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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对日讲和，一方面要通过合法的政府去做；另一方面，他还有个人的势力。
在他周围形成了持抗战亡国论，力主对日谋和的亲日派。其中有一个小集团，胡适给他们送了一个“雅号”，叫“低调俱乐部”。
1、周佛海与汪精卫
“低调俱乐部”并不是一个组织，是臭味相投的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议论剿共、和日，与全民抗战唱反调。它的直接主持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蒋介石的幕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副主任周佛海。
周佛海曾参加过共产党，国共合作后，脱离并反对共产党。同时也反汪精卫。
1925年年底，在上海领衔发表他亲自起草、原中山大学30多名右派分子署名的反汪剿共宣言，在上海各报刊登，受到西山会议派的赏识，内定周为他们那个中央党部的宣传部长，周未敢就任。
但与西山会议派暗中勾结得很紧密。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给周以严重警告处分。汪精卫那时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对周佛海的行为不以为然，有一次对朋友说：
“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噬，真不是东西！”
向周围朋友告诫说：
“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1927年春，汪精卫回国，武汉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周佛海逃离武汉，投奔蒋介石。
周佛海报复汪精卫，以同样的话攻击说：
“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蒋介石）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
也说：“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他还在文章中骂汪精卫“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
1932年蒋汪合作时，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蒋介石嘱咐他：
你过去骂过汪先生，现在我们和他共事，你要多和他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有蒋介石这番话，周佛海不怕蒋介石猜疑，主动接近汪精卫，往来于蒋汪之间。
1937年1月，汪精卫从欧洲回国，周佛海代表国民党中央去香港迎接，和汪精卫一同乘船回上海。那时，周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民众训练部长。
蒋介石仍要他和汪精卫加强联系，以消除1935年汪精卫被刺时留下的与蒋介石之间的隔阂。在周与汪的联系中，彼此交流对抗战、对国共合作的看法，观点非常一致，从此沆瀣一气，周与蒋反而疏远了。
周佛海参加了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庐山谈话会，7月17日蒋介石的谈话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他在蒋介石身边多年，深知蒋介石一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雷打不动，现在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难道就甘心情愿放弃“剿共”去抗日吗？
他怀疑蒋介石抗日的诚意，猜测：
“也许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介石不能不附和，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被逼迫着“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
他觉得蒋介石的讲话和他所思所想格格不入，倒是汪精卫的抗战必亡论与他情投意合。不过，周佛海对蒋介石的感情是深厚的，即使后来公开投敌叛国，仍对他与蒋介石的旧交百般留恋惋惜。
2、“低调俱乐部”的由来
“低调俱乐部”一开始主要攻击目标并不是蒋介石，更非有意叛蒋。周佛海主持其事，也不是有人推举或任命。
因为他在南京的住宅——西流湾八号花园洋房，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建造的。时局动荡，使他产生一种不安全之感，便特地在花坛下建造了一个地下室。
全面抗战爆发后，听说周家住宅有地下室的熟人，纷纷来躲警报。来客中，武官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李名扬等；文官有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高宗武等。
他们除了用周佛海的防空洞以外，在政治上还有一种如蝇逐臭的关系，都认为对日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又担心共产党利用统一战线和抗战来扩大权力和影响。
在国共合作抗日受到全国各界一致拥护的形势下，他们的话不便公开、任意地对外讲，而在周佛海的洋房和防空洞里，可以大放厥词。
说什么：
“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
“因为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
周佛海说，他们的主张是在相当的时侯，结束中日战争。
“在当时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是胡适参与议论，以其与全国抗日高昂气氛不同，为之起名。
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精卫虽不公开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小组织的灵魂。
他们和汪精卫的主张“完全”一致，所以“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这个小集团通过周佛海等人与汪精卫联系。
“低调俱乐部”的名称虽不能宣扬，却也不绝密，没有多久就传到社会上、机关里。
熊式辉是南京政府最高统帅部第二部（政略部）部长，周佛海、陈布雷副之，这个部研究对日和平问题，三人联系多，主张一致。
有一次，熊式辉警告周佛海：
“你要小心，不宜乱说话。广西方面某要人，说你是非战集团的主要人物。”
此后，周佛海谨慎一些，有事和高宗武、陶希圣到中山门外灵谷寺后面的高塔顶层去密谈，然后再与汪精卫、陈布雷接头。
这个小集团既然不敌视蒋介石，仅仅认为蒋介石抗日非出自真心，是不得已而为之；蒋介石对他们的活动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认。
3、“艺文研究会”的来历
蒋介石身边也有主和派，两位幕僚长——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军政部长（后任参谋总长）何应钦，以及军委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军委会秘书厅副秘书长陈布雷，都愿和不愿战。
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时，“低调俱乐部”的人认为有机可乘，纷纷出洞，向汪精卫进言，并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建议：“和平之门不可闭”。
陶德曼调停失败之后，他们仍不死心，周佛海事后描绘那伙人拼命挣扎的情况说：
“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
在破坏国共合作方面，“低调俱乐部”也不遗余力。共产党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到敌人后方去抗日，也许会与日本的军队拼个两败俱伤，蒋介石、汪精卫都希望通过这条路达到十年“剿共”没能达到的目的。
但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日的战斗中壮大，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它能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和影响，蒋汪对此极为重视。
周佛海、陶希圣献策，组织一个暗中和共产党争夺阵地的文化团体，得准。
于是而有1938年1月14日“艺文研究会”在汉口的成立，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
有CC分子、复兴社分子参加其中。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
这个团体的活动主要是拉拢文化界人士，以付稿酬为名，给以津贴，越反中共，给钱越多。叶青、蒋廷黻、李圣五、梅思平、姚蓬子等均拿稿酬。对青年党、国社党由蒋介石密谕，每月由艺文研究会各津贴3000元。该会还资助各地大小报，出版艺文研究丛书（陶希圣主编）。
他们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射暗箭中伤共产党。其经费每月50000元，由蒋介石下手谕命军需署从军事特支费内开支。
这个艺文研究会，除了拉拢文化人士，利用宣传阵地反对中共外，还派生两个作用，一是“低调俱乐部”有了公开身份，其活动可以用“艺文研究会”打掩护，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社会上，二是汪精卫可以利用它和它的分支机构暗中勾结日本，从事求和活动。
1938年12月31日，陶希圣致胡适信中说，艺文研究会受蒋介石“面命”，受汪精卫“指导”，宗自：
“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
4、高宗武与日本的媾和
陶德曼调停破产后，“低调俱乐部”的人继续寻求和谈之路。蒋介石也极秘密地探讨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和谈对手的方针能否改变。双方在物色从事这项活动的人选时，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高宗武。
高宗武曾留学日本，抗战时才30岁出头。
蒋汪第二次合作时，汪精卫任用他到外交部工作。他协助汪精卫办理同日本谈判、签约的事，得到汪精卫的赏识。1935年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是一个汪精卫蒋介石都很器重的人物。
抗战开始后，他反对抗战，是“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早在1937年7月30日，胡适等人在高宗武家吃饭，谈及对日主和一事，认为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高宗武去打通；必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此大任。
之后，胡适打电话给陈布雷，要他在蒋介石面前进言用外交手段解决中日战争。
第二天，胡适等人在蒋介石处用午餐，离开前，胡适向蒋介石建议：
“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其目的是让政府停止抗战，派高宗武去“切实打通”外交渠道，同日本和谈。
蒋介石于1937年7月31日会见汪精卫和高宗武，进行了长期间的讨论。
高宗武提出一个“使中日关系来一个180°大转弯”的计划要点，汪精卫立即表示同意，蒋介石既没表示同意，也没声言拒绝。这是蒋介石默认的表示。他常在想做又不想负责的时侯做出这种姿态。
高宗武当天同住在南京的日本满铁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取得联系，西义显已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提出“和平”运动工作报告，获准动用满铁经费。会见高宗武后，西义显去大连请示。
因上海战事即将爆发，这项活动暂停。
8月9日，高宗武在上海先后同日本前驻上海总领事、时任日本纺织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及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秘密会谈。
船津带来日本政府的条件：
永定河左岸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地带，中国不驻兵，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取消冀察、冀东两政权，其行政首脑必须如何应钦这样的人物担任，应赋予广泛的权力；华北五省实施日华经济合作。
5、谁在主导中日媾和？
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之后，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日本政府对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下列条件，仍可签订停战协定，即：
（一)中国加入共同剿共同盟；(二)中日经济合作，骋日本技术专家任财政、经济及特种工程事项顾问；（三）中国加入剿共协定后，日本撤回除天津、北平、察哈尔、绥远以外的军队，（四）上海、天津、北平、青岛各市长应由日本人指派。
蒋介石没讨论这些条件，而是秘密命令陈布雷设法与日本联络。
陈令高宗武办，高派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赴日本，探询日本能否改变1938年1月16日声明的方针。
2月，董在日本横滨与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桢昭大佐会见，在影佐介绍下，又在东京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
经过晤谈，影佐因为日本政府有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他不便给蒋介石写信，就给他从前的两个熟人：何应钦、张群写信，说了一些空泛的话。
诸如：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等等。
董回国后，汪精卫得知蒋介石派董去日本的情况，非常高兴，把董带回的信交给陈布雷转蒋介石。
蒋介石并不正面同汪精卫研究此事，而是通过陈布雷、周佛海秘密派高宗武去香港，探询与日本和谈之路。
由行政院秘书、兼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长、再兼侍从室二处四组（组长周佛海兼）秘书罗君强，用军委会的大印、蒋介石的签章，给高宗武开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高的头衔“特派员”是罗君强随便写的。
由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蒋介石办这件事竞瞒着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
与此同时，周佛海征得蒋介石、汪精卫同意，让立法委员林柏生到香港设立艺文研究会的变相分支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
该所开办了“蔚蓝书店”，发行《国际周报》，拉拢文化人士。让高宗武在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立同类机构“日本问题研究会”，这样，可以用搜集情报的名义，从事向日本求和活动。
高宗武2月去香港，来往于香港上海之间，曾于同年4月2日、5月30日两次回武汉报告与日本人接洽“和平”情况。
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所提条件。
高宗武在香港向日方代表西义显、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转达的蒋介石的意向性条件是：中国可以承认日本对中国政策的两个原则：为了对付苏联；中日合作发展经济。
认为日本也应尊重中国的原则：
满洲、内蒙问题作为悬案待以后处理；河北、察哈尔政权迅速交还中国，以期确立长城以南的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管辖权的完整；中日应先停战，限期撤军，然后以上述条款为基础进行谈判。
日方要求蒋介石先剿共，国共分裂后再谈判停战撤军；蒋介石坚持先停战撤兵，然后剿共。蒋介石未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忙着徐州大战，想通过战争压服中国，对高宗武转达的条件持冷淡态度。
6、汪精卫的投石问路
1938年6月中旬，高宗武再回汉口汇报，之后又去香港。
这次，周佛海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在伊藤芳男陪同下，由香港东渡，7月5日到日本东京。他先后会见了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及影佐桢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说明中国政府实现中日停战的条件，试探如果坚持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谈判，可否以汪精卫为对手。
日本提出要中国承认“满洲国”及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还要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同意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高宗武表示同意。
日方对以汪精卫为和谈对手一事，给以肯定的答复，板垣给汪精卫的信表示了此意。高宗武于7月中旬回到香港。
行政院长孔祥熙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求和使者高宗武的活动，更不知其被派赴日的事。他兼中央银行总裁，7月间，在中央银行忽然看到军委会办公厅请为高宗武特派员汇款的文件，质问蒋介石：你派高司长出国，何以不让我行政院长知情？
蒋介石矢口否认高出国是他指派，为高宗武办汇款的是罗君强，他事先不知道这件事对行政院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也要保守机密。因为当时统制外汇，外汇一律经中央银行寄出，他便以军委会办公厅名义致函中央银行照汇。
机密泄漏，蒋介石批评了罗君强，并下令停支高宗武的活动经费，命他立即回汉口。
此前，王宠惠曾秘密问过蒋介石：“委员长是不是派了高司长宗武的公差？他已久未到部了。”
蒋介石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前次听说他夫人在香港生病，他曾想请假去看看。他现在不在汉口吗？”
蒋介石的答复显然缺乏真诚。王宠惠知道其中必有文章，不敢再问。
蒋介石派出高宗武，又不承认，一般人无法理解，周佛海跟随蒋介石多年，懂得这是蒋介石的政治。
蒋介石曾告诫他：
“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
他对下级保密，下级对他也保密，他派出的使者背着他去了日本，和日本商妥踢开他，由汪精卫充当对日和谈的主角，他事先竞毫无所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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