这一分析涉及到帝国主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其对内是有效的，能确立法治，以保民族全体之利益；而对外则必将导致“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这也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可见，梁启超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是清晰的。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对帝国主义扩张给本民族带来的巨大利益艳羡不已，甚至渴望中国也能具有对外扩张的实力，不惜将中国历史上的张骞、班超视为殖民人物。他一方面指出帝国主义对其他民族的侵略本质，另一方面又羡慕帝国主义给本民族带来的巨大利益，两者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正彰显了梁启超内心的矛盾。这说明，此时的梁启超除了遵循进化论主导下的西方社会发展路径之外，尚无法找到其他出路。这是梁启超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
然而，梁启超关注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因为帝国主义的竞争场域，早已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如何在帝国主义的争夺中求得生存，这恰恰是欧美与日本的帝国主义论漠视的问题。因此，面对帝国主义的势不可挡，梁启超没有日本人那种羡慕、向往、坐而言起而行的心态，而是充满了恐惧与忧虑。当英日结盟、时人为黄白两种人握手而欢呼时，梁启超大声疾呼：“其结果若何？岂非此新世界中民族竞争之大势，全移于东方，全移于东方之中国，其潮流有使之不得不然者耶！而立于此舞台之中心者，其自处当何如矣？”作为舞台中心的中国，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的侵噬，这是梁启超关注帝国主义及其理论的终极目的，也是梁启超的帝国主义论与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论的本质不同。
为了探寻中国的民族出路，梁启超深入剖析了帝国主义侵噬殖民地之手段、表现、特征。他指出：“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彼列国之所以相对者姑勿论，至其所施于中国者，则以殖民政略为本营，以铁路政略为游击队，以传教政略为侦探队，而一以工商政略为中坚也。”梁启超列举事实，对列强在中国实行的殖民政略、铁路政略、传教政略、工商政略一一作了分析，说明这就是列强“无形之瓜分”，他深知：“有形之瓜分，或致死而致生之；而无形之瓜分则乃生不如死、存不如亡，正所以使我四万万国民陷于九渊而莫能救也。”欧美日本的帝国主义论在进化论的掩护下为文明—野蛮链条中的征服与侵略辩护，而梁启超虽同样承认进化论，但将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径视为灭国之“狐行”，认为其比野蛮人更残忍，“利用政府疆吏之权，以政府疆吏为彼奴隶，而吾民为其奴隶之奴隶”。
而与殖民、铁路、传教政略等扩张手段相比，列强之工商政略更为可怕，仅此一项就可以置中国于死地，因为“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啬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者则为不国”。所谓平准界就是经济界，相较于欧洲经济界资本的扩张，中国之资本根本不值一提，而这种不对等因为欧美资本得到本国及殖民地的政策保护而加剧。作为中国人，“本国人非惟不能得特别优等之利益而已，而与外国人相较，此等利益反为外人所特有”。在“得寸入尺、获陇望蜀者，眈眈相逼乎前，而政府之慑狐威者，今日许以寸，明日予以尺”的恶劣环境之中，中国之资本必然被制以死命，“更后十年，又当若何？若是乎，吾中国人之真无以自存也”。面对美国托拉斯的世界扩张，梁启超充满恐惧，表示：“二十世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于生计上能占一地位与否，非直一国强弱所由分，即兴亡亦系此焉。”这与梁启超所说的“无形之瓜分”论一脉相承。经济手段成为帝国主义的“灭国新法”，梁启超大声呼吁：“由今之道，无变今之政，不及一纪，而十八省、千百州县之地，势必全为欧美资本家之领域……此非过激之言也，二十世纪之人类，苟不能为资本家，即不得不为劳力者，盖平准界之大势所必然也。夫事势至于若彼，则我民族其无噍类矣。”
面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及其理论，处于帝国主义扩张最核心位置的中国究竟该如何应对？梁启超提出了他自己的思考，认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只有建成民族主义的国家，才谈得上与各国竞争。因为，平准界的竞争，从本质上来看是“由民族之膨胀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胀，罔不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来。故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称雄者”。而中国只要建成民族主义的国家，前途自然无量，“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建立民族国家遂成为梁启超为中国开出的应对帝国主义的药方。此一主张，梁启超反复言之，《新民说》开篇有言：“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不过，民族主义只是梁启超为应对帝国主义提出的最初方案。
梁启超《新民说·叙论》（刊于《新民丛报》第1卷第1期）
而后，由于“新民”是一个艰巨且长期的任务，而帝国主义的“瓜分”威胁却迫在眉睫，两者之间的紧张，使得梁启超产生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的焦虑，加之民族主义被革命派用以号召“排满“革命，他遂放弃民族主义，转而主张国家主义，其表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但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转变，只是其对内主张的调整，是应对帝国主义策略的转变，其对帝国主义性质及其侵略手段的认知则一如既往。而且，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国家主义，梁启超用以应对帝国主义的方略都来自于欧美，其核心力量都是现代国民。
分析至此可见，欧美与日本的帝国主义理论经由《清议报》介绍到中国，但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的理论阐释则延续了此前的“无形之瓜分”论，立足于民族的立场，在借鉴欧美日本学界帝国主义术语的同时，摒弃了欧美日本帝国主义论中正义化甚至美化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内容，充分警惕并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为中国探寻出一条生存之路——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随后，梁启超将其前后两篇思考列强侵略的文章——《灭国新法》《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结集出版，名为《现今世界大势论》，这正反映出梁启超理论思考的连续性。他在“叙”中明言，他的这些著述“意不在客观之世界，而在主观之中国人也”。这也正是梁启超理论思考的根本所在。
梁启超对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思考是中国思想界的代表，无论从撰文数量还是影响力，他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帝国主义理论最主要的阐发者。他对于世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大势及其手段、特征的认知与中国应对之道的论述，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分析国内外问题的基本话语，帝国主义的经济膨胀、民族膨胀、军备竞争、民族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优胜劣败等新词汇，被中国知识界反复使用，成为论证世界大势与中国时局的高频词。一时间，国内乃至留日知识人所办报刊都竞相谈论帝国主义。对于梁启超思想在当时中国舆论界之影响，黄遵宪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而他的“帝国主义”论即是影响时论的思想之一。如雨尘子在《新民丛报》刊发文章，讨论帝国主义，称：“近日论者谓，十九世纪民族主义之大发达，今日帝国主义亦所胚胎。夫民族主义者，前世纪政治之竞争，其大半皆由此。帝国主义即民族膨胀之结果也。”他进一步阐释了民族主义膨胀的具体内涵，与梁启超所说的人口增加、生产过剩并无二致。《浙江潮》刊发多篇论文，论及帝国主义问题，在时间上晚于梁启超的相关论述，且在内容上也没有超出梁启超的论述范畴，即如《国魂篇》一文直接将民族主义视为帝国主义之父，称：“今日之世界，则孰不知曰帝国主义哉！帝国主义哉！虽然，亦知其发达之由乎？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也。”当然，也必须看到，由于立宪与革命的立场不同，尽管革命派的报刊舆论也提出以“民族主义”应对“帝国主义”，但其民族主义的内涵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全然不同，革命派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对内的“排满”革命。这也是促使梁启超思想从民族主义转向国家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
结语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纷纷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迅速向非洲和亚洲扩张，中国很快成为了帝国主义掠夺的中心。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作为中国当时最具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梁启超率先对其作出理论上的分析。
甲午战后特别是胶州湾事件后，面对列强的瓜分狂潮，梁启超认定列强很快将对中国实行“有形之瓜分”，中国灭亡不可避免，因此在湖南积极参与变法，以备“亡后之事”。但随着时局的演进，列强并没有直接“瓜分”中国，而是通过扶植清政府，间接控制中国的主权。而不明就里的国人因此放松警惕，以为中国可以不亡。为了警醒国人，梁启超提出“无形之瓜分”论，对列强扩张的侵略本质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充分揭示了“无形之瓜分”与“灭国新法”的表现、特征与危害，戳穿其隐蔽性，意在警醒国人，为中国寻找一条生路。正是基于对列强侵略方式转变的深刻认知，梁启超调整思路，目光下移，将中国的出路寄托于四万万国民，这是一条不同于“保皇”的新路。此后，国民遂成为梁启超思想的核心内容。
梁启超应对列强侵略的理论思考，不同于西方的帝国主义话语，但它已经触及到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本质内涵，故而成为中国知识界认识、理解西方帝国主义论的思想前提。当欧美日本的帝国主义论传来，梁启超等人迅速作出回应，将其输入国内，并站在中国的民族立场上，书写出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理解，并提出应对之道。毋庸讳言，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的认知深受帝国主义话语的影响，西方理论中的民族帝国主义、民族膨胀、经济膨胀、生产过剩、销售市场等新词汇也成为梁启超分析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的思考则延续了此前的“无形之瓜分”论，立足于民族的立场，在借鉴欧美日本学界相关帝国主义叙述的同时，摒弃了欧美与日本帝国主义论中正义化甚至美化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内容，充分警惕并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视之为“无形之瓜分”，比之为“狐行”，并特别强调其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危害，进而为中国探寻出一条生存之路，即依靠国民、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其后，由于对国民素质低下的过度忧虑及对排满革命的畏惧，梁启超放弃民族主义，转而主张国家主义，但这只是其对内主张的调整，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知并没有改变，这正体现了梁启超相关思考的连续性。
梁启超对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思考是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他对于世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大势及其手段、特征的认知与中国应对之道的阐发，构成了此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分析国际局势与解决国内问题的基本话语，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当然，梁启超的帝国主义论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集中体现在他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但又反复强调帝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他将欧美社会从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模板，这也体现出梁启超思想的局限性。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