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域下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形成

引言

通过对“关中—七河”沿线跨区域交流的讨论，探讨唐代“长安—天山廊道”形成与贯通原因，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超越了近代早期“欧洲中心观”下的民族国家史学范式以及“农耕—游牧”对立的二元观。

认识唐朝与中亚的关系，要从“中原—游牧—绿洲”地缘关系中发掘城镇带的形成机制及其对走廊的支撑作用，由此重新认识和丰富“中国与周边”作为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内涵。

七河地区主要是指今中亚国家的伊塞克湖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及其以西的一些地区，与中国历史具有紧密关联。唐王朝曾主动向西域开拓并与七河流域的游牧政权产生接触。

而七河流域作为中亚最为重要的游牧中心之一，对作为农耕中心的关中平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深远的影响最终推动了唐代“长安—天山廊道” 的形成与兴盛。

一、“关中—七河”沿线的跨区域交流:城镇带的形成

关中平原是中国西北部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也是华夏文明的起源之地。 渭河以南是秦岭北麓河川交错地带，植被丰腴。渭河北岸至黄土高原南缘则为一片干燥地带，秦汉时期，该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保障都城长安物资供应的灌溉网络，是最为富饶的谷仓地带。

秦岭北麓辽阔的台地，隋唐时是一片绿地，可供长安城贵族们打猎享乐。由此可见，关中平原的土地占用，自古至今都保持着其一贯的格局。

关中平原所在的中国西北部，正好处于不同风俗、不同历史区域的交错地带。该地区可以通过河西走廊连接新疆，通往西藏。

而由关中平原出发，经黄土高原或山西，则与蒙古相连。经山西陆路与北方相连。翻越秦岭可以到达蜀地。经渭河、汉水可以通往长江中游，具有无与伦比的媒介性。

冀朝鼎曾提出过“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论证中原王朝统一的经济基础。欧文·拉铁摩尔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战略区”的概念，即该区域所形成的军事与政治功能往往高于经济功能，西北的战略区在经济上对于中原有很强的依赖性。

因而中原王朝需要举全国之力为其提供必要物资，确保“战略区”能够正常运转。因为“基本经济区”与“战略区”分别位于中原地带与草原、绿洲地带，则这一运转体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枢纽来连结，而这个强有力的枢纽一般是中原王朝的“政治核心区”。

关中平原是各种文化的大熔炉。该地区在交通和心态上都比较容易接受外来事物，因而可以作为普遍文化的诞生地，同时也是传统中国的政治枢纽地区。只有当中原王朝呈现出农牧复合的特质时，靠近农牧交错地带的区域才会成为“政治核心区”。

七河地区涵盖了中天山与西天山的部分区域，其绿洲是天山北麓草原绿洲的延伸，这种绿洲形态介于草原与绿洲之间，具有极强的过渡性与不确定性。

从绿洲性质看，七河地区的草原绿洲无疑是更容易受到游牧政权的控制。因为这种过渡地带既适宜放牧，也适合农耕。七河地区兼具了这两种生产模式。其农业承载力高于草原地区，低于农耕地区，其农业模式属于旱作农业。

七河地区与河西走廊的地理结构非常相似，二者都是依托于高山流水而形成绿洲、草场与商道。努尔兰·肯加哈买提将七河地区的楚河流域称为另一个“河西走廊”。

历史上该地区经常作为草原民族统治的核心地带，形成强大的游牧政权，但河西走廊则刚好相反，究其原因，七河地区的牧区、绿洲的空间分布格局值得关注。

“关中—七河” 沿线各区域的地理环境特质，造就了各人群生计模式的差异，这提供了区域经济互补的可能性，进而带来跨区域的交流，并进一步塑造了丝路东段沿线的三条主要的城镇带，连绵不断的绿洲城市网络奠定了唐代“长安—天山廊道”形成的基础。

二、商道开拓与区域整合: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贯通与兴盛

虽然在汉朝时，中原农耕区就与七河地区的乌孙有一定的联系。但新商道的开拓以及各区域的整合才使得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贯通成为可能。

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贯通，离不开新北道的开辟与畅通。所谓的新北道，主要由域内的伊吾道与域外的石国道构成。

早在东汉时期，伊吾道就已开辟，即“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但这一通道最初并未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干道。

为了疏通北部商道，北魏曾于太安二年派遣尉眷攻克伊吾，但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柔然依然数次进攻敦煌地区，这使得尉眷之子尉多侯又“上疏求北取伊吾，断蠕蠕通西域之路”。

北魏孝文帝由于春耕正在进行，而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但在北朝中后期，伊吾道的重要性逐渐超越了大海道，原因在于大海道需经过莫贺延碛，旅途十分凶险。

但新北道的开通不应只注意到伊吾道路的畅通，还需要从域外予以进一步的审视。石国道的开辟与使用也是新北道成为丝路干线的重要因素。

早在波斯阿契美王朝时期，河中的粟特本土就与锡尔河北岸的塞人产生贸易上的往来，可以推测那时就已经有从索格狄亚那到北方草原的商道。亚历山大的征服，可能迫使一部分粟特人北迁七河地区。

伊吾道、石国道的开辟与畅通，使得新北道最终于隋代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这条新通道通过敦煌、伊吾、西州、庭州、碎叶、石国等枢纽地区，连接了河西走廊与七河地区乃至中亚的河中地带，从而使得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的贯通成为可能。

七河地区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上。从中国来的丝绸之路，无论是北道还是南道，都能在碎叶城、塔拉斯城交会，因此玄奘称此二城内“诸国商胡杂居”。

顺着楚河河谷西去，丝路从此分成了北方的“草原之路” 和南方的“绿洲之路”。当然，如果从此沿着锡尔河北岸往西北走，可以通往饥饿草原及东欧大草原;向南转折，则是进入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绿洲群。

而若从这里越过兴都库什山，经阿富汗即可直达印度，或者绕过咸海、里海，西去波斯、阿拉伯、罗马。

古代“丝绸之路”对东西文明交流的作用产生于强大国家行为体政治、军事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唐代“长安—天山”跨区域廊道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其长距离贸易离不开权力关系的维系，这种权力关系集中体现在游牧、农耕、绿洲三个主要政权或群体的地缘合作上。

三、全球史视域下的中国性与世界性

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对于中国与中亚的历史观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欧洲在借助制图学、博物学等学科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构建了以欧洲为地理中心和文明中心的世界秩序，同时也重构了亚欧大陆格局。

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中亚地区都被整合进作为欧洲“镜像”的野蛮、落后的“亚洲”地理概念之中，失去了自身文明的中心性，在新的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

自16世纪帖木儿王朝覆灭后，中亚地区诸汗国分裂割据、宗教战争不断，与中国的交往逐渐陷入停滞，“长安—天山廊道”一度阻顿。

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形成，基于“文明—野蛮”二分法的线性史观的摄入，使得“历史中国”话语叙述陷入“农耕—游牧”二元对立的困境之中，游牧被视为农耕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中亚地区也被输入民族主义相关话语。中亚五国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话语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了与中国的区隔。

“历史中国”的书写被隔断，中国与中亚地区长期交流互动的历史事实被掩盖，“中亚史”失去了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二重属性，“中国史”也成为孤立于世界的国别史。

为克服这种“舶来”的历史观，笔者以唐代“长安—天山廊道”为例，超越民族国家史学范式，立足于农牧共生互动的区域视角来理解中国与周边关系，理解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

结语

由此可见，尽管唐王朝的势力范围最远只到达过中亚的呼罗珊等地，但它的“利益边疆”则远至西亚甚至欧洲等地。

唐代“长安—天山廊道”作为历史中国“内、外边疆”的特质，体现了该区域的“中国性”以及中国的“世界性”的局部重叠。

应当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将唐代“长安—天山廊道”研究视作中国史与世界史重叠的领域，充分发掘其内在多元性与外在开放性。

参考文献

《希腊史残卷》

《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

《古代北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