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靖康之变”中的“第三种人”？

宣和末年，宰执吴敏劝徽宗内禅，直言不讳，“以三种人共守一国，国必亡。”

无论如何理解“三种人”，但“第三种人”必指宣和北伐时，“归正”或“归明”的“燕人”或“汉儿”【此处，“燕人”或“汉儿”均属史籍所用词汇】，一般指今北京周边地区的汉人，称为“燕人”，而山西云中一带的汉人，称为“山后/山北汉儿”。

具体而言，即唐末、五代时期，辽朝割占的“燕云十六州”地区的“汉人”【“汉人”也是史籍所用词汇】。宋、辽对峙时期，宋、辽边境之间的缓冲区，一般称为“两属地”，而“燕云”地区的汉人，就相当于“两属人”，从族源和血统上，他们应该属于南方的宋人，却生活在北方辽人的统治之下。

11世纪的中国，宋、辽就像是两个超级大国，南北并峙，而且各有一个小兄弟，辽朝有西夏，宋朝有青唐，而高丽、大理、大越则视宋、辽的力量对比，主动调节和决定着和各自的关系远近，比如高丽先依附辽朝，但神宗之后，宋朝在综合国力上渐占上风，高丽开始向宋朝纳贡，大理也在哲宗朝开始向宋朝纳贡，而李氏越南对宋朝则时叛时降。

徽宗宣和末年，女真崛起，一举颠覆了宋、辽维持了一百多年的战略均势，最后，辽朝天祚帝出逃，国将不国，徽宗君臣则打算趁机夺回失陷的“汉唐故疆”【此亦史籍用语】，于是，联金灭辽，燕云地区的汉人的命运，像唐末、五代时期一样，再一次不由自主。

眼看着辽朝就要解体，辽朝内部族群的撕裂日甚一日，像今天的中国一样，辽朝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契丹人之外，还有渤海人、奚人和汉人，辽朝对不同民族的统治和管理也不一样，而且，渤海人、奚人、汉人在兵制和军队编制上，也自成一体，有所谓的汉军、渤海军等。

国家分崩离析，渤海人和奚人独立倾向明显，而汉人与契丹人的矛盾也日渐突显，但燕云地区的汉人不像奚人和渤海人，更倾向于“归正”，也就是转投昔日的“母国”——宋朝。

对此，辽知易州高凤在动员汉人属下时的发言最具代表性，“天祚播迁，燕王厌世，女主初立，谋迁汉人，或闻欲行诛戮，汉人被害，吾辈安得奠枕？今者，南国宣抚被旨吊伐，汉人往往南归，今萧干、林牙见在燕京，可密遣人归款南朝，使南兵来此，内外相应，尽杀契丹，我辈可免日后之苦。”

天祚是辽朝末代皇帝，而燕王是天祚帝的堂叔，天祚出逃之后，选择在燕京（今北京）自立为皇帝，史称“北辽”，但称帝不足一年，便呜呼哀哉了，妻子萧氏临时掌管国家，由于汉人宰相李处温等此前和入宋的燕人赵良嗣暗中联系，事情败露之后，契丹人对汉人的猜忌日深，身处辽朝的汉人岌岌可危。

这也是徽宗北伐的道义所在，宋军招抚燕人的榜文写道，“燕人何辜？坐待残灭。皇帝恻然念之，乃命贯领重兵百万，救燕人于水火，灵旗北指，渐次燕圻，天地神人，莫不悦喜。于于而来者，如水之就下，沛然孰能御之？”

一言以蔽之，徽宗北伐，是为了收复“汉唐旧疆”，拯救陷于敌国的同胞，为此，徽宗授予北伐主帅童贯“御笔三策”：“如燕人悦而从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悦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策之下也。”

“燕人”人心向背，既是宋军北伐的初衷，也是北伐能否取胜的关键，但是，生活在辽、宋两国夹缝中的“燕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知易州高凤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宋朝大兵压境，知益州高凤准备率众降宋，于是，暗中派遣僧人明赞投书童贯，童贯随即派出刘光世率军取易州，途中，遭遇辽人，结果一触即溃，也让易州人陷入尴尬。

“初，我军以为易州来纳款，不为之备，偶尔遽战，为贼所乘，中部与殿后，皆不得前，前军转战至古峰台西，复挫衄。易州城内望风而以为王师至矣。太师高凤先令汉人赵秉渊密为之备，至是，尽杀耶律夷契丹，或告南军不胜，凤与秉渊等相顾失色，僧明赞曰：事已，若此且可闭门固守，以待王师。”

但为了显示投宋的诚意，高凤联合城内的宋人，已经杀光了城中的契丹人，但宋军并未能如期抵达，反而让自己差一点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也许，易州高凤的遭遇并非个案。

随后，杨可世率5000宋军潜入燕京城，燕京汉人也像易州汉人一样，准备杀光城内的契丹人，这一次，负责接应杨可世的，还是刘光世，而刘光世再次成为爽约的猪队友，结果，杨可世以及燕京汉人再次陷入危局。

在大时代的变局中，辽朝境内的汉人动辄得咎，他们以为宋军必胜，为转投宋军，表现得有些积极，而积极表现的最重要方式，便是杀光契丹人，但宋军往往是“来晚了”的那个，于是，事情的发展往往是以滑稽场面结局。

入宋之后，这些“归正”或“归明”的“燕人”和“山后汉儿”被分散、安置在沿边各州县，但如何对待这些“归正人”，考验着徽宗君臣的政治智慧，过于优待“燕人”，势必激起“老宋人”，也就是一直生活在宋朝境内的汉人的嫉妒和怨恨，如果待遇一般，“新宋人”，也就是北伐之后，归正的“燕人”和“山后汉儿”同样满腹牢骚。

很快，变局再次上演，女真入侵，再次将这些入宋的“燕人”或“山后汉儿”抛入历史的洪流里。

当“老宋人”和“新宋人”共守一城时，他们和当初的契丹人一样，再次陷入自相残杀式的“囚徒困境”里，彼此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从未消解，唯一的区别只是谁先举起屠刀。

“靖康之变”中，这类事件一再上演，而围城中的开封，也不例外，本文开头吴敏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