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服装颜色种类繁多，为何宋朝时期皇帝和军队有只用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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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沧海寻梦人

编辑 | 沧海寻梦人

前言

中国古代的色彩有着很强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规范，分为五正色和五间色两等十种，正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纯正的原色，今有“中华五色”之称。

色彩的复杂性同样体现在每一色彩的色相，古代有多种表达，诸如赤、朱、红、绛、、丹、彤、绯、赭等。

其中，红色如生命之血、燃烧之火，刺激视觉，富有感染力，而且红光在空气中不易被吸收、散射，穿透力强，于诸色中传播最远，故而自古以来深受喜爱，被广泛运用。

在宋代，红色更是天下第一色，在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光彩熠熠。

人文红色，最多体现在服装方面。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有红色服装，但有具体的制度。

皇帝及神像礼服

皇帝的礼服中，有套“通天冠、绛纱袍”，绛纱袍即深红色的纱袍，多用于重大典礼上。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在泰山封禅时，“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至山门，改服靴袍”。

所谓“靴袍”，“袍以绛罗为之”，与绛纱袍一样都是深红色的袍。

宋真宗祀汾阴时，也曾“改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诣庙，登歌奠献，省封石匮，遣官分奠诸神”。

大中祥符七年赴老子庙祭祀，“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号册宝”。

南郊祭天大礼时，“故事，将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辂以出；至景灵宫，止大次，衮冕而行事；至太庙、圜丘亦然。还则御太平辇，冠袍如初”，红袍总是伴随着皇帝外出活动。

贺新年的大朝会上，通常仍是这套礼服。如淳化三年正月初一，宋太宗“朝元殿受朝毕，改服通天冠、绛纱袍”。

天圣五年正月初一，宋仁宗“服靴袍，于帘内皇太后前再拜称贺”。

仁宗皇帝穿着红色罗袍，宋神宗曾在大庆殿举行仪式，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玉册玉宝：“上服绛纱袍，再拜廷中，跪授册宝。”

皇帝纳皇后的六项礼仪中，四项穿红：“发册、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内，皇帝皆服通天冠、绛纱袍。”外交场合如宋神宗接见日本僧人成寻一行，“圣主坐银倚子，白银床，著赤衫衣”。

在故宫南薰殿收藏的十五位宋帝画像中，十二位都是身穿红袍，这充分说明红色是皇袍的主色。

宋代供奉的神祇多着红袍。如宋代崇祀天神太一，多建宫观供奉，所有太一神像“并用通天冠、绛纱袍”，与皇帝同一规格的服色。

宋真宗为制造天书，对大臣说半夜看到“忽一室明朗，惊视之次，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

该天神身着红袍。洪迈记载有人入冥见到其舅，“金冠绛袍若今王者”。这都是现实社会的再现，可知帝王常服红袍。

中级官员品服及大朝会服色

宋代品官依据不同等级，穿着品服的颜色、形制、质地也不同，以示尊卑。

其中红色是中级官员的服色：

“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元年，去青不用，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皆象笏、佩鱼，九品以上则服绿，笏以木……中兴，仍元丰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

以元丰改制为界，此前的四品、五品官服朱红色，之后五品、六品官服绯红。

从唐到宋，服色变化趋势有两点：一是品色简化，由唐朝的紫、朱、绿、青四色，简化为紫、绯、绿三色，减少了级差，二是改朱（赤红）为绯（深红），品位下移到六品。

但在朝会等隆重喜庆的场合，百官多穿红衣，元丰二年规定：

“今制，朝服用绛衣，而锦有十九等。其七等绶，谓宜纯用红锦，以文采高下为差别。惟法官绶用青地荷莲锦，以别诸臣。”

“其后，又诏冬正朝会，诸军所服衣冠，厢都军都指挥使、都虞候、领团练使、刺史服第五等、军都指挥使、都虞候服第六等，指挥使、副指挥使服第七等，并班于庭。副都头以上常服，班殿门外。其朝会，执事高品以下，并服介帻，绛服，大带，革带，袜、履，方心曲领。”

文武百官不分品级都穿红锦衣，营造出一派喜庆气氛；品级区别于绶带的花纹，除了法官外仍是红色。

引赞吏服

宋代有担任引导、赞礼的吏人，谓之引赞吏，与通常的皂吏不同，穿红色衣服，俗称朱衣吏。

“朱衣者，乃台省引班之小吏耳。”其职能主要是引导官员上朝、出行。

如“朝殿日，皇太子、宰相、亲王、使相、参政各有朱衣吏二人自下马处前导至殿门”。这是权贵高官仪仗式的礼遇。

此外，文官学士以上也享受类似待遇：

“旧制，学士以上，并有一人朱衣吏引马，所服带用黄金而无鱼，至入两府，则朱衣二人引马，谓之双引，金带悬鱼，谓之重金矣。世传馆阁望为学士者赋诗云：‘眼里何时赤，腰间甚日黄’。”

学士由朱衣吏一人在前引导，官至执政大臣则增为两人。宋神宗时，“曹佾拜中书令，特赠公使钱一万贯，朱衣双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礼也”。作为一种尊荣，由皇帝恩赐。

京城以及地方官府长官，享用朱衣吏引赞的待遇：“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皆用朱衣吏。”

北宋中期，寺监长官亦用此礼，“非故事”，是礼遇泛滥的表现之一。蔡确被贬任知安州时，游览车盖亭有诗云：

“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到南宋，地方官中的学士也用双引。洪迈载：“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引接用朱衣。”

但已经不按北宋的规矩，举例如：

“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

洪迈知道典故后自知官位不够而失误，但朝廷显然并没有严格管理。

朱衣吏还充当宰相的传令人员，宋敏求任知制诰时，曾“梦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为邃清殿学士制。既寤，不能记其姓名及其文词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当制舍人吕缙叔草制，除邵不疑为宝文阁学士”。

又如“大忌日，百官集于相国寺……宰相揖讫，方行香。既毕，御史台知班，复传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传语，请不立班’，遂退”。

李格非《试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败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时欲舞文。”

则朱衣吏还出现在科举考场，大致而言，朱衣吏属于高级吏人。

军装

宋初军装为褐色，即处于红黄之间的颜色。

翰林学士张方平对宋仁宗上奏言：“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其制不得过膝，岂有红紫之服。”

后来由褐色改为美观的紫色和红色，逐渐红色为主流。

宋徽宗到南郊祭天时，警卫部队“铁骑围斋宫外，诸军有紫巾绯衣素队约千余，罗布郊野”，全部穿红衣。

两宋之际的袁文言：“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与殷轮衅鼓等色相乱，战阵之间，不遽见伤残以沮士气。”

目的是伤亡流血与红色的军装、车轮、战鼓相浑搅，可减轻士兵的恐惧，北宋后期，“天下军州戎服皆用绯，余尝亲见之。自绍兴末年，忽变为皂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无一人以为非，何哉？”

宋高宗末期忽然改为黑色军装，令人不解。赵彦卫也有此记载，并言：“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颇存往制。”唯有两浙转运使司的士兵穿红衣。

实际上南宋多数时期仍以红色为军装颜色。

如南宋前期的王质指出，朝廷强调军人要区别于平民，“恶其无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中而至于屦；其采五，白而至于绯，谓之军容”，则是以包括绯色在内的五色服装区别于平民。

宋理宗开庆年间明州作院制造的军需物品中，有红衲袄并腿裙壹千副计贰千件，红布衫柒百肆拾贰领，朱红笠头伍百肆拾玖顶。

宋理宗时期的建康作院，红色军装动辄数千，种类多样，显然是基本色调。

仪卫队伍中的将士，更多红锦袄、绯背子。春季皇帝游金明池观看龙舟赛，“有小龙船二十只，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各设旗鼓铜锣”，助威助兴的打击乐船队全部是红衣。

宋代实行募兵制，军人多“失职犷悍之徒”，故而“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军队又名“赤籍”，一般解释为“尺籍”，似不通，应与军装多红色有关。

尾语

宋代文化就是红色的延续，前此也多有尚赤的朝代，如周朝、隋朝等即是。只是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宋代更加出色。

红色不仅是宋朝的审美追求，更被当作一种文化力量，尚红的德运确立后，红色成为宋朝的生命象征。

宋人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红色的尊贵、美艳、权威、勇猛的视觉功能和象征意义，把红色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总之，在宋代历史上，红色有着独特的作用、强大的气场，是宋文化可视的一部分、宋朝的“颜值”担当，并促进了使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色彩表征。

认清宋史面貌，不宜无视这一抹“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