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G.弗雷泽｜巫术和宗教的关系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英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神话和宗教，最著名的作品是《金枝》（the golden bough），这是一部涉及宗教、神话和民间信仰的重要著作，被认为是人类学和宗教研究的经典之作。

上一章所搜集的事例，可能足以阐释交感巫术两个分支的一般原则。那两个分支我们曾分别命名为“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我们看到，在前面所列举的某些事例中，首先确认有神灵存在，并且还以祈祷和奉献供品来赢得神灵的庇护。但总体来说，这类事例尚属少数，它们只表明，巫术已染上并且掺和了某些宗教的色彩和成分而已。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交感巫术是以地道的、纯粹的形式出现，它就认定：在自然界一个事件总是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接着另一事件发生，并不需要任何神灵或人的干预。这样一来，它的基本概念就与现代科学的基本概念相一致了。交感巫术整个体系的基础是一种隐含的，但却真实而坚定的信仰，它确信自然现象严整有序和前后一致。巫师从不怀疑同样的起因总会导致同样的结果，也不怀疑在完成正常的巫术仪式并伴之以适当的法术之后必将获得预想的效果，除非他的法术确实被另一位巫师的更强而有力的法术所阻扰或打破。他既不祈求更高的权力，也不祈求任何三心二意或恣意妄为之人的赞许，也不在可敬畏的神灵面前妄自菲薄，尽管他相信自己神通广大，但绝不蛮横而没有节制。他只有严格遵从巫术的规则或他所相信的那些“自然规律”，才得以显示其神通。哪怕是极小的疏忽或违反了这些规则或规律，都将招致失败，甚至可能将他这笨拙的法师本人也置于最大的危险之中。如果他声称有某种驾驭自然的权力，那也只是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完全符合古代习惯的基本威力。因而，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一切不定的、偶然的和意外的因素均被排除在自然进程之外。对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并能接触到这部庞大复杂的宇宙自然机器运转奥秘发条的人来说，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同科学一样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它们用对于未来有着无限美好的憧憬，引诱那疲倦的探索者、困乏的追求者，让他穿越过当今现实感到失望的荒野。巫术与科学将他带到极高的山峰之巅，在那里，越过他脚下的滚滚浓雾和层层乌云，可以看到天国之都的美景，它虽然遥远，但却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放射着超凡灿烂的光华！

巫术的严重缺点，不在于它对某种由客观规律决定的事件程序的一般假定，而在于它对控制这种程序的特殊规律性质完全错误的认识。如果分析一下前面考查过的交感巫术的各种情形（它们是作为恰当的实例而经过选择的），我们就会发现，正如我曾指出过的那样，它们都是对思维两大基本规律中的这一或那一规律的错误运用。这两种思维的基本规律就是空间或时间中的“相似联想”和“接触联想”。错误的“相似联想”产生了“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错误的“接触联想”产生的则是“接触巫术”。这种联想的原则，本身是优越的，而且它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也确实是极为基本的。运用合理便可结出科学之果，运用不合理，则只能产生科学的假姐妹——巫术。因此，说什么“一切巫术必然是荒谬的和无益的”，这完全是多余的老调。因为，如果巫术能变为真实并卓有成效，那它就不再是巫术而是科学了。早在历史初期，人们就从事探索那些能扭转自然事件进程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普遍规律。在长期的探索中他们一点一点地积累了大量的这类准则，其中有些是珍贵的，而有些则只是废物。那些属于真理的或珍贵的规则成了我们称之为技术的应用科学的主体，而那些谬误的规则就是巫术。

巫术就这样成为了科学的近亲。但我们仍须追问，它与宗教又有着什么关系呢？我们脑海里早已形成的关于宗教本质的概念，将必然影响我们对这两者关系的认识。因此，每一个作者在着手调查宗教与巫术的关系之前，总是先提出他自己关于宗教的概念。世界上大概没有比关于宗教性质这一课题的意见更纷纭的了，要为它拟出一个人人都满意的定义显然是不可能。一个作者能做的仅仅是：首先讲清楚自己所说的宗教指的是什么，然后在整个作品中前后一致地使用这同一含义的词。我说的宗教指的是：相信自然与人类生命的过程乃为一超人的力量所指导与控制的，并且这种超人的力量是可被邀宠或抚慰的。这样说来，宗教包含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就是：对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这两者中，显然信仰在先，因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才会想要取悦于神。但这种信仰如不导致相应的行动，那它仍然不是宗教而只是神学。用圣雅各的话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换句话说，如果某人的立身处世不是出于对神某种程度的敬畏或爱戴，那他就不是一个宗教信徒。另一方面，若只有行动却排除了一切宗教信仰，那也不是宗教。两个人的行为可能完全一致，然而可能一个是宗教信徒，而另一个却不是；如果其中一人的行为是出于对于神的爱或怕，他就是一个教徒；如果另一个人的行为是出于对于人的爱或怕，那他就是一个品行端正或不端正的人，这需根据其行为与公众利益相一致或相抵触而定。因而信仰和实践，或者用神学的语言说即道和行，同样都是宗教的基础，二者缺一不可。但宗教实践并不总是非要举行仪式不可，也就是说它并不一定要供献祭物、背诵祷词及采取其他外表形式。这些形式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悦于神。如果这位神喜欢仁爱、慈悲和贞洁更甚于带血的祭品、赞歌和香火，那么他的信徒们使他高兴的最好的做法，就不是拜倒在他脚下，吟诵对他的赞词，或用贵重礼物摆满他的庙宇，而是以廉洁、宽厚、仁慈去对待芸芸众生。因为这样做人们就会尽人类的柔弱心灵之可能去模仿神性的完美无缺。希伯来的先知们出于对上帝的美好与神圣的崇高信念而孜孜不倦地教诲人们，正是宗教的这一伦理学的方面。正如弥迦所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而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基督教用以征服世界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对上帝的道德性质的崇高信念和人们使自己遵奉上帝的责任感。圣雅各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

但是，如果宗教所包含的首先是对统治世界的神灵的信仰，其次要是要取悦于它们的企图，那么这种宗教显然是认定自然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塑的或可变的，可以说服或诱使这些控制自然进程的强有力的神灵们，按照我们的利益改变事物发展的趋向。现在，这种关于自然具有可塑性或可变性的暗示，恰恰同巫术以及科学的原则相对立。它们二者都认定自然的运转过程是固定不变的，既不可能用说服和哀求，也不可能用威胁和恐吓来稍加改变。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宇宙观之差异，取决于它们对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统治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有意识的和具有人格的，还是无意识的、不具人格的？宗教，作为一种对超人力量的邀宠，所认定的是两个答案中的前者。因为所有的邀宠做法都暗示着那位被讨好者是一个具有意识或人格的行为者，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定的，可以被劝说来按照人们所希望的方向改变，只要这种劝说审慎地投合他的兴趣、口味和感情。人们绝不能向那些被看成是无生命的东西讨好，也不会讨好那些在特殊情况下已知其行为确实被绝对限定的人。总之，宗教认定世界是由那些其意志可以被说服的、有意识的行为者加以引导的，就这一点来说，它在基本上是同巫术以及科学相对立的。巫术或科学都当然地认为，自然的进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物的激情或任性，而取决于机械进行的不变的法则。不同的是，这种认识在巫术是暗含的，而在科学却毫不隐讳。尽管巫术也确实经常和神灵打交道，它们正是宗教上所假定具有人格的神灵。但只要它们按其正常的形式进行，它对待神灵的方式实际上和它对待无生物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是强迫或压制这些神灵，而不是像宗教那样去取悦或讨好它们。因此，巫术断定：一切具有人格的对象，无论是人或神，最终总是从属于那些控制着一切的非人力量。任何人只要懂得用适当的仪式和咒语巧妙地操纵这种力量，他就能够继续利用它，例如在古埃及，巫师们宣称他们有能力迫使甚至最高的天神去服从他们，并且确曾对天神发出如抗拒即予毁灭的威胁。有时巫师虽然尚未达到那种地步却也宣称过类似的恐吓：如果奥锡利斯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将到处乱扔它的骨头或揭露关于它的传说；同样，今天在印度还有类似的情况：伟大印度教的三相神婆罗贺摩、毗湿奴、湿婆也受男巫师们支配。他们用其符咒指挥这些至高无上的神灵：无论在地下或在天上神祇们必须恭顺地执行巫师们的任何要求。在印度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话：“整个宇宙听从天神的支配，天神们听从符咒（曼哈斯）的支配，符咒听从婆罗门支配，因此，婆罗门是我们的天神。”

巫术与宗教之间在原则上的根本抵触，足以说明在历史上为何存在祭司经常追击巫师的这种毫不放松的敌意。巫师的骄傲自满和对更高权力的妄自尊大的态度，以及满不在乎地宣称他拥有和神灵同样权力的做法，都不能不引起祭司的厌恶。从祭司对神权的敬畏和在神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表现来说，这样的声称和态度必然被看成是在篡夺仅属于上帝的特权，而这是极邪恶而不恭的。我们还可以想到，巫师们的动机有时比较卑劣，这会更加激起祭司的敌意。祭司既然自称是上帝和人之间的正当媒介、真正中间人的角色，无疑他的利益，以及他的感情常被对手巫师所伤害。这个竞争对手劝导人们走一条更为可靠和平坦通往幸福的途径，以代替为获得神的恩惠所要走的崎岖不平、不可靠的道路。

然而，我们已如此熟悉的这种对立，似乎只是在宗教历史的较晚时期才清楚地表现出来。在较早阶段，祭司和巫师的职能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或更确切地说，他们各自尚未分化出来。为了实现其愿望，人们一方面用祈祷和奉献祭品来求得神灵们的赐福，而同时又求助于仪式和一定形式的话语，希望这些仪式和言辞本身也许能带来所盼望的结果而不必求助于鬼神。简言之，他同时进行着宗教和巫术的仪式，也几乎是同时喃喃地念着祷词又念着咒语，并不注意他的行为和理论之间的矛盾，只要能设法获得其所需就好。我们已在美拉尼西亚人及其他民族中见到过这种把宗教和巫术融合或混淆在一起的事例了。

宗教和巫术的这种混淆还一直残留在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中，既曾经流传在古印度和古埃及，也没有从现代欧洲农民中消失。关于古印度的情况，一位名声显赫的梵文学者告诉我们说：“据我们掌握的详细资料，早期历史上的献祭仪式普遍带有原始的巫术精神。”谈到东方的巫术特别是在埃及的重要性时，马伯乐教授强调说：

我们不应当对巫术这个字眼抱有那种在现代人心目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起的鄙夷的看法。古代巫术正是宗教的基础。虔诚的、要想获得神的恩惠的人，除非双手抓住神，否则就没有成功的机会。而这只有通过一定数量的典仪、祭品、祷词和赞歌等等才能得到。神自己也启示过，只有这样对待它，才能使它去做那些要求它做的事。

马伯乐（gaston maspero，1846-1916），法国学者，埃及学家。[图源：wikipedia]

在现代欧洲愚昧的阶层中，这种类似观念上的混淆，这种把宗教和巫术混在一起的情况，常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我们曾听说，在法兰西，“大多数农民仍然相信祭司拥有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驾驭自然的力量。一旦遇到燃眉之急，透过背诵那些只有他才知道和有权说出的祷词，他便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阻止或颠倒物质世界的永恒运转规律，尽管为了这种祷告，他必须紧跟着就请求神的赦免。风、雹、雷、雨都听从他的指挥，服从他的意志，连火也听他调遣，只要他一句话就可扑灭一场火灾的烈焰”。例如，法国的农民也许至今仍在相信祭司们能够以一种特定的仪式来做“圣灵弥撒”。这种弥撒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它从未遇到过任何神灵的反对。上帝也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同意他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不管这种要求是多么轻率和纠缠不休。在那些生活极为穷困的人们心里，由于企望以这种简单的手段占领天国，所以对这样的仪式绝无任何不虔诚或不恭敬的想法。世俗祭司通常拒绝这种圣灵弥撒，但僧侣们，特别是圣方济清教派的僧侣们，却负有盛名，愿意满足急切而痛苦的恳求。天主教国家的乡下人认为神父们具有敦促神做这做那的本领，这同古埃及人认为他们的巫师所具有的那种特殊本领极为相似。

再举一例：在普罗旺斯的许多乡村里，人们仍然相信神父具有消除暴风雨的本事。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神父都享有这种声誉。在有的村子里，每当调换教堂神父时，教区中的居民们就急于了解新任神父是否具有这种他们所谓的“道行”。当一次大风暴的第一个征兆出现之时，他们就邀请他来驱赶可怕的乌云，以此对他进行考验。如果正好如愿以偿，这位新来的神父就赢得了他的教徒们的信赖和尊敬。在有些教区里，教区神父在这方面的威望比他的教区长更高一些，因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以致主教不得不将教区长调任别的圣职。还有，加斯科涅的农民相信这样的事：坏人有时会诱劝牧师念一种叫做“圣色伽利”的经文，用以报复他的仇人。只有很少的神父知道这种经文，而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又不愿为人情或金钱念这种经文。除了那些不道德的神父，没有人敢举行这种肯定最后的审判日将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可伯仪式。任何教区神父、主教甚至奥什的大主教都不能赦免他们，只有罗马教皇本人才具有这种赦免权力。这种“圣色伽利”弥撒只能在一座荒废的或已毁坏的教堂里举行。在那里，猫头鹰愁闷地叫着，蝠蝠在黑暗中乱飞，流浪者夜宿于其中，而癞蛤蟆匍匐在被亵渎的圣坛之下。那位邪恶的神父带着他的轻佻的情妇在夜里来到这里。当十一点的钟声敲响第一声时，他就开始咕哝着倒背经文，而恰好在钟声发出午夜的哀鸣时终止。他的情妇充当着他的执事，他那祝福用的圣饼是黑色且带有三个尖角，他不供酒但却喝一种井水，在那并里曾扔进过未受洗礼的婴儿。他也画十字，但却是用他的左脚在地上画的。他还做其他的许多事情，任何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看到这一切都会被吓得终身说不出话来。而他用经文诅咒的那个人也将慢慢地衰弱，任何人都说不出他究竟害了什么病，甚至连医生也束手无策，他们并不知道此人是由于“圣色伽利”经文的诅咒而慢慢死掉的。

虽然在许多世纪里和许多国土上巫术与宗教相融合、相混淆，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这种融合并非自始即有，曾有一个时期人们为满足他们超越一般动物需求的愿望而只相信巫术。首先，考虑到巫术与宗教的基本见解，我们就倾向于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人类历史上巫术的出现要早于宗教。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巫术仅只是错误地应用了人类最简单、最基本的思维过程，即：类似联想或接触联想；另一方面，宗教却假定在大自然的可见的屏幕后面有一种超人的、有意识的、具有人格的神存在。很明显，具有人格的神的概念要比那种关于类似或接触概念的简单认识要复杂得多，认定自然进程是决定于有意识的力量，这种理论比起那种认为事物的相继发生只是简单地由于它们互相接触或彼此相似之故的观点要深奥得多，理解它必须有一种更高的智力和思考。甚至野兽也会把那些彼此相似的东西或在它们经验中被一起发现过的东西联系起来，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就连一天也难以生存下去。但有谁会认为野兽也具有信仰，即它们也相信大千世界是由在其背后一群看不见的野兽或一个极为巨大神奇的野兽所操纵的呢？如果我们把发明这样一种理论的荣誉留给人类的理性，对于无理性的野兽来说，大概没有什么不公正的吧！假如巫术是直接从推理的基本程序中演绎出来的，而且实际上人的思想几乎也毫无自省地陷在误信之中，那么，宗教则是以非愚昧的心智所能企及的一些概念为基础的。所以，很可能是：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

这种从巫术与宗教的基本概念推演出来的结论，已为我们对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观察结果所证实：在那些我们已掌握准确资料的最原始的野蛮人中间，巫术是普遍流行的；而被视为对更高权威的一种调解或抚慰的宗教则几乎不为人所知。可以粗略地说，在澳大利亚所有人都是巫师却没有一个人是神父；每一个人都自以为能够用“交感巫术”来影响他的同伴或自然的进程，却没有一个人梦想用祈祷和祭品来讨好神灵。

既然在目前已知的人类社会的最落后状态里，我们发现巫术是如此明显地存在而宗教却显然不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测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在他们历史的某个阶段也经历过类似的智力状态，即在他们想用献祭和祷词来讨好自然伟力之前也曾企图强迫它服从于自己的意愿呢？简言之，是否如人类文明在物质方面到处都有石器时代一样，在智力方面各地也都有巫术时代呢？我们有理由对这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当我们从格陵兰到火地岛，从苏格兰到新加坡综观人类现存的各个种族之时，我们观察到它们都各具不同且种类繁多的宗教。我们还观察到这种宗教种类之繁杂不单是跟那些种族一样地众多，而且还深人到各个国家和联邦，渗透到各个城市、村庄甚至家庭之内，以致在宗教纷争具有的分裂特点的影响下，整个人类社会的外观是破碎的、龟裂的、受到削弱和破坏，因而呈现出许多裂隙和分歧。但是，宗教体系的矛盾分歧主要是影响着这些社会中善于思考的知识阶层，一旦走出这矛盾分歧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愚昧的、软弱的、无知和迷信的人们在信仰问题上是完全和谐一致的，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人占了人类的大多数。19世纪的一项重大成就乃是把研究深人到世界许多地方智力底下的阶层，从而弄清了各地在实质上都是一样。这个智力底下阶层就在我们脚下，就在今天的欧洲，并且也在澳大利亚荒无人烟的中心地带和已有教育文明但尚未使它完全绝迹的一切地区。对于巫术功效的信仰，是一种真正全民的、全世界性的信仰。

当宗教体系不仅在不同国家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代都有所不同之时，交感巫术体系的原则和实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保持了实质上的相似。现代欧洲的无知和迷信阶层中的情况跟几千年前在埃及和印度的情况十分相似，也跟目前还生存于世界最偏僻角落的最原始野蛮部落中的情况十分相似。如果可以按举手或人头计算办法来测定真理的话，那么巫术体系就比天主教会更有理由引用这一豪言，作为自己绝对正确的凭证：“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所共知”。

我们并不打算在此考虑这样的问题：在社会的表层下，如此牢固且不受宗教和文化表面变化影响的愚昧阶层之长期存在，对于人类的未来有何影响？任何不持偏见的观察者，只要他的研究工作使他探测到这个问题的深度，就很难不将其视为对文明的一种长期的威胁！我们好像是行走在一个薄壳之上，随时都可能被隐藏在下面正在打盹的力量所破碎。偶尔从地底下发出的一声空响，或突然进发到空中的一点火焰都会告诉我们，脚底下正进行着什么。这个文明世界不时被报上发表的这样的消息所震惊：在苏格兰怎样发现了一个偶像被扎满了针以达到杀死一位可憎的地主或大臣的目的；在爱尔兰一个女人怎样被当成一个女妖而被慢慢的烤死；或者在俄罗斯一个姑娘怎样被暗杀和剁碎，以便窃贼们制作那种他们所希望的在夜间既能用其光源又可保证其行窃勾当不被人看见的人脂蜡烛！

但究竟是为推动进步而出现的势力，还是对已获得的成就具破坏危险的势力终将获胜呢？究竟是少数人的冲击能量还是人类大多数极为沉重的分量，是能使我们上升到更高水平或沉落到底层的力量呢？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应由过去和现在的卑微学者解答，不如说是应由圣人、道德家和以其锐敏的目光审视着未来的政治家来解答。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同宗教信仰的无穷多样性、多变性相比，巫术信仰呈现了单一性、普遍性和永恒性。那么我们如何据此而引出这样的假说，即：巫术体现了人类更早历史时期的、更为原始的思想状态，全人类各种族也都曾经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这一状态而走向宗教与科学？

如果正如我所冒昧臆测的那样：在所有地方都是宗教时代跟着巫术时代之后到来，我们自然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人类，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的一部分，放弃了作为一种信仰和实践根源的巫术而投身于宗教呢？当我们仔细想想需要解释的事实的庞大数量及其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有关它们的调查尚不很充分之时，我们将随时承认这一点：对于这样深奥的问题很难指望得到一个充分和满意的答案。而就我们目前所具有的知识状况，我们最多只能大胆地提出一种或多或少近似合理的假说。我怀着应该有的审慎精神，准备提出这样一个假说：日久天长，对于巫术所固有的谬误和无效的认识，促使人类之中更富于思想的人们去寻求一种关于自然的、更为真切的理论，利一种更为有效地利用其资源的方法。较为精明的人们到一定时候就觉察出了：巫术的仪式和咒语并不能真正获得如他们所希望产生的结果，而头脑比较简单的大多数人们还仍然相信。这种对于巫术无效的重大发现，必然会在那些精明的发现者的思想上引起一种可能是缓慢的但却是带根本性质的革命。这个发现的意义是：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他们是无力随意左右某些自然力的。但迄今为止他们却相信这些自然力是完全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中，这是一种对人类的无知和无力的反思。人们看到了他原来以为是动因的东西实际却不是动因，而他凭借这些动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他的痛苦的辛劳已被虚耗，他惊人的巧智也已被无目的地浪费，他曾经使劲地提拉过没有系住任何东西的绳索，他曾以为他正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而实际上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圆圈里打转转。并非他努力制造的效果不再继续显现出来，它们仍被制造出来，不过那并不是他制造出来的：雨仍然落在干渴的土地上，太阳仍然继续着它的日出日落，而月亮继续着它横贯天空的夜游；四季的更替也继续在大地上无声地进行着；在光亮和阴影之中、在乌云和阳光之下，人们仍然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辛勤劳作，经受痛苦，仍然在世上短暂寄居之后又聚集到父辈居住的坟墓里。尽管一切都确实在照旧进行，然而由于过去的障眼荫翳已经剥落，因此一切在他看来却不同了。他已不再可能沉湎于他的愉快的幻想中：正是他引导着大地和上天的运行，而且一旦他把自己孱弱的手撤离大自然的车轮时，那它们就会停止那伟大的运转。现在，他在他的敌人和朋友们的死亡过程中，再也见不到自己或自己仇敌的法术具有什么不可抗拒的力量了。他现在知道了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得屈从于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比任何他所能支配的都更为强大，因而大家都得服从于一种他无力控制的命运。

就这样，我们的原始哲学家，当他的思维之船从其古老的停泊处被砍断系绳，而颠簸在怀疑和不确定的艰难的海上时，在他原来的那种对自身以及对他的权力的愉快信心被粗暴地动摇之后，他必曾为此悲哀、困惑和激动不已，直到他那思维之船，如同在充满风暴的航行之后进入一个安静的避风港一样，进入一种新的信仰和实践的体系之中为止。这种体系似乎解答了那些使他陷入烦恼的怀疑，并且替换了他原本不愿放弃的统治自然之权力，尽管这种替换是危险的。他还认为如果这个伟大的世界竟然可以不用他和他的同伙们的帮助而照常运行下去，那就必然另有别的像他一样的人物，不为人们所见，却远为强大有力.指挥着世界的运行并引出所有变化万千的事件来。而这些事件迄今为止他都以为是凭借他自己的巫术才实现的！他现在相信了：正是他们而不是他自己，使暴风呼啸，使闪电辉耀，使惊雷轰鸣；正是他们为坚固的大地奠定了基础，给不可逾越的汹涌的大海以限制，使天上那无数光辉的星辰发亮，给天空中的飞禽以食物，给沙漠中的猛兽以被捕食的动物；是他们令沃土产生硕果，让高山覆盖着森林，叫涓涓的泉水从山谷的石头下面喷涌而出，使绿色的牧草长满宁静的水边；正是他们向人的鼻孔里吹气使人获得生命或用饥荒，瘟疫和战争促其灭亡。对于这些强有力的人物，他已在大自然的一切辉煌壮观的万千景象中看到了他们的行为的后果。人现在谦卑地承认自己要依赖于他们那看不见的权力，恳求他们的怜悯，恳求他们赐予他一切美好的东西，保护他免遭从各个方面威胁着他有限生命的危险与灾难，最后，在痛苦和悲哀到来之前，将他的灵魂从躯体的重负下解脱出来，带到一个更为欢乐的世界去，在那里他可以和一切好人的灵魂永远同在，享受安宁与幸福。

可以想象：具有比较深刻思想的人们正是在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思想下做出了从巫术到宗教的伟大转变。但即使在这些智者中间，这种转变也难以突然产生。这个过程可能是十分缓慢的，它的最终完成需要漫长的世纪。因为要广泛地树立关于“人无力去影响自然进程”的认识，只能是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击之下就剥夺掉他幻想的所有统治权。一定是一步一步地把他从骄傲的地位上击退，使他一寸一寸地叹息着放弃他曾一度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地盘。他承认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的事物，一开始可能是风，后来可能是雨、是阳光、是雷电；而当他一点点地失去对大自然的控制，直到最后好像从一个王国即将缩小成为一个监狱之时，人必然会愈来愈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和那些虽看不见却存在着的巨大威力，并相信自己是被他们包围着。因此，宗教从一开始仅是对超人力量的少许、部分的承认，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加探为承认人完全地、绝对地依赖于神灵。他旧有的自由自在的风度变为一种对那看不见的，不可思议的神的极其卑下的臣服态度，而他的最高道德准则就是对神灵意志的屈从。“我们的平安都在它们的意志之中”，但是，这种更深的宗教观念，这种凡事以神的意志是从的皈依，只能对那些有较高知识的人起作用，他们具有足以理解宇宙之浩瀚和人之渺小的宽广视野。渺小的心灵不可能掌握伟大的思想，以他们那种狭隘的理解力和近视的眼光看来，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似乎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重要的和伟大的了。具有这样思想的人完全难以上升到接受宗教的高度。实在说他们只是在其宗教长辈的教海下表面上遵从教义，口头上承认教条，但在内心却仍然固守他们那古老的巫术迷信。这种迷信可能表面上不被赞许乃至被禁止，却并不能被宗教所根除。因为它的根子已经深深扎在人类绝大多数的心中了。

读者可能要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有智慧的人们竟没能更早地识破巫术的谬误呢？他们怎么会继续对那些根本无望之事怀抱希望呢？他们出于什么心理要坚持表演那些毫无效果的古老的滑稽动作和叨念那些不起任何作用的庄严的胡言乱语呢？他们为什么对那些跟自己的经验有着如此明显矛盾的信念恋恋不舍呢？怎么会如此地勇于重蹈覆辙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应当是这样的：巫术的谬误并不容易识破，它的失败也不明显。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某种巫术仪式的完成，它想要产生的结果多半会在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真的产生出来。要想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察觉到这些结果之产生并非由于巫术，这需要比一般人具有更为敏锐的头脑才行。在举行一次或为呼风唤雨或欲置敌人于死地的巫术仪式之后，或迟或早，经常会随之出现它所希望产生的结果。这就可以理解原始人为什么将这些事变视为仪式的直接后果和对它的效力的最好证明。与此类似，那些在早上呼唤日出和在春天唤醒冬眠大地的仪式，将肯定获得成功，至少在温带地区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地区，太阳总是每天早晨在东方点燃它的金色的明灯，春天的大地总是年复一年地在春回大地之时将她自己重新用绿色的罩衫打扮起来。因此讲求实际的野蛮人，出于他保守的天性，就绝不会去理睬理论上的怀疑者，和过激的哲学家的“诡辩”了。后者竟然敢于暗示日出和春归并不是每日每年准时举行的巫术的直接的结果，敢于暗示即使这种仪式偶然中断或是完全停止举行，太阳也仍可能继续上升，树木也仍可能继续开花结果。这些怀疑论者的疑惑将很自然地被听者怀着义愤和谴责加以拒绝，因为这些怀疑以虚妄的幻想破坏了他的信仰，并明显地和他的经验相冲突。他可能说：“我在地上点着了那值两个便士的蜡烛，然后太阳就会在天上点亮他那伟大的火光。还有比这更明白的事么？我倒想知道：在我春天穿上绿袍的时候而树木却能不这样做！这些是每个人都明白无误的事实，我的立场正是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我是一个宜率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你们这样的理论家、吹毛求疵的人和诡辩家。理论和思考以及所有这类的事，就其本身而论也许并不坏。对于你们这样耽迷于其中，我也没有丝毫的反对，倘若你们并不将其见诸行动的话。你们不要干扰我，让我忠于事实，迟早我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这种论调的错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他所讨论的事实的荒谬性在我们说来早已是毫无疑义的了。但假如类似这样的辩词是涉及正处于讨论阶段的问题，那就可以问一问，英国的听众能不认为这是凿凿有理的辩词而为它鼓掌吗？能不认为这位辩论家是个精明细心的人吗？他虽不是才华横海、追求炫人的效果，但却绝对地通情达理和讲求实际。如果上述那些论点在当今社会尚且可以认为是合于情理，那又何须为原始人长期不能察觉这种错误而感到惊奇呢？

〇本文节选自j.g.弗雷泽的《金枝》，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第四章“巫术和宗教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金枝》是约瑟夫·莫罗·威廉·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年）于1834年展出的作品。这是一幅用油彩绘制在画布上的作品。这个主题来自于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来到库麦，咨询一个先知女祭司西比尔。她告诉他，只有在他从一棵神圣的树上割下一枚金枝并向普苏佩尼献上时，他才能进入冥界与他的父亲的魂相见。特纳展示了西比尔手持镰刀和新鲜切下的金枝，面前是阿菲诺斯湖，传说中通往冥界的入口。[图源：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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