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魏文帝的“杰作”

2023年12月02日10:53:05 历史 1237

曹操以告密治国乃众所周知之事。实则其子曹丕也继承父辈遗志，将告密这一肮脏的统治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

权力的占据者鼓励告密，往往源于缺乏自信。曹操如此，曹丕也是如此。公元220年冬，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登基称帝，建国号为魏。在受禅过程中，曹丕广造舆论，制造了黄龙现于谯县、白雉现于饶安等祥瑞事件，又以五行谶纬之说反复“强行论证”自己称帝乃是天意的要求——所谓论证，不过是自谶纬之书中寻章摘句，然后再做牵强的解释。如《易传》里有“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一句，自曹丕处领了论证任务的太史令许芝便强行解释说本年的祥瑞黄龙是七月戊寅日出现，可见天意明明白白是要让曹丕来做皇帝。这许芝又引用《春秋佐助期》里的“汉以许昌失天下”一句为依据（此书流行于汉末曹魏时代，这句子可能是专为曹丕称帝而量身创造的），说汉献帝现在正好居住在许昌，可见天意已经决定了汉帝国要在此刻终结。

舆论宣传搞了一大套，又逼着汉献帝写了好几轮禅位诏书，好让自己一再表演谦逊辞让的戏码，最终闹到汉献帝在诏书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引经据典”哀求，要曹丕为了天下百姓牺牲自我来做皇帝，曹丕才心满意足登上受禅台，将称帝的流程走完。走完流程后，他颇为得意地“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尧如何禅位给舜，舜如何禅位给禹，我可算是知道了。与此同时，曹丕下发了一道诏书：

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

妖言，就是民间自发传开的、没有经过曹魏政权审批的祥瑞与谶纬之说。亲手操弄过祥瑞与谶纬的人，知道祥瑞与谶纬没有任何真实逻辑可言。用顾颉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曹丕称帝时将全国上下折腾了整整一个月，其实只是搞了一场“谶纬的喜剧”，那些写满了祥瑞与谶纬的文书虽然华丽，但不过是“现蒸现卖”的馒头，曹丕需要什么样的祥瑞与谶纬，下面的人就现蒸馒头，立即接单制造相应的谶纬与祥瑞。曹丕当然也清楚所谓天意，所谓历史必然要归于曹家，不过是宣传用语。自己可以操弄天意，别人当然也可以。于是，不自信的曹丕决定在曹魏政权内部全面禁止民间讲习谶纬之学，禁止与谶纬相关的著作流通。为了让这禁令得到切实贯彻，曹丕颁布了“妖谤赏告之法”，凡制造传播“妖言”者一律砍头，凡向官府告密他人制造传播“妖言”者一律有赏。

在曹丕的支持下，告密政策的执行非常得力。担任治书侍御史、治书执法职务，在工作上与告密风潮有直接接触的高柔深感担忧。他上疏曹丕说：

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辄赏。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又将开凶狡之群相诬罔之渐，诚非所以息奸省讼，缉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诰，称殷之祖宗，咸不顾小人之怨。在汉太宗，亦除妖言诽谤之令。臣愚以为宜除妖谤赏告之法，以隆天父养物之仁。

高柔认为曹丕的告密政策太过残酷。一方面是犯了错误就杀头，不给任何改过从善的机会；一方面是只要有人举报就奖赏（也意味着只要举报必定成功），会鼓励那些凶恶狡诈之徒肆意诬陷他人，会让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道德滑坡，变成人人皆无安全感的丛林社会。高柔还以周公与汉文帝不搞告密为例，试图劝说曹丕放弃以告密治国这种极不体面的行为。

据《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曹丕的回应是“帝不即从”，没搭理高柔的劝谏，继续推行以告密治国，并取得了丰硕“战果”——“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校事是专职负责告密举报事宜的官员；黄初是曹丕称帝后的年号，共七年；可知这上万桩告密案件，全部发生在曹丕统治时期。

高柔担忧民间因为告密泛滥变成丛林社会，是站在民众的立场看问题；曹丕坚持要将告密治国推行到底，是站在曹氏皇权稳固的立场。立场歧异，二者的意见自不可能一致。而事情后续的发展，也验证了高柔的担忧。史载：

相诬告者滋甚。

既然告密没有法律成本且能获得赏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既然政策鼓励百姓作恶，百姓何乐而不为？你举报我，我举报你，告密终于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全民运动的后果，是善良在曹魏帝国退散，恶意与仇恨在民间恣意生长。到了黄初四年（223年），也是告密治国政策颁行的第四年，曹丕不得不下达另一份诏书，试图以“族灭”的严酷刑罚来制止民间百姓的互相仇杀。诏书说：

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

诏书将百姓互相仇杀归因为乱世兵革之灾，是在掩耳盗铃。北方在曹操晚年已趋安定，曹丕称帝后除发军三十万征讨过一次东吴外，并无大规模战事。若民间因兵革之灾引发仇杀案件，数量多到成了需要皇帝关注的社会问题，那这社会问题也应产生于曹操晚年社会初步安定之际，没有拖了十余年后才在曹丕时代爆雷的道理（何况东吴、蜀汉也处在同一场兵灾之中，却无这种社会问题）。诏书拿乱世兵革之灾说事，不过是因为曹丕绝不愿承认是自己发起的告密运动在民间散播下了大量的仇恨。被举报者的亲人向举报者复仇，被复仇的举报者的亲人再向复仇者复仇，周而复始，成了无解之恨，社会也乱成了一锅粥。由曹丕不得不拿出“族诛”这样严酷的手段可知，当时民间私自复仇的风气很盛。

族诛之刑似乎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黄初五年（224年）春正月，曹丕不得不再次下诏修改政策，宣布官府只接受谋反大逆之罪的告密与举报，其他告密与举报一律不受理。如果有人胆敢诬告，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诬告者就要承担什么罪名。曹丕明白，民间仇杀成风同样不利于曹氏皇权。他终于妥协，以诏书的形式宣布告密有成本，告密不再绝对安全。史载，曹魏帝国的告密之风“于是遂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